48年一份报纸导致中共133人被捕！其导火索竟是一群年轻人的冒进

01 惊雷乍起

民国三十七年，公历1948年，2月28日，上午。

重庆，这座刚刚卸下“战时首都”头衔的山城，空气里依然弥漫着一种复杂而紧张的气味。对于城里的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上午，江上的轮渡照常鸣笛，街边的黄葛树依然沉默。

但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的办公室里，气氛却绝不寻常。

行辕主任名叫朱绍良，浙江宁波人，陆军一级上将，头衔一大串，履历金光闪闪。

从保定军校毕业，一路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滚，混到了方面大员的位置。

此人一向以“儒将”形象示人，平日里不苟言笑，但也极少发火，讲究的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派头。

说白了，就是城府深，轻易不把喜怒挂在脸上。

今天，他正在处理公务——拆信。

对于朱主任这样的大人物来说，每天的信件堆积如山，有下属的报告，有同僚的问候，也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陈情和告密。

大部分信件都由秘书处理，但总有那么几封标注着“朱主任亲启”的，需要他亲自过目。

他随手拿起一封，信封普通，没什么特别。拆开，里面掉出来的东西却让他愣住了。

不是信纸，而是一份印刷粗糙的报纸。

报头三个大字——《挺进报》。

朱绍良的眉头立刻拧成了一个疙瘩。

对于这个名字，他非但不陌生，而且是恨之入骨。

这是重庆地下党的机关报，神出鬼没，专跟他领导下的党国对着干。

前段时间，他手下最得力的特务机构不是才报告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短期内绝无可能恢复元气吗？

可现在，这封报纸就躺在他的办公桌上。

这还不是全部。

报纸里还夹着一张薄薄的毛边纸，上面用油墨印着一排字，字迹略显歪斜，却透着一股森然的杀气：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短短十二个字，像十二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了朱绍令的眼球。

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宣战，是把战书直接拍在了他这位西南最高军政长官的脸上。

他，朱绍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体面和权威，在这一刻被这张小小的纸片撕得粉碎。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愤怒的血液“嗡”地一下冲上头顶，那张常年保持着“儒将”风范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维持了几十年的涵养功夫，在这一刻彻底破防。

“放肆！太放肆了！”

他抓起桌上的电话，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用近乎咆哮的音量吼出了一个名字：“叫徐远举过来！立刻！马上！”

电话那头的人被这雷霆之怒吓得不轻，连声应是。

徐远举，何许人也？

如果说朱绍良是摆在台面上的“帅”，那徐远举就是藏在暗地里的“刀”。

他的公开身份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听起来像个普通的军事情报官。

但撕掉这层皮，他的真实身份是保密局在西南地区呼风唤雨的大特务，是戴笠亲手栽培出来的顶尖杀手。

徐远举这人，是有干特务的天赋的。

他出生黄埔七期，本是军人，但很快就发现，比起在战场上跟人真刀真枪地干，他更喜欢在黑暗中玩弄心计和权谋。

于是，他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力行社特务处。

戴笠办特务训练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成绩最好的学员，会得到一支金笔作为奖励。

徐远举毕业的时候，浑身上下的口袋，能挂的地方，全都挂满了金笔。

从那时起，他就得了个绰号，叫“徐猛子”。

这个“猛”字，非常传神。

他不但对敌人猛，对自己人也猛，办起事来更是猛得不讲道理。

接到朱绍良的电话，徐远举不敢有丝毫怠慢。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几乎是小跑着赶了过来。一进门，就看到朱绍良那张铁青的脸。

还没等他开口，朱绍良就一反常态地将那份《挺进报》和毛边纸摔到他面前，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般吼道：“徐处长，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

“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近期内不可能重建吗？这才几天，居然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搞到了我头上！重庆地下党如此嚣张，这还了得！”

“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一切事务统统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朱绍良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是鞭子，抽在徐远举的脸上。

徐远举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知道，老板这次是真的发火了。

这种级别的愤怒，他跟了朱绍良这么久，也是头一回见。

他弯腰捡起那张毛边纸，看着上面那排刺眼的大字，心里也是一沉。

这帮地下党，胆子也太肥了。

但他毕竟是“徐猛子”，是专业的特务。

巨大的压力之下，他非但没有慌乱，反而嗅到了一丝兴奋的气味。

在他看来，案子越大，功劳才越大。

这既是天大的麻烦，也是天赐的良机。

只要破了这个案子，他在局座（毛人凤）和朱主任心中的地位，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

他立正站好，沉声回答：“请主任息怒！卑职办事不力，罪该万死。请主任放心，三天之内，我一定拿出一套周密的侦破计划。不把这伙共匪挖出来，我徐远举提头来见！”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朱绍良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

他摆了摆手，疲惫地坐回椅子上，声音里依然带着余怒：“我不要你的头，我要结果！限你一个月内，必须破案！”

“是！”

徐远举领了这道“限期破案”的军令状，躬身退出办公室。

门关上的那一刻，他脸上的恭敬和惶恐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狼一般的阴狠和冷静。

他立刻回到自己的二处，召集所有心腹骨干开会。一场针对重庆地下党的阴谋，就在这间密室里，开始迅速地酝酿。

徐远举的思路非常清晰：对方既然敢把报纸投到行辕来，说明他们极度自信，甚至有些狂妄。这种狂妄，就是他们最大的破绽。

他制定的计划核心只有一个字——“渗”。

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那些思想左倾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圈子里。

他不相信，这么一份活生生的报纸，会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三天后，一套完整、恶毒的计划摆在了徐远举的桌上。

他看着计划书，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在他看来，这帮地下党的好日子，到头了。

然而，就在徐远举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在山城的另一边，一些人却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在某个不起眼的民居里，几个年轻的地下党员围坐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这次“壮举”。

“你们听说了吗？据说朱绍良收到报纸，气得当场就把杯子给摔了！”一个年轻人压低声音，眉飞色舞地说。

“何止是摔杯子，听说他把徐远举那个大特务骂得狗血淋头，下了死命令要破案呢！”另一个人补充道，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在他们看来，这次行动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脸上，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黎明前的黑暗算什么？

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向黑暗宣战！

乐观的情绪，像酒一样，在这些热血的年轻人中间迅速蔓延开来。

他们太渴望胜利了，以至于把一次大胆的示威，当成了胜利本身。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乐观。

在人群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表情凝重的同志。

他叫许建业，对外化名杨清，是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人运动。

他比在场的这些年轻人年长几岁，经历的斗争也更复杂、更残酷。

听着同志们的议论，他的眉头越锁越紧。

一个举动，如果只能引起敌人廉价的愤怒，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彻底的暴露以及敌人疯狂的报复，那么，它就是草率的，冒进的，逞一时之快的“左倾”盲动，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他深知徐远举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徐猛子”这头凶兽，一旦被彻底激怒，他接下来的反扑，必然是百倍的疯狂和残忍。

把警告信送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固然痛快，但这无异于在漆黑的森林里点燃了一只火把，告诉了所有潜伏的野兽：我在这里。

他清了清嗓子，试图给大家降降温：“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影响确实很大，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敌人被激怒了，接下来一定会进行疯狂的反扑。我建议，所有同志立刻进入静默状态，切断非必要的联系，检查我们的掩护身份和联络渠道，必须加倍谨慎！”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让原本热烈的气氛冷却了几分。

有人不以为然地小声嘀咕：“杨清同志太多虑了，我们就是要敢于斗争，怕这怕那，革命怎么胜利？”

许建业看了那个年轻同志一眼，叹了口气，没有再争辩。

他知道，这种过于乐观的激进情绪一旦形成，就很难被几句话扭转过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好自己分管领域内的隐蔽工作。

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即将来临。

黎明前的曙光，确实让人心潮澎湃，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黎明前，往往才是最黑暗、最疯狂的。

身处其中，除了要有坚持到底的信仰与信念，还需要加倍的谨慎与警惕。

02 恶犬寻踪

徐远举的计划既然定下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执行。

要执行这个以“渗透”为核心的毒计，需要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不能是那种一看就像特务的，西装革履，头发锃亮，眼神里都写着“我是坏人”。这个人必须极其善于伪装，能把自己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而且还得有足够的耐心和心计。

徐远举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名字——李克昌。

李克昌，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堪称特务界的“影帝”。

此人长了一张极其具有欺骗性的脸，面相和善，甚至可以说有点老实憨厚。他平日里不爱穿西装，常年一件蓝布长衫，脚上一双布鞋，看起来就像个从乡下来的教书先生，或者是某个小铺子的掌柜。

他从不去那些时髦的舞厅、西餐厅抛头露面，专爱往背街小巷的茶馆、小酒馆里钻。往那儿一坐，叫上一壶廉价的沱茶，就能跟三教九流的人物聊上半天。他走在街上，你绝不会多看他一眼，顶多觉得这是个进城办事的乡巴佬。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却是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徐远举眼中“重庆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情报人员”。

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他那副人畜无害的外表，打入目标内部，在你背后悄无声息地捅上一刀。

徐远举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李克昌，并且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指示：从报纸入手。

李克昌深以为然。在他看来，报纸这东西，就像一张蜘蛛网。那些偷偷摸摸看《挺进报》的“问题青年”，就是挂在网上的小飞虫。只要有足够的耐心，顺着这些飞虫留下的痕迹，从外线往内线摸，迟早能摸到网中央那只吐丝的蜘蛛。

敌人一旦具备了耐心，又掌握了正确的方向，往往会变得非常可怕。

李克昌手下有8名正式组员，还有14个外围眼线，保密局内部管这叫“利用员”。这些人身份五花八门，有大学生、中学教员，有报馆经理、电影院的交际花，甚至还有混迹在民主党派里的人。他们就像李克昌伸出的无数根触角，遍布重庆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

命令下达后，这张看不见的大网，便悄然张开了。

半个月后，一条线索从网的边缘传了回来。

李克昌手下的眼线，草堂学校的学生姚仿恒报告：江北盘溪的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最近来了一个借宿的青年，名叫陈柏林。

此人以前是邹容路民联书店的店员，书店因为卖“禁书”被查封了，他就跑到草堂暂住。关键是，他随身带了很多“左倾”书籍，其中就有《挺进报》。

目标出现了。

李克昌得到这个情报，精神一振。

他立刻派出了手下的一名得力组员，名叫曾纪纲。

他给曾纪纲设计的身份是：一个刚刚失业、前途渺茫、对现实极度不满的知识青年。

他特别叮嘱曾纪纲：“接近陈柏林后，切莫东问西问的，那样太蠢。你要有耐心，先和他建立感情，取得他的信任。有了感情，他自然会向你吐露真情的。”

这套路数，李克昌玩得炉火纯青。他深知，对付陈柏林这种热血青年，最有效的武器不是枪，而是“友情”。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在草堂学校上演了。

由眼线姚仿恒牵线，曾纪纲以失业青年的身份，也住进了学校。

他很快就“认识”了陈柏林。

陈柏林，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满腔革命热情，却对人性险恶毫无概念。在他眼里，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一种人，披着“好人”的皮，干着最坏的事。

曾纪纲的表演开始了。

他利用自己“失业”的亲身经历，不着痕迹地向陈柏林大倒苦水，时而慷慨激昂地谈论理想，时而又捶胸顿足地痛斥现实。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追求、有抱负，却被黑暗社会压迫得走投无路的青年形象。那演技，放到今天，拿个影帝也不在话下。

陈柏林哪里见过这阵仗。他听着曾纪纲那些仿佛说到自己心坎里的话，看着他那副怒形于色的样子，直有一种遇见同路人、相见恨晚的错觉。他觉得，眼前这个姓曾的朋友，简直就是自己的知音。

见曾纪纲居无定所，为了帮这位新交的“朋友”节省开销，没过多久，陈柏林就主动邀请他搬到自己住的书店里，两人挤一个房间。

他以为这是同志般的关怀，实际上，却是彻彻底底地引狼入室。

住到一起后，曾纪纲的机会就更多了。通过日常观察和旁敲侧击地套话，他很快就从毫无防备的陈柏林嘴里，摸到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陈柏林告诉他，前几天有个姓向的先生来过书店，他走后，自己就拿到了新一期的《挺进报》。他还很神秘地透露，《挺进报》上的消息，都是由一个叫“顾先生”的人提供的，顾先生是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他的电台，就安装在市政府里面！

湖面泛起了波澜，底下果然有大鱼！

曾纪纲把这个情报秘密汇报给李克昌。

李克昌指示他：稳住，不要乱动，继续伪装，扩大线索。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必须钓出那条叫“顾先生”的大鱼。

不久，陈柏林又向曾纪纲吐露心事，说自己想和人合股，重新开一家书店。这样，晚上就可以在书店里秘密印报纸了。

说到印报纸，陈柏林还颇为自得地分享了技术细节：“《挺进报》是用钢笔尖磨尖了刻的，所以笔画很精细。油印的时候也不用滚筒，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的。”

这些细节，曾纪纲都一一记在心里。

李克昌得到这些新情报后，一条更毒的计策形成了。他指示曾纪纲：要想挖出顾先生和向先生，必须想办法促成陈柏林把书店和报纸办起来！

“你可以向陈柏林表示，”李克昌阴冷地交代着，“愿意将自己的大衣、铺盖全都卖掉，再向老乡借点钱，总之，要让他觉得你是倾尽所有在帮助他。经费方面，你不用操心，组里会拨给你500万法币，作为特别活动经费。”

用党国的钱，去资助共产党的书店，再用这个书店，去抓捕共产党。

这一招，不可谓不毒。

陈柏林完全没有料到，这位“好朋友”曾纪纲两肋插刀的情义里，盘着一条致命的毒蛇。当曾纪纲“变卖家当”、“四处借钱”凑来一大笔钱交给他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位“同志加兄弟”的信任，达到了顶峰。

于是，在特务的资助下，民生路胜利大厦对面的一家旧书店很快换了主人，挂上了“文城出版社”的新招牌。

因为在这件事上帮了大忙，大家对曾纪纲印象极好。利用这种处心积虑培养起来的好感，曾纪纲顺理成章地以“找工作方便”为由，寄宿进了书店。

陈柏林等人心想，这是应该的，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我们理当投桃报李。

就痛快地答应了。

而这一下，是彻底把狼窝挪到了自己家里。

成功渗透进书店这个核心圈子后，曾纪纲开始频繁地向陈柏林释放“要求进步”的信号。他表示，自己深受大家影响，也想加入组织，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

陈柏林信以为真，郑重地将曾纪纲的情况汇报给了上级“顾先生”。

然而，这位“顾先生”，也就是任达哉，毕竟比陈柏林多一些江湖经验。他本能地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积极分子”抱有警惕，提醒陈柏林：“不要轻易相信人，我们做地下工作的，身份暴露了就是死。”

可是，陈柏林已经中了曾纪纲的“毒”，陷得太深了。他拍着胸脯，用自己的人格为曾纪纲打包票：“顾先生，您放心，曾纪纲绝无问题！他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朋友！”

为了证明曾纪纲的“可靠”，陈柏林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曾纪纲如何“卖掉大衣”、如何“四处借钱”来资助书店开张的感人故事。

他激动地说：“这样为朋友、为革命肯倾家荡产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

这番话，最终说服了任达哉。或许是陈柏林的单纯感染了他，或许是他觉得一个肯出钱资助革命事业的人风险不大。总之，他动摇了。

这致命的动摇，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

任达哉松了口，决定安排时间亲自和曾纪纲见一面，对他进行考察。

与此同时，李克昌的另一条线也取得了突破。通过对《挺进报》蜡纸上的笔迹进行比对，他在綦江查到了一个人的笔迹，与刻印报纸的人完全吻合。

两条线索全部到位，抓捕的条件已经成熟。

李克昌冷笑着，他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

03 连锁崩溃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收网。

在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秘密据点——和平路一家不起眼的裱褙铺子里，李克昌召集了全体组员，进行最后的行动部署。

昏暗的灯光下，李克昌那张老实憨厚的脸显得格外阴森。他压低声音，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我们先抓陈柏林、顾先生、向先生，然后再去綦江抓那个刻钢板的。抓捕的顺序很重要，不能乱。”

“抓顾先生和向先生，必须做到绝对有把握。要摸清他们准确的住址，什么时候在家，抓的时候，最好要有双保险，不能让他们任何一个跑掉。”

这时，已经成功打入敌人心脏的曾纪纲，提出了一个阴毒的建议。

“李组长，”他开口道，“我认为可以布置一场鸿门宴。由我出面，假说已经在城里找到了工作，马上要离开书店。为了感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关照，特意在书店里备了一桌酒菜，托陈柏林把顾先生和向先生都请来。”

“如果他们两个都来，那就一网打尽。如果只来一个，抓住之后也可以从他嘴里撬出另一个的确切情况。”

李克昌听完，赞许地点了点头：“这是个好办法。请君入瓮，瓮中捉鳖。但分头跟踪也不能放松，要做两手准备。”

会议结束，行动方案敲定。曾纪纲的“鸿门宴”安排在一周后。

这一周，李克昌手下的特务们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鬣狗，开始疯狂地扑向猎物。渝组眼线小龙坎教员陈桂荣、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负责死死盯住陈柏林，试图从他身上摸到向先生的住址。而渝组副组长李芳信和组员盛登科，则负责跟踪，务必摸清“顾先生”在红球坝铁工厂家的具体位置。

一周后，所有情报汇总到李克昌手里。顾先生家的具体位置被死死锁定，曾纪纲的“鸿门宴”也已布置妥当，只等大鱼上钩。

行动当天。

曾纪纲趁着陈柏林出门去请顾先生和向先生的空挡，做了一个小动作。他走进厨房，将剩下的半瓶酱油全部倒进了阴沟里。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回到书店，心里一边盘算，一边等待。

不一会儿，陈柏林一个人回来了。

曾纪纲心里“咯噔”一下，故作关切地问：“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么？”

陈柏林脸上挂着淳朴的笑容，拍了拍他的肩膀：“算你运气好！我去的时候顾先生正在写账，向先生刚好也在他那里。我一说你要请客，他们都答应了！顾先生说，等他写完账，马上就一起过来。”

曾纪纲听了，心中一阵狂喜。天助我也！他强压住激动，找了个借口：“哎呀，酱油没了，我上街去打点酱油。”

他急匆匆地走出书店，在街角找到了一个正在修鞋的鞋匠。这个鞋匠，正是他的同事盛登科。曾纪纲用暗号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了过去。

盛登科拿到情报，头也没抬，继续修鞋，但人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

情报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李克昌那里。

李克昌一听，顾、向二人居然聚在了一起，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当机立断，决定不等什么“鸿门宴”了，提前下手！

他马上对配合行动的二处上校情报科长雷天元说：“雷科长，夜长梦多，我们马上行动！你带警察进书店抓人的时候，戏要做得逼真一些，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抓他的时候要连他一起抓，做全套！”

说完，李克昌亲自带队，如狼似虎地直扑红球坝铁工厂。

当特务们踹开门时，那个被称为“顾先生”的任达哉，正坐在桌前写账。而床上，躺着正在睡觉的向先生。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脑袋。

特务们在顾先生的房内进行了搜查，搜出了十几本进步书籍、一份地下党支部组织纲领和一大卷用来印《挺进报》的纸。但他们没有找到电台，只发现了两只无线电灯管。

与此同时，另一路人马包围了文城出版社书店。警察们呼啸而入，将店里的王维诗、陈柏林，以及正在“等客人”的曾纪纲，一并抓捕。

在那个暗战惨烈的年代，谁是谁，在谜底揭晓前都是一个谜。谁是真正的硬骨头，只有进了敌人的审讯室，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答案才会以最残酷的方式，用鲜血铭刻出来。

让特务们大跌眼镜的是，那个看起来不谙世事、年仅18岁的陈柏林，和那个形象模糊、瘦弱不堪的向先生，竟然是两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面对酷刑，这两个看似最不像勇士的人，却成了烈火中最无畏的勇士。他们用稚嫩和瘦弱的血肉之躯告诉敌人：革命者的信仰，就熔铸在血肉里。他们用壮烈的牺牲告诉敌人：革命者的牺牲，就是精神的不死。

然而，革命的残酷性，除了牺牲，还有背叛。

在“慈居”的审讯室里，李克昌一开始的主攻方向，就是“顾先生”。

他相信，这个负责人，一定知道所有秘密。

可当他走到“顾先生”面前，借着灯光仔细凝视这个人的脸时，一瞬间，他惊呆了。

这张脸，他认识！

李克昌的嘴角勾起一丝诡异的笑容，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锥子，刺向对方的耳膜：“任达哉，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在这里重新见面了！”

被叫做“顾先生”的人浑身一震，他下意识地回避了李克昌的眼神，没有说话。

这个回避的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承认了，他就是任达哉。

任达哉，此人背景极其复杂。他曾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抗战胜利后失业，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克昌。李克昌看他机灵，便答应帮他找工作，补贴他的生活，但前提是，他要成为军统重庆站渝组的眼线。

在《民主报》潜伏期间，任达哉也提供过一些情报，但李克昌觉得没什么价值，就渐渐疏远了他。后来《民主报》停刊，任达哉再次失业，李克昌便彻底切断了这条线。

谁能想到，1947年，这个曾经的军统眼线，竟然隐瞒历史，混进了地下党组织，还当上了负责人！

李克昌认出任达哉后，并没有急于用刑。他玩了一招攻心计。他没有亲自审问，而是直接把人交给了徐远举。

这一下，非常高明。

把任达哉交给徐远举，一方面，会让他觉得自己身份重要，分量很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将要面对的，是“徐猛子”那传说中能把钢铁融化的酷刑。

希望与恐惧，这两股力量同时挤压过来，足以让任何意志不坚的人心理快速垮掉。

徐远举是这方面的顶尖专家。他一见到任达哉，就看出了这是个什么货色。他甚至没有动用那些复杂的刑具，只是利用任达哉那段不光彩的眼线历史，进行了几句简单的心理攻击。

“你以为你混进共产党，我们就找不到你了？任达哉，你别忘了，你身上早就打上了我们的烙印！你背叛过我们一次，就能背叛他们一次！”

这几句话，像几把重锤，彻底击溃了任达哉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扮演那个英勇不屈的“革命者”了。他的历史，就是他无法洗刷的原罪。

仅仅一个晚上，“顾先生”任达哉，就从一个地下党负责人，变回了他最初的模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最不该出问题的人，出了问题。

他不仅供出了自己的上线领导——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许建业），还交代了具体的接头时间：4月4日。地点：保安路的嘉阳茶馆。

嘉阳茶馆的抓捕，由此展开。

4月4日下午，叛徒任达哉在李克昌等特务的暗中监视下，像个木偶一样，早早地来到了茶馆。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朴素、目光警惕的中年人走进了茶馆。他就是许建业。

任达哉按照事先的约定，以一个点茶的动作，向埋伏的特务发出了暗号。

瞬间，左右两边的茶客突然暴起，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将许建业死死挟持住，拖进了附近的老街32号——徐远举的特务老巢“慈居”。

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重庆地下党的核心，已经暴露在了敌人的獠牙之下。

04 毒计与雪崩

“慈居”（白公馆监狱的别称）审讯室。

这里常年阴暗潮湿，空气中混杂着血腥、汗水和霉烂的气味，是所有被捕者的人间地狱。

徐远举亲自坐镇审问许建业。他打量着眼前这个其貌不扬、但眼神异常坚定的中年人，心里清楚，这绝对是一块硬骨头。

“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徐远举开始了例行公事的盘问。

许建业沉默不语，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徐远举冷笑一声，他见过的硬汉多了，但没几个能扛过他手里的家伙事儿。他挥了挥手，旁边的特务立刻搬来了老虎凳、辣椒水等全套“招待”设备。

“看来，不给你松松筋骨，你是不会开口了。”

接下来的审讯，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残酷。各种酷刑轮番上阵，许建业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但他从始至终，只有一句话：

“我叫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的，住在过街楼旅馆。”

徐远举气急败坏。他立即派人去查，结果很快汇报：过街楼根本就没有那家旅馆。再对许建业进行仔细搜身，身上除了几张钞票，无片纸只字。

经过一天一夜的折磨，许建业已经成了一个血人，倒在污秽的地面上，奄奄一息。徐远举怕再用刑，真把人打死了，那线索就彻底断了。他只好命令特务，将这块“硬骨头”严加看守，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许建业不怕死。从他加入革命的那天起，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但此刻，他心急如焚。

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一个不起眼的皮包里，放着十七份进步工人的入党申请书，还有三份极其重要的党内文件。这些东西，比他的生命重要一万倍。一旦落入敌人手中，不仅这十七位同志性命难保，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必须把消息送出去！必须！

他躺在冰冷的地上，忍着全身撕裂般的剧痛，大脑飞速运转，苦苦思索着脱困传信的办法。

然而，他并不知道，他那份心急如焚的神情，已经被一个躲在暗处的人窥探得一清二楚。

这个人，就是李克昌。

这些混迹在阴暗世界里的恶人，对人性的理解，往往比普通人更深刻、更透彻。李克昌虽然不知道许建业急于抓住的那根“救命稻草”具体是什么，但他敏锐地察觉到，许建业的这份焦急，是可以利用的。

一条毒计，在他的脑海中迅速形成。

他找来了二处警卫组的一个上士，名叫陈远德。

李克昌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这个人长了一张看上去很老实巴交的脸。

“你的面相看上去像个老实人，”李克昌对他面授机宜，“我会安排你去看管他。你要自然而然地跟他搭话，谎称自己出身贫苦，伪装同情他。可以向他流露出一些想要捞点好处的意思，表示如果有事相托，只要有钱，你会尽力去办。”

陈远德有些怀疑：“组长，这人是硬骨头，能这么好骗？”

李克昌阴冷地一笑：“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没有选择，也没有理智的。他现在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哪怕飘过来一根稻草，他也会死死抓住不放。”

一切都按照李克昌的剧本上演了。

陈远德开始负责看守许建业。他时不时地给许建业递一点水，叹着气说些同情的话，抱怨自己当兵吃粮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许建业起初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的内心实在是太焦灼了，时间拖得越久，文件就越危险。

在求生的本能和保护同志的强烈愿望驱使下，他开始动摇了。

他反复观察陈远德，觉得这个人确实不像那些穷凶极恶的特务。

最终，他决定冒险一搏。

他中了李克昌的奸计，轻信了眼前这个伪装的“好人”。

他让陈远德拿来纸笔，迅速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老母亲的绝命书，另一封，是写给老街对面中正路大梁子志成公司一个叫刘德惠的人。

许建业告诉陈远德，只要把信送到，收信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作为酬劳，今后还会给他介绍一份体面的工作。

陈远德拿到信，立刻交给了李克昌。

李克昌展开信纸，看着上面的地址和人名，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狞笑。

他报经徐远举批准，立即派人包围了中正路的志成公司。

特务们冲进公司，进行了严密搜查。

结果，他们不仅查出了杨清的真实姓名——许建业，以及他的真实身份和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他卧室的床底下，搜出了那个藏有十七份工人入党申请书和大量《挺进报》的大皮包。

地下党的掩护身份一旦被揭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

徐远举立刻下令，拘传了志成公司的董事长黄大墉和总经理周则洵。

这两人都是生意人，没经过什么阵仗，很快就供出电力公司会计组组长、同时也是志成公司经理的刘德惠，是重庆地下党。

抓住一条鱼后，徐远举又根据皮包里搜出的那十七份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将这十七名即将入党的进步工人一网打尽。

做完这一切，徐远举提醒李克昌：切忌打草惊蛇。志成公司这个点不要撤，守株待兔，等着更大的鱼自己来撞网。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对此毫不知情。

他刚从医院看望完生孩子的妻子，就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商议工作。

刘国定走在前面，刚一脚踏进公司大门，就被两个早已守候在此的特务死死扣住。

他心里一惊，意识到情况坏了，但还是强作镇定，说自己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厂的总务主任，来这里找人。

然而，他话音未落，旁边一个已经被控制的志成公司职员就指着他说：“他不是什么刘仲逸，他是经常来找许会计的黄先生！”

此话一出，破绽暴露，刘国定当即被扣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走在后面的涂绪勋探头一看，见势不妙，展现出了惊人的机智。

他没有转身就跑，反而立刻拉住一个正要给他上手铐的特务，满脸堆笑，油腔滑调地说：“老兄，老兄，别动手！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

那特务愣了一下，吼道：“滚一边去，站好别动！”

涂绪勋像个无赖一样继续纠缠：“哎呀老兄，别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几只轮胎是顺手牵羊偷来的，你随便给几个钱就打发了，怎么样？”

他那逼真的无赖表演，成功骗过了特务。

守门的特务生怕这个偷卖轮胎的家伙在这里坏了大事，厌恶地大骂一句：“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

说完，一把将他推出了门外。

涂绪勋装出落荒而逃的样子，连滚带爬地消失在街角。

他奇迹般地脱险了。

这边，刘国定被押进了“慈居”审讯室。他一看到那血迹斑斑的刑具和徐远举阴沉的脸，腿肚子就开始打颤。

这是一个特别可笑、也极其丑陋的叛徒。

没等徐远举开口，甚至没等特务动手，他刚被摁坐到一张椅子上，就主动招了。

他谎称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为了表现“诚意”，主动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去南岸给一个叫李忠良的人送信的故事。

他以为这是“弃芝麻保”的妙计，出卖一个他认为的普通党员，保全自己这个市委书记。

然而，徐远举是何等人物？

他一看刘国定这副贪生怕死的模样，就知道这是个软骨头。

但他是不是候补党员，那就难说了。

对付这种人，徐远举有的是办法。

他不动声色，只是让刘国定先写一封《自白书》。

刘国定为了让自己的《自白书》更有“含金量”，在供出李忠良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李忠良家里很有钱的父亲李量平也供了出来。

真实的地下斗争，从来没有一边倒的正义碾压。

敌人的奸诈，和叛徒的无耻，往往远超我们的想象。

刘国定的叛变，引发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倒塌。

根据他的口供，徐远举派李克昌带队，由刘国定亲自带路，直扑南安李忠良家，将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回家的李忠良、余天，以及李忠良的父亲和女友一举抓获。

李忠良被捕后，同样没能熬过徐远举的酷刑，一个晚上就叛变投敌，供出了他的关系人余永安。

余永安被密捕后，也迅速叛变，并供出他的上线是一个被称为“老张”的人，约定15号来找他取钱。

特务押着叛徒余永安在街头秘密指认，成功抓获了前来接头的“老张”。

这个“老张”，在兴江旅馆的楼上，还没等特务上大刑，只用被子捂了几下，就彻底崩溃了。

他承认，自己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并且，他供出了一个让徐远举狂喜的情报：那个自称是“候补党员”的刘国定，真实身份是重庆市委书记！

4月18日，徐远举再次提审刘国定。

他慢悠悠地走到刘国定面前，脸上带着猫捉老鼠般的戏谑笑容，一字一句地问候道：“市委书记，刘国定同志，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聊聊了？”

刘国定听到这句话，如遭雷击，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重庆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副书记，相继被捕，并迅速叛变。

一场由这两个最高领导人的集体叛变所引发的，史无前例的雪崩式大搜捕，开始了。

江竹筠、陈然、罗广斌……一百三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场雪崩中，相继被吞噬。

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自成立以来，最惨重、最毁灭性的打击。

05 人性的深渊

在这场由《挺进报》事件引发的大搜捕中，被捕的130多人里，有一个人，名叫李文祥。

他的身份，是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

李文祥被捕之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刚烈。

特务们对他用尽了酷刑，老虎凳、辣椒水、鸭儿浮水，能上的手段都上了。他三次受审，两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但始终咬紧牙关，坚不吐实。

徐远举亲自出马，把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材料摔在他面前，试图从心理上瓦解他。

李文祥只是啐了一口血沫，大义凛然地痛骂叛徒可耻、可怜。

徐远举看着这个浑身是伤、但眼神依旧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共产党，第一次感到有些棘手。

他知道，对于这种人，单纯的肉体折磨，效果已经不大了。

于是，他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先把李文祥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暂时投进了白公馆的监狱。

在狱中，李文祥和后来《红岩》的作者之一陈然，被关在同一个囚室。

起初，两人相互勉励，发誓要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斗争到底。

李文祥的英雄气概，也让陈然深感敬佩。

但是，人，终究是复杂的。

当李文祥偶尔提及他那新婚不久、与他一同被捕、现被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时，他整个人的状态，立刻就变了。

那钢铁般的意志，仿佛瞬间被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消沉和痛苦。

这一切，没能逃过徐远举那双毒辣的眼睛。

徐远举通过安插在狱中的眼线，窥探到了李文祥人性的这一个弱点。

他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

他不再对李文祥用刑，而是换了一种更阴险的武器——软刀子。

一天，他突然安排看守特务，将李文祥从白公馆带到渣滓洞，让他与妻子熊泳晖见面。

当李文祥突然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子时，这个在审讯室里不曾掉过一滴泪的硬汉，眼泪在某个瞬间夺眶而出。

他的情感防线，一下子变得无比脆弱。

他的妻子熊泳晖，同样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

她看着丈夫憔悴的模样，强忍着泪水，安慰他说：“不要儿女情长，我们是革命者，要坚持斗争！不要害怕，只要相信光明，光明就一定会到来！”

李文祥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那次见面之后，回到牢房的李文祥，情绪彻底崩溃了。他抱着头，痛苦地对陈然说：

“我入党已经十年了，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被捕，还连累了新婚的妻子一起蹲大牢！”

“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出卖同志，不交代，这些我都能做到！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可是我新婚的妻子，她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啊！我害怕，我总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被拉出去杀掉……如果那样，我是活不下去的，我会疯的！”

陈然开导他，要他坚定革命信念，不要胡思乱想。

李文祥却痛苦地摇着头：“现在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感到我的心要碎了。”

观察到李文祥的情绪愈发脆弱，徐远举随后的一个举动，堪称阴毒至极。他不仅指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定期派特务押送李文祥去渣滓洞与熊泳晖见面，而且有意地安排他们，在狱中过夫妻生活。

这种在绝境中被施予的“温情”，像一种慢性毒药，不断消磨着李文祥的斗志，同时无限放大了他对妻子的情感牵绊和负罪感。

徐远举在等待，等待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火候到了。

一天，特务又来提李文祥去见妻子。在离开白公馆前，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按照徐远举的授意，把李文祥叫进了办公室。他板着脸，恶狠狠地对李文祥说：

“有什么要说的话，你今天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

“我们暂时还不杀你，但是你不老实，我们要先杀你太太！你太太对我们，毫无价值！”

这句话，像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击中了李文祥最脆弱的神经。他惊惧到了极点，整个人都懵了。

在去渣滓洞的路上，他失魂落魄，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的要杀我新婚的妻子了……”

走到半路，他再也走不下去了。

他猛地转过身，跌跌撞撞地往白公馆跑。

回到囚室，他不顾一切地对陈然说：“我太爱熊泳晖了！为了救她的命，我决定去自首！”

陈然大吃一惊，他冲上去，竭力阻止他：“老李，你清醒一点！这是敌人的阴谋，你不要上当啊！你真要去自首，那你就太可悲了！我会羞于与你同囚一室的！”

李文祥像疯了一样，歇斯底里地甩开他，大吼道：

“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他们现在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重庆的地下组织基本上完了，你们就当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现在必须为熊泳晖、为我的四个孩子打算了！”

陈然最后一次试图拉住他，却被他一把狠狠甩开。

当李文祥被特务带走时，陈然站在牢房里，看着他的背影，用尽全身力气怒吼道：“李文祥，你对不起自己的十年党龄，更对不起熊泳晖在渣滓洞的期盼！我会活着看到你被钉在耻辱柱上！”

1948年12月22日，已经坐了八个月牢的硬汉李文祥，趁着放风的机会，跑进了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

彻底叛变后，他出卖了何柏梁等16名同志，直接导致其中6人壮烈牺牲。

从1948年4月至1949年1月，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沪宁8人。133人中，被直接杀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一般是秘密杀害）的38人，脱险和释放的仅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杀害的4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06 黎明的审判

人性的深渊，在某些极端环境下，会吞噬掉看似最坚固的信仰。

然而，无论黑暗如何疯狂，无论背叛如何无耻，黎明的曙光，终究会刺破长夜。

正义的审判，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时间快进到重庆解放后。

天道轮回，报应不爽。

1950年9月，那个最不像特务的大特务李克昌，在万县被捕。他自知罪孽深重，在审讯室里痛哭哀嚎：“我只要求政府枪毙我，不要剥我的皮。”

1951年春，未等宣判，他就在看守所的牢房中，用一根裤带，主动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叛徒“顾先生”任达哉，国民党保密局也视其为“不忠诚”的叛徒。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他被自己人枪毙于渣滓洞。

叛徒刘国定，1950年向成都市军管会自首，1951年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藉死难烈士的在天之灵。

叛徒李忠良，解放后混入中学当老师，1950年被识破身份逮捕，次年被判处死刑。

叛徒“老张”冉益智，解放后被一个已自首的特务当街认出，扭送公安局。临刑前，他留下遗言，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李文祥，叛变后做了保密局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押赴珊瑚坝执行枪决。

陈然当年的怒吼，一语成谶。

而在这些特务叛徒中，那个最大的boss，外号“徐猛子”的徐远举，1949年在昆明被起义将领扣留，后被押送至重庆白公馆——他曾经作威作福的地方，成了这里的阶下囚。

他没有被枪毙，而是坐了24年牢。

1973年，在狱中病死，死状甚惨。

回顾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黎明前的黑暗固然令人窒息，革命者的牺牲固然令人唏嘘。但历史终究给出了它的答案：革命的胜利没有迟到，正义的审判终将到来。

那些为了信仰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精神，将与山城同在，永垂不朽。而那些作恶者和背叛者，则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任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