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家门口被害案：精神疾病患者带刀扰民何以发生？| 新京报快评

如果相关责任主体能够依法履行职责，本案被告人长时间骚扰邻居并最终导致恶性案件的结果，或许可以避免。

▲11月20日，备受关注的“成都27岁女子家门口被害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成都中院一审开庭。图/大象新闻

文|李曙明

被告人梁某某在行凶前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就诊病史，“只在事发后进行了精神鉴定”。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1月20日，“成都女子家门口遇害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被害人亲属的代理律师在阅卷后，发现了有关被告人精神状况方面的上述“反常”。

“反常”，不是从法律层面说的。被告人梁某某之前有无精神疾病就诊病史，与她实际是否患有精神病，并无必然关系。如果被告人有精神方面的异常，办案机关根据被告方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确定其精神状态，作为依法裁判的依据，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反常”，是就事实层面说的。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被告人梁某某因精神异常，经常无故与家人吵闹、摔打物品，无故窜至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鹃兴路666号中航城小区部分住户门口，进行敲门滋扰和辱骂”。而她切划、捅刺十刀致被害人死亡，正是发生在她携带刀具在小区内无故敲门滋扰过程中。

经常无故挨家挨户敲门滋扰、辱骂，还携带刀具，被告人的行为给不特定多数人带来危险，显然不是正常人所为。但这样一个人却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就诊病史，自然也就谈不上强制送医，这的确反常。

事实上，对于精神病人的诊断和强制送医，精神卫生法做了详尽规定。如果相关责任主体能够依法履行职责，本案被告人长时间骚扰邻居并最终导致恶性案件的结果，或许可以避免。

关于送医诊断，精神卫生法第28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本案被告人长时间内滋扰邻居，有时还携带刀具，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依法早就该送医诊断。

根据精神卫生法，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公安机关都可将其送医诊断。对于这些机构和个人来说，将其送医，既是权利，也是职责。但长时间没送，而是任其“逍遥法外”，不知何种原因。

同时，根据精神卫生法，一旦送医诊断确认其有精神障碍，当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时，可以对其实施强制医疗，她将不再有到处行走伤害他人的机会。

既是“强制”，强制医疗也就不以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为前提。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监护人阻碍实施住院治疗或者患者擅自脱离住院治疗，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精神卫生法赋予责任主体送医诊断、强制医疗职责，无论对于精神病患者还是对于公共安全，都是必要的。如果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可以将精神病人对社会的伤害降到最小。但现实中像本案一样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并不少见。

原因与部分职责不明确有关，比如送医诊断，近亲属、单位和公安机关都可以送，但如果都不送，谁是最后的“兜底者”，却不明确，这容易造成互相推诿。

也有放弃职责的情况。比如在一些个案中，精神病人造成伤害后，对于百姓质疑，有关部门用“家属不同意送医治疗，且未有刑案发生，警方和政府不能强制送医”搪塞，但这样的说法与法律并不相符。

从更宽泛视野考察，我们会发现责任主体切实履行精神卫生法赋予责任的意义。根据最新统计数字，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1600万以上‌，虽然像本案被告人这样的“武疯子”只占一小部分，但考虑到庞大基数，这一群体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是巨大的。

如何切实履行法定职责，需要相关制度的完善，也需要责任主体切实负起责任。将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控制在最小限度，关系着公共安全，马虎不得。

就本案而言，另据九派新闻报道，经鉴定，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检方认为其作案有预谋、具备一定控制力，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责。但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被告人有无精神病、轻重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大小，甚至可能是生死。办案机关当慎之又慎。

撰稿 / 李曙明（法律工作者）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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