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从初中生到著名哲学家——邓晓芒的治学经历

邓晓芒在江西三清山春游时留影（2010年）

从一个初中毕业生成长为著名哲学家，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却是真实的故事，其主人公就是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教授。邓晓芒于1964年初中毕业，按照他的学习成绩，考取长沙市最好的中学是毫无悬念的。可是，由于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右派分子”，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极“左”年代，当地政府规定，凡是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学生，一律不准升学。于是，邓晓芒和一批所谓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学生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当时，湖南省是这条“左”倾路线的试点，而其他省市并没有推行。1964年9月，邓晓芒与3000多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江永县。直到1974年10月，他才以病退的名义回城，先是在长沙西区劳动服务公司当民工，后被招聘到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在最笨重的工作岗位上做了4年多的工人。

那么，他是怎样从初中毕业生成为著名的哲学家的呢？这要从他当知青说起，照说他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心里是很难得到平静的。可是，别看他小小年纪，却能够做到随遇而安。他对于下乡当农民没有感到沮丧，而是迸发出一股青少年的蓬勃之气，决心试一下，去面对新的环境和农村艰苦的生活。临行时，除了带上平时换洗衣服外，仅仅带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一个笔记本，而其他课本都没有带。他决心像也是知青的哥哥一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

到农村之初，他还是抱着“改造”自己的心态，尽快地使自己成为“新式农民”。为此，他拼命地干活，磨炼出他日后学习与研究所需要的耐力。在农村，他经历了“四清”运动，亲身体验了动荡和混乱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是他在白水知青点最轻松自由的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在邻队的知青张某，他的一席话对邓晓芒影响很大。张某说：“我们现在二十来岁，正是学习的大好时光，应当多看些书，多长些知识，以后的道路还很长，现在错过了时机，将来会后悔的……”这是肺腑之言。邓晓芒与几个知青相约，一定要进入到一种积极的生活，学习理论，观察社会，读懂人生这本大书。在农村，邓晓芒读的第一本哲学著作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列宁于1920年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只有100多页，对一个初中生来说，一开始读这样艰涩的理论著作，难免会遇到困难。但是，他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中小学教授语文课的笨办法，逐句逐段地分析文章的大意和中心思想，力求弄明白文章的意思。这个办法还真的有效，进而他学会了做眉批、记笔记、写缩写等读书的方法。他尝到了读书的甜头，又读了几本理论著作，并制订了5年的读书计划。原来与他一起读书的知青朋友，由于耐不住读书的寂寞，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书本，而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但他不觉得孤独，反而意识到自己应当起航了，发誓要“看尽天下的书”，并开始了长达10年的自学生涯，既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又奠定了日后学习与研究的能力基础。

功夫不负有心人，苍天眷顾有情有义人。邓晓芒做梦也未曾想过，改变他的命运的机遇终于来了。但机遇属于有头脑准备的人，如果你不去逮住它，它就可能从你的面前溜过去。1977年8月4日至8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座谈会，根据与会代表的建议，他拍板决定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并决定从当年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但是，各省市对新的招生文件掌握的标准不一，如湖北省的考生年龄限制在30岁，而邓晓芒所在的湖南省规定在25岁以下。当年，邓晓芒已年满29岁，他不能参加本科生的入学考试。然而，另一个机遇又来了，1978年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生，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虽然他的考试成绩达到上线的标准，并且到北京进行了面试，但哲学研究所因他父母的右派问题而拒绝录取他，而考试档案又没有转到第二志愿的武汉大学，使他失去了当年攻读研究生的机会。

邓晓芒没有灰心，也不准备放弃，打算次年再考。在报名时，他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陈修斋教授，并寄去了自己的两篇哲学习作，得到陈教授的热情回信，陈教授建议邓晓芒从德文、英文和法文中选择一门学习，因为外语是研究西方哲学必需的工具。邓晓芒心领神会，立即开始自学德文。1979年考研时，他的德文成绩51分，比上线分数还高出了10分，说明他的自学能力很强，悟性也很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武汉大学在全国是比较开明的，允许自学成才的青年以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如易中天、邓晓芒、唐翼明等都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真是天赐良机，这一年邓晓芒父母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他也顺利地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这是他走上研究西方哲学之路的开始，也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他是幸运的，这里有名师指导，有丰富的哲学书籍和中西各类期刊，为他钻研西方哲学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

他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哲学？这中间有偶然的因素，他在下放农村时仅仅带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而启蒙又是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的，这显然是偶然因素。但是，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个必然就是他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学哲学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由此而产生出对自己个人即对这点兴趣的责任感，要把它实现和完成。”他又说：“每一个还保留一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人，都多少有一点哲学。一般来说，对自己人生进行反思就是哲学兴趣的根源，不做任何反思的人生只能是动物式的人生。其实，我学哲学就是要自觉地使自己成为越来越纯粹的人，自觉地抵制一切使人动物化、物化的影响。”这是纯粹哲学的境界，可惜现在这样的哲学家越来越少了，不少学习、研究哲学的人都被物化甚至被工具化了，这是中国哲学的不幸！

对于邓晓芒的治学经历，我颇为好奇，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之前又没有学过德文，他为什么选择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这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理性的决策，因为他知道德国是哲学的故乡，德国人就是天生的哲学家。于是，他就要从源头上研究哲学。众所周知，学德文比起学英文和法文都要困难得多。为了研究德国哲学，他必须攻克德文这道关。为此，他在考研之前接受了陈修斋教授的建议，在长沙向一位刚从监狱出来的长辈学德文，仅仅8个月，就达到甚至超出了录取的标准。入校以后，他又参加了学校为出国人员举办的德文进修班，从初级、中级到高级，最后还经过了一年的口语训练，基础打得比较牢固。邓晓芒热爱哲学，哲学已经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他学习如鱼得水，颇有成就。因此，1982年研究生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学习德文期间，一位德文老师对他叮咛说“你将来要保持德文不丢，最好每天翻译三五百个字。”邓晓芒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开始着手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刚开始时，翻译很艰难，但得益于他“农民式学者”的耐力，以及他酷爱哲学的思维训练，他很快就适应了康德的句式。1985年，《实用人类学》翻译完毕，他请导师杨祖陶教授审看，但杨先生工作非常繁忙，就把这本译稿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志学先生审查。喜出望外的是，梁先生在给杨祖陶教授的回信中，对邓晓芒的翻译大加赞扬，说该译文达到了关琪桐先生（著名的翻译家）的水平，并对译稿做了些批改。该译稿经过再次订正，经陈修斋教授推荐，于198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邓晓芒从此走上了由德文翻译德国哲学文献的道路。

在学术界，往往以著作等身来形容学者们的著作之多，以此来形容邓晓芒绝不为过。目前，他已经出版了个人专著44部，译著24本，发表学术论文和各种评论文章近500篇。他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呢？这源于他的信念、价值观和作风。他常常说自己是个“农民”：“农民看你行不行，就看你一天出多少活。”在国内，他是研究德国哲学成果最多的人，也是公认的研究德国哲学最权威的学者。但是，他为人却十分低调，总是平易近人，从不盛气凌人，以权威傲视其他的人。他常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必像我一样活。我只能说我自己活得很充实，也不潇洒，很累，但心甘情愿。我从来不想当生活的模范，只想当我自己。”

但是邓晓芒也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尤其是湖南人的性格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反映。一般地说，湖南人的性格是中国人最有特点的一种，他们倔强、率直、刚烈，既热情似火又爱恨分明。邓晓芒就是这样，特别是当某些事情触及做人的底线时，他就会“原则性”地发作，公开向世俗社会和潜规则宣战，让那些丑恶的现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第一是2000年他的两个博士生毕业，都是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但校学位评审委员会以发表的论文不达标而不授予博士学位。其实，这两个博士生都是写作高手，一个发表5篇，另一个发表了9篇。这显然是不公平的，邓晓芒一怒之下公开提出辞去博士生导师资格，一时在媒体上引起了轰动。最后，学校主动下梯子，才化解了这次风波。

第二是揭露评奖中的以权谋私，这发生在2001年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时。一个身为评委会主任和社科联主席的人，拉帮结派，以权谋私，不仅把自己的一篇随感小文评为一等奖，而且还给他的嫡系马哲教研室7个人每人弄到一个奖。更为不能容忍的是，赵林和彭富春两位教授申报的项目双双落马，他们可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权威，其申报的成果都是有相当分量的著作。邓晓芒对这种不公正的评奖，简直怒不可遏，他经过调查掌握了翔实的材料，写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评湖北省社科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直接点名批评省社科联主席、评奖委员会主任。这是由邓晓芒、赵林和彭富春三位教授联名在网上发表的，后被《博览群书》杂志当年第5期转载，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省社科联办公室写了一篇回应文章，百般地狡辩，掩盖其错误。邓晓芒不依不饶，又写一篇《掩耳岂可盗大钟——再评湖北省社科评奖中的学术腐败》，《博览群书》把正反面的文章同时刊登在第10期上，以让人们明辨是非。可是，真理有时是抗争不过权力的，有时他们会用10个谎言来掩盖一个错误，以至于导致更大更多的错误。

邓晓芒不仅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而且教学工作也十分出色。他认为当教师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必须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他甚至不把教书看作是培养学生，而看作是充实自己，把对学生讲授看作是提炼和清理自己观点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与学生的关系是纯粹的学术关系。这是与众不同的教学观，有了这种境界，教学效果必定是受学生欢迎的。他讲授的课程有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西方美学史、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等。由于课程大多是德国经典，所以学生听课很难懂。于是，他于2001年发明了“句读”的讲授方法，这是为适应学习经典名著而首创的。我国古代有句读这种方式，但那只是用于点断句子的。他首先以句读方式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他一句一句地读原著，往往要用10句话来解释一句原著。这种讲授方法速度比较慢，没有一个学生能够从头到尾听完，但即便是只听其中的一段，也有很大的收获，知道了应该怎样读康德的书了。

采用句读方式讲授德国经典名著，既需要耐心和毅力，教师又必须具备渊博的学问，否则怎么能够用10句来解释一句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讲授7年才完成，经过整理和修改的录音稿达190万字，于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巨册。此外，他采用句读方法讲授的著作还有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所有的句读全部出齐，估计超过1000万字，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晓芒认为：“这是一项中国人读懂西方哲学的基础性工作，没有这项工作，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只能是隔靴搔痒。”

作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邓晓芒对教育是极为关注的，这也是我极为欣赏的。纵观西方国家的著名教育家，几乎全部都是哲学家，而且他们都身体力行地参与教育改革的实验。可惜，中国搞哲学的，基本上不关心教育，更鲜有参与教育改革实验的，而搞教育研究的人又没有必需的哲学功底，这就是我国没有产生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教育家的原因。然而，邓晓芒却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不断从本源上思考和回答教育问题。什么是教育？这是教育哲学的范畴，哲学家最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教育在其最深刻的本质上，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我认为，只有从这一立场来看待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教育中各种毛病的根源才能得到彻底的揭示，也才有可能找到克服的方法。”他还认为：“从蔡元培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思想基本走的是回头路。这充分说明，我国教育事业现代化转型之漫长和艰难，对此我们必须有切实和清醒的估计。”

众所周知，我国几千年的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无论是教育目的还是教育价值观，基本上是儒家的思想在起作用。至于如何解决这个教育中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现在欠缺的是，要从头对我们的教育理念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探讨，分析儒家教育理念究竟有哪些缺陷。”我个人也一直认为，功利主义就是我国教育的圭臬，它渗透到教育的所有领域，必须有超越于功利之上的精神境界，这样才能认清教育的本质，也才能从源头上进行教育改革，创建真正的新式教育。

（转载自《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