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晟：忆商鸿逵师与郑天挺先生的友谊

左二为商鸿逵先生

一

孟森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北大史学系的老教授，也是先父郑天挺(毅生，1899—1981)先生的师辈。郑先生对孟老治学谨严，好学不倦，老而弥笃的精神异常敬佩，当时并与孟老时以学问相往还。同时，郑先生继孟老之后，也在北大和西南联大从事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1938年1月，孟老在北平去世。此后不久，郑先生即在昆明西南联大撰写《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对孟老的清史诸多著述，予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提出孟老的《明元清系通纪》“最为巨制，用力亦最勤”。

1946年郑先生由昆明回北平不久，即闻孟老夫人在抗战八年中生活日窘，只靠将房屋一部分出租糊口。其中有一住户为日本人，依仗权势不按时交房租，弄得孟老太太极为焦虑，敢怒不敢言。尤其是当听到孟老之《明元清系通纪》原稿已有丢失，郑先生更觉不安，因之希望能将孟老的遗稿全部整理蒇事，尽早出版。

商鸿逵师系孟门弟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与郑先生相识。孟老去世后，不仅已着手整理孟老的遗著,且对孟师母的生活等，多所关怀。郑先生知此情况后，异常兴奋，即于1946年4月在孟老太太家与商师见面，商议整理孟老遗著事，并表示可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从此，他们的交往日渐增多。

1950年，商师由中法大学转入北大史学系任教。郑先生时任系主任。于是他们交往更多了起来。商师对郑先生非常尊重，辄呼之老师。事实上，他们之间都是互相敬重的。

二

1951年我考入北大史学系。当时商师已在系中任教。我曾旁听过商师讲的中国通史，其中讲到东晋豪族的奢侈生活一节，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商师举例生动，材料翔实，声音洪亮，极具吸引力，博得了同学们的好评。

1952年1月中，北大即已停课，开展“三反”运动。当时三、四年级同学及部分教师都去江西泰和参加“土改”,郑先生也是校长打电报由江西催回来的。

2月中旬以后，学校又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教师逐个检查思想，由少数年轻教师(含外系)领导同学(仅一、二年级几十位同学)向老教师提意见。商师和一些老教师在这场运动(当时叫“洗澡”)中，都蒙受了不少的委屈。

当时商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落得个“从来不老实”的“罪名”。处于那种情况下，他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记得在商师“洗澡”后，一位说话有分量的“观察员”对商师说：“人民已是万分宽大，不好好坦白，不是不能教书的问题……”少数不明真相的同学也对商师直呼其名。

事实上，在这次运动中，商师及其他老师从一开始就抱着诚恳的态度，表示应好好“改造”思想，“交代”一切问题。当时商师与郑先生住得很近，两人散会一起回家，谈话中也是互相勉励，希望共同进步。

这次运动之后随即是院系调整。郑先生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商师于三校合并后，一开始系中也确实未给排课。

1954年春节，郑先生回京过春节，并去北大中关园等处看望历史系诸先生。商师因去城内过节未在。次日，商师到城内来看郑先生，并拜年。这在当时学校已极少。他们一起谈了很多，如余逊师的病，商师编写古代史教材的感受等，极为兴奋。商师对当时系中未安排他教课事，亦毫无怨言。当然他们也谈到孟老遗著之整理。这些年，商师一直孜孜不倦地在整理孟老遗著。

三

1958年初，商师已将孟老遗著整理完毕，约郑先生写一序言。郑先生于3月5日高兴地写了序，其中对孟老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爱国思想予以充分肯定；并对商师的多年辛劳，表示崇敬。其中道：

(孟老)卒后，由商鸿逵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点查遗稿，想出版而没有机会，封存起来已经十几年了。解放后，政府关心先生的著作，出版社也想重印，先生生前好友陈叔通复嘱商鸿逵先生校辑成编，在中华书局出版。

他在给商师信中是这样写的：

前奉大札，知《心史丛书》已由兄编校完成，即将付印，欣慰之余，益增钦佩。

但郑先生仍有顾虑，他说：

近来出版诸书，颇少外人作序，若不需要或内容重复，即请见示……寄还。

不难看出，郑先生的这篇序仍然持审慎态度，对孟老的学术成就不愿谈得太多。因此在序言后仅谈：“至于心史先生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写过一篇《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见《治史杂志》第二期),现在不重复了。”一带而过。后来这篇序及信均未发。郑先生在原信皮上写道：“这封信由于学校事多，迟迟未寄。”

今天想来，当时正值“反右”之后，南开也正处于“整改”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热潮之时。当时学生批判老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贴满大字报栏，美其名为“西瓜园地”。北大的情况，当亦如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处事素来小心谨慎的郑先生，他写的序不愿发也不敢发，自在情理之中。

四

1977年，形势已好，老知识分子又活跃起来。是年8月，郑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小文章，提倡应更好地研究清史及近代史。发表后，引起一些人的回响。商师也在9月4日给郑先生一信，表示要编撰一部《清会要》。信中道：

我读到先生提倡研治清史和近代史的文章，颇受启发。我在(北大历史)系里提了一个建议，想编一部《清会要》,同志们多愿参与工作。拟就一个说明，特呈奉教正。南开明清史研究室有何专题计划，极愿一闻。

郑先生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当即回信表示赞佩与支持。从此，他们二人的学术往还，又多了起来。

1980年夏，郑先生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商师及许大龄先生参加。

五

1950年，商师由中法大学转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但解放以后，商师就遭受不公平待遇；而北大和全国高校的职称评定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也停止了二十多年，所以到“文革”结束，商师还是副教授。到了1980年秋，商师为此事给郑先生一信：

今北京大学办理教授提职，专请吾师作我的推荐人，并审阅论文，写出评语。此固属我的衷心愿望所寄，同时北大历史系也具此要求。于兹足见师与我学术传授渊源为人所尽知。

接着商师又谦虚地说：

回忆卅年前(指1950年代)我转来北大时，曾向师表示，此来愿作吾师助教。斯衷至今依然，每与同志道及，辄以为荣。(1980年10月26日致郑先生信)

是年11月14日，商师收到郑先生给他的推荐书后，给郑先生的回信中又这样写道：

接到您对我的推荐书，即交北大历史系提职评议小组。师对我过誉之处，实实不敢当，勉力以为，庶无愧师门而已。感激之情，非言可喻，容当后报。

1981年秋，郑先生的三位研究生毕业，郑先生也特约请商师及王锺翰、戴逸先生参加答辩会。他们认真地阅读了三位研究生的论文，提了不少问题，圆满地完成答辩工作。

1981年12月，郑先生去世，商师深感悲痛。他给我的悼信中说：

克晟同志礼次：握笔抚纸，曷胜悲悼!初传噩耗，未敢即信……及曹贵林同志返京，方获悉始末。老师身体素健，以偶感寒疾，竟致不起，痛哉!我史学界失去一位好导师!使再康强数年，对我等受益必更大也。惟望节哀持重，谨此慰唁!

商鸿逵拜 八一、十二、二八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郑先生去世后，他的82届及83届毕业的两位研究生的答辩工作，也都由商师及王锺翰先生负责完成。当时王、商二师都已七十来岁，仍不辞辛苦由北京坐硬席火车到津。这种热忱扶掖晚辈的精神，令人感动。当然这中间也包含两位先生对郑先生的情谊。

他们来后住在南开隔壁的天津大学招待所。一俟安排妥当，随即来到我家，向郑先生的遗像致意。

1983年夏，正值郑先生生前最后一位研究生毕业。我不忍再让商、王二老辛苦来津，于是建议商师，答辩最好在北大举行。商师及北大历史系都同意了，并顺利地完成了答辩考试。

会后，原我们应请他们二老，以示谢意。不料商师反而请了我们南开的人，真让我们心中不安。

商师对郑先生的情谊是如此深厚，如此真诚，是我们晚辈应更好学习的。他平日对学生的谆谆教诲，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2006年7月5日于南开大学东村

来源：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