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背后的真实与文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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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资料使用

我在《绿色的火焰》写作准备时，首先面对资料寻找的困难，抗战史时间太近，资料太庞杂繁复，我对历史历来持有敬畏，不敢轻易触碰，可写一本抗战后方文化活动的书，必须面对历史。在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帮助下，我与抗战文化史专家齐春风老师认识，他在云南大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再从QQ邮件里发给我几十本资料，解决了我的大难题。

齐老师发给我专家撰写的史学著作和文献资料，这没有问题。我要说的是地方史和地方文化资料的使用。事实上写《绿色的火焰》这部作品，我除了查阅历史著作，还根据所写人物的环境查阅过不少地方志、地方风物与地方文史资料，这就需要警惕了。根据我的观察，省市以下，县区一级的地方文史资料的作者有很高的工作热情与责任心，但有时为眼界所限，朴素的故乡感情有可能干扰客观准确的文化表达，调查方法、知识体系、思想认识、文字表达会有某种程度的不足，写出的地方文化图书在完整性、真实性、文化理解和思想判断方面可能会有欠缺。

他们收集的第一手地方文化资料一定有真实而重要的内容，只是未必会在叙述中被放大或强调，作家在阅读县区一级地方文化资料时，目光要能穿越那些过于宣传性和政策性的粗浅表述，从文字叙述的偏僻角落里把有用的真实内容找出来。我曾经意外获得一本乡镇文化馆打印但尚未印刷成书的乡志资料，很珍贵，那是一个相反的例证，文化馆员把乡志的资料做得很好，将大量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民间风俗辑录其中，质朴的表达保持了资料原貌。

那本乡志告诉我，当地十四五岁的少数民族男孩和女孩，相爱想结为夫妻，回家告诉父母一声就可以了，生了孩子感情破裂，找一根棍子折断，一人拿一节走，就分手了，这样的民族志生活风俗内容，常被认为落后，在一些地方文化辑录中会被删除。另外，我从民歌中研究地方风俗生活时，也发现大量少数民族民歌在翻译中被改写了，也许地方文化馆组织的民歌收集翻译者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学理性的思想认识，民歌在翻译时，常以报纸宣传为标准，民歌的内容也就被改变，原本的身体性和地方特性消失在所难免。

所以地方文化的资料使用要有甄别，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能照抄进文本。我历来只在地方文史资料的阅读中查找线索，记下有价值的信息，再亲身去调查研究，自己观察和体验并得出结论，然后在写作中作出我的个性化文学表达。

报告文学的调查方法思考

报告文学写作要做田野调查，我主持过很多文学活动，发现一些作家的调查只是就事论事，就像他们的写作只会狭窄地就事论事一样。这是有欠缺的，一个事件发生，有它深广的背景，一个人做了某件事，也有这个人久远的生活史和家族生命史做注解。就事论事的采访没有错，但它只可能产生新闻作品，更深广的生命史采访，才有可能产生文学。

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出版过五部报告文学作品，我的报告文学调查是谨慎且不厌其烦的。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写作建立在调查之上，调查不成功，写作就难以成功，调查成功的关键是方法。1999年我为写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自驾车子向云南山中一座未知的县城前进，那次我坚持独立调查，回避了当地政府与相关机构，县文联主席是我的学生，她帮我联系采访人物与机构，但三四天后我把她也拒绝了，我不需要安排好的采访。

我在县城一家小旅馆的床上铺开县文联主席找来的县志，民歌、文史资料包括党史，我把能想到和能找来的地方文化资料在小旅馆的床上铺开，每天晚上翻阅研究，找出可疑线索，次日去摸索采访。我路过县城一条残破旧街，街口的墙上钉了一个铜匠街的牌子，我找到一户人家采访，于是获知本地斑铜史和铜匠世家的生活史。我看到小旅馆对面一户人家门头上挂了一个开裂的旧匾牌，上有模糊不清的“进士”二字，问当地朋友，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去采访被老太太拒绝，却受到老头子的欢迎，一段湮没的福建会馆历史在我的写作中浮现。我那次以作家个人身份出行，独立调查并撰写的报告文学作品《乌蒙会馆的发现》出版后，一座少有人知的深山偏远小城，后来成为云南最有名的县城之一。

我写过云南峨山县民歌和民歌手调查的报告文学作品《身体在歌唱》，从地方志和工厂史的角度写过一部工厂的报告文学《百年拓东》，写过鸟类生活与人类生活神奇联系的作品《犀鸟启示录》，以及今年出版的《绿色的火焰》。我对任何一个当事人的采访，都着眼于这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家族背景，不论被采访者是领导还是普通民众，我都想办法把谈话从工作引入到他的个人生活史讲述，引导他讲出自己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逐渐成长为今天的这个人。我采访一个人基本是半天，两到三小时，全程现场录音，所有录音文件全部整理成原始文字，那些实录采访帮助我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深入理解了一个人和一个地区。我的《犀鸟启示录》采访了近三十个人，原始录音整理出几十万字，《绿色的火焰》采访整理出近五十万字，我每天晚上在酒店写采访日记，记下自己的心情和采访行程，调查资料丰富，后面的写作就能从容进行。

张庆国部分报告文学作品

主题性写作的讨论

几年前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按照要求，带一批昆明作家去县区做基层调查采访，出发前我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我在会上说，任何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好的宣传品，但很多宣传品并不是文学作品，没有文学助力，宣传品的写作有可能失效。

那次采访是为主题性写作做准备，改革开放确实给中国包括世界带来了向好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大为进步，物质丰盛，文明程度提高，但如果不能从人类历经曲折但一直坚定摸索并寻找美好生活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只想着写一个宣传品交差，写出来的作品就不会成功，大约也少有人阅读且不会流传。

主题性写作并没有错，错的是作家的方法，以及对主题性写作的理解。作家采访一个社会生活事件，但调查方法简单，怕麻烦，走马观花地看看，坐进办公室问几个工作数据，就结束采访。这样的调查流于表面，停止于工作汇报，对事件就不会有准确或深刻的思想认识，如此匆促简陋地采访后就开始写作，结果肯定不好。

很多年前曾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很多问题。他没有录音机，偶尔低头写几个字，我问他刚才写什么字？他说写关键词，我说我可以肯定你刚才写的两个字一定不关键，我跟你谈文学，谈一个作家的成长史和童年心惊胆战的经历，你不全部录下来回去分析，随便记几个词，能写出什么文章呢？

也就是说，一次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调查采访，肯定可以写成一部伟大作品，关键看你对这个事件怎么认识，看你用什么方法去做调查，有了正确的思考，再有广泛深入的正确调查方法，写作就可以信赖。

报告文学写作与小说写作

小说家跟报告文学家的写作，历来关系密切，海明威做记者，写过不少调查作品，卡波特是美国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委婉清澈，读了令人心碎。卡波特用简洁的叙事构建起由一系列物质象征物构成的迷乱生活体系，小说细节承载多重含义，对复杂人性的刻画及二战后美国消费主义和女性困境等问题有深刻揭示。在杰出作家手里，人类生命的刻画永远令人心碎，也令人感动。

但小说家卡波特写报告文学也是一把好手，几年后他的作品《冷血》出版，引起巨大震动。那部作品文学性很强，纪实性很可靠。卡波特用五年时间，前往美国一个偏远之地，跟关押中的杀人案犯交为朋友，持续不断地采访与思考，对两个杀人犯的生活史和家族背景做了全面了解，并对整个美国社会进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分析观点，于是提笔写作。他的《冷血》开头对美国堪萨斯州霍尔科姆镇的风景描写，对风滑过乱草的场景描写，对邮局一个丑陋老太婆的描写以及对当地人奇特口音的介绍，极具小说风格，但绝对真实可信，他曾说，我的人物说的每句话都有录音为证。卡波特的写作获得巨大成功，势所必然。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作品《夜幕下的大军》，以“新新闻主义”的风格记录反越战游行，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拼接，产生很大的文学力量。马尔克斯曾经是记者，写过多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他为墨西哥一家报纸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连载后产生读者排队买报的奇观，那部作品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揭开了一个政治真相，它的真实性无比强大，但那个真实事件是靠强大的小说笔法完成的。

小说笔法，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体现之一，但小说家对世界的独特观察与理解，是其撰写报告文学作品常获好评的关键。另外，小说家更习惯于关注人类情感，文学的本质就是揭示人类的情感遭遇。从情感的角度切入报告文学叙事，作品离成功可能会更近。前不久中国作协召开了报告文学创作会议，作家陈启文上台发言，他介绍自己是小说家，但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毫无疑问，他的报告文学写得有别于他人并获得较大成功，跟他的小说写作经历有关。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根本，但报告文学不止于真实，不止于外出行走的实证调查，不止于资料的学习研究，不止于真实材料的整理和罗列，它是止于文学完美的表达。也就是说，只有最后实现了文学的完美表达，一次在调查寻访和学习研究之后开始的报告文学写作，才有可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原标题：《一个作家，如何写报告文学？》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何晶

本文作者：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