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安东・西比克：威尼斯与上海同绘全球水岸共生未来

2025年11月18日，《奔流：从上海出发——全球城市人文对话》（以下简称《奔流》）第二季上海场在苏州河畔的上海总商会旧址启幕，活动主题“水岸开源——汇聚・共创・共享”旨在唤起世界对城市与水关系的重新思考。

作为同济大学荣誉教授、孟菲斯运动联合创始人、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意大利建筑师与设计师安东・西比克（Aldo Cibic）带来了题为“永恒之境威尼斯：穿行现实，抵达想象”的主旨演讲。他以威尼斯为样本，直面这座水城的结构性危机，抛出一连串直击本质的提问，试图在现实与想象的缝隙中，为全球水岸城市探索一条“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共生之路。

本文为澎湃研究所对西比克演讲内容的整理，以飨读者。

同济大学荣誉教授、孟菲斯运动联合创始人、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意大利建筑师与设计师安东・西比克（Aldo Cibic）

永恒威尼斯：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在许多人心中，威尼斯仿佛是一座“永恒之城”：水道交织、拱桥相连，广场与教堂构成经典景观，贡多拉与节庆烟火延续着数百年的城市记忆。然而在西比克看来，威尼斯首先是一套“复杂而高度脆弱的城市系统”。

他提出“永恒之境威尼斯”（Venice Forever）项目的初衷，并不是再现一座完美的古城，而是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打开一个新的工作空间：一方面如实呈现威尼斯在人口、经济、生态与治理上的多重困境；另一方面尝试勾勒新的生活方式、产业路径和生态利用模式，为城市寻找可能的出路。

因此，项目搭建了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协作平台，参与者来自水利、生态、经济、社会学、城市设计等领域，与本地居民和公共机构一起工作。这项工作的核心，是把威尼斯的未来“交到下一代专业人士和市民手中”，让他们不再只是问题的承担者，而能成为提出方案、发起试验、推动改变的主体。

五重压力叠加：一座正在被“掏空”的水城

要理解“永恒威尼斯”试图回答什么，首先必须看清这座城市所面临的现实。西比克将威尼斯的处境概括为五个彼此牵连的维度：旅游压力、地理脆弱性、经济单一化、生态失衡以及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

最直观的是人口与公共服务的衰退。曾经拥挤而充满生活气息的历史城区，如今常住人口持续流失，许多家庭搬离本岛，留在岛上的多为老人和短期游客。随着生源减少，学校不得不关闭，医院功能收缩。西比克在演讲中提出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十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孩子们成群结队上学的场景吗？”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威尼斯有可能从“有人生活的城市”，滑向只剩游客和短租公寓的“城市舞台布景”。

旅游压力则将这种“空心化”进一步放大。每年逾两千万游客涌入这座袖珍城市，使其在旅游旺季几乎被游客占据。短期而言，旅游带来可观收入，但长期来看，单一的“观光经济”正在挤压其他产业空间，也改变了居民的日常节奏。大量住宅被转作短租房，生活性商铺被面向游客的业态替代，年轻人越来越难在此找到可持续的工作和生活路径。

生态与基础设施的压力更加隐蔽，却极具破坏性。运河是城市的道路，但老式燃油船在狭窄水道频繁穿行，留下油污、尾气和持续冲刷岸线的浪涌，使潟湖水质治理难上加难。西比克回忆，他在2003年来上海时曾被苏州河水质改善的速度震撼，把照片发给威尼斯的朋友，希望他们“向上海学习”。对比之下，威尼斯的运河至今仍长期受到污染困扰。

更深层的，是地基的盐碱化与“下沉”风险。威尼斯建立在数万根木桩之上，长期的海水侵蚀让这些基础不断变弱。西比克坦言：“威尼斯并非在缓慢下沉，而是在走向坍塌。”即便大型防潮闸能够短期抵御风暴潮，它也无法从根本上阻止结构性损坏的发生。

正因如此，西比克强调，威尼斯面临的不是单一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没有哪项工程或哪种产业的调整可以独立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重新被整体、跨系统地思考。

从“谁会留下”到“怎样才有未来”

在如此复杂的系统压力下，西比克并未急于提出“万能方案”，而是以一连串关键提问直面未来。

最根本的问题是，“谁会留下”。按照时间推算，今天刚出生的孩子，若干年后将成为威尼斯的新一代青年。西比克要求项目团队设身处地，去设想那时的日常生活：在哪上学？能在哪些企业就业？是否可能在潟湖小岛上从事生态修复、农业创新或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如果城市依旧围绕游客运行，学校、医院和本地产业持续萎缩，这一代人还有多少理由留在这里？

紧随其后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在水上生活”。西比克展示了许多建筑从“被淹—腐蚀—坍塌”到不可逆的现实风险，并提出几种替代路径。例如，在适宜水域探索“船屋”（boat houses）等浮动建筑，为未来居住形态预留弹性；在潟湖小岛上重建农业、生态和社区功能，使其成为真正可居、可工作的“小型社会单元”，而非单纯的旅游目的地。

西比克强调，“永恒威尼斯”并不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品牌项目，而是一套工作方法：通过明确问题清单、构建未来场景，把看似无解的困局拆解为可讨论、可实验的议题，让“完全不可能”的方向，转化为“值得一试”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他提出要设立“新仪式”。威尼斯建城之初，人们通过与水相关的节庆活动不断确认这座城市的意义。到如今，要让新一代人与城市重新建立情感与生活联系，同样需要新的公共空间、新的社区实践以及新的城市仪式，而不仅仅是延续面向游客的表演性庆祝活动。

潟湖与岛屿：从“生态负担”到“蓝色基础设施”

当视线从威尼斯老城街巷转向更大的潟湖体系时，西比克提出了另一个生态改善路径：把潟湖从“被保护的对象”，转变成“需要被经营的生态—经济系统”。

威尼斯周边的潟湖岛屿，拥有丰富的湿地、农田和生物多样性，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要么被当作“供短途观光的一日游目的地”，要么几近荒废。西比克认为，应当重新评估这些岛屿的价值，通过生态修复与适度开发，让它们在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本地经济发展中同时发挥作用。

一个典型例子是蓝蟹。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在意大利北部水域大量繁殖，对本地贝类养殖造成严重冲击。但在另一些地区，人们开始尝试把它加工成特色产品，创造商业价值。对威尼斯而言，如何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将入侵物种治理转化为经济机会，是一个需要科学和设计共同介入的议题。

与此同时，运河交通和能源结构也需要被纳入讨论。在西比克看来，威尼斯不可能回到“没有船”的理想状态，但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推广电动或氢能船只、优化线路和船型，减少柴油船对水体和岸线的破坏。这些举措可视为“系统修补”的一部分：不是把现有交通全部推翻重来，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的二次伤害。

西比克进一步指出，关于潟湖、岛屿、船只和物种的讨论，绝非附属议题，而是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然系统本身就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只有把生态功能视作与道路、管网同等重要的基础设施，城市的长远规划才有可能奏效。

从威尼斯到上海：水岸城市的共通命题

将威尼斯的讨论置于《奔流》第二季的语境中，西比克的演讲显然不只关乎一座城市。从泰晤士河到塞纳河，从苏州河到威尼斯运河，几乎所有水岸城市都在面对相似的问题：如何在历史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共赢？如何让居民在水岸重塑中真正拥有发言权与参与权？

西比克多次提及上海苏州河的治理经验。如今，苏州河主城区岸线贯通、公共空间全面向市民开放，“让城市使用者参与改变”的逻辑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坦言，中国在推进大型城市更新项目时展现出的效率与执行力，是意大利尚有待提升的部分。

在他看来，水岸城市的“共通之道”大致包括几层含义：既要有高效的治理与执行，也要为社区参与和多元协作留出空间；既需要长远的系统规划，也离不开小规模、可试错的实验项目；城市与水的关系，不能停留在“防洪”“避水”的被动姿态，而应转向“与水共生”；可持续发展也不应被视作牺牲增长的“艰难选项”，而应成为推动生态与经济协同增效的新路径。

奔流不息：用行动定义城市的未来

在演讲的结尾，西比克引用了几位项目参与者的观点：一位水利工程师提醒，“若我们无所作为，百年之内威尼斯必将陷落”；托切罗岛上的渔民则说，“岛屿的潜力在于其居民，唯有未来的就业机会才能重振岛屿人口”；一位平面设计师感叹，“威尼斯历来敢于冒险，如今却丧失远见卓识之能。”

这些声音不仅是对威尼斯的提醒，更是对所有水岸城市的启示。水天然是奔流不息的，而城市的命运取决于如何回应这种流动——是任由潮水和资本裹挟，把居民和多元产业挤出核心区，让水岸沦为单一的城市舞台布景；还是主动拥抱变化，通过理念更新、制度调整与社区共创，让水岸成为生态修复、知识生产、青年安居与文化创新的汇聚空间。

当威尼斯的运河与上海的苏州河一同奔流向前，全球水岸城市真正面对的，是“如何与变化共生”的命题。而真正的“共生”，在于直面现实，打开想象空间，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城市未来的共同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