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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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什么？如何综合施策？本期专栏推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杨志勇刊发在《人民论坛》的最新文章，推荐阅读！

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什么

杨志勇

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理解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意义，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是新征程上的重要任务。

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以贯之的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征程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要大幅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以贯之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内容，体现了历史的担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的背景下，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从本世纪中叶提前到2035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对于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理解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概念的提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朴素地理解这个重要概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收入水平应该与发达国家较为接近。同时，中国发展的起点低，与最为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仅靠一段时间的追赶是不够的。将“中等发达国家”作为比照对象，更有可行性，也说明了发展努力的方向。当时，与“中等发达国家”相联系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逐步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替代。

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关于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存在着不同说法，现实中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界定。即使是中等发达国家，也没有明确界定。世界银行把全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收入组别，即高收入组别、中等偏上收入组别、中等偏下收入组别和低收入组别。高收入组别所属的经济体是发达经济体，所对应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世界银行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衡量经济的发展程度。以世界银行公开的数据为参考，按图表集法衡量的202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1.37万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家的分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类发展指数（HDI）等确定发达国家（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也在变化之中。2020年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有39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普遍超过2万美元。2024年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有41个，部分新进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5万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拉脱维亚为2.34万美元。发达国家门阈值调整、国内物价水平、汇率变动等多种因素，均影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界定。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是具体目标。根据实际出发，参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变价），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这一清晰的界定为2035年指引了努力的方向。明确具体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而目标确定的科学性至关重要。按照以上远景目标倒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需要年均增长4.1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增速，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要再上新台阶。试想，如果一地连国内生产总值都在负增长，那么还何谈高质量发展？因此，一方面不能“唯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另一方面需要尊重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核算指标的科学价值，毕竟现实中很难找到可以替代的指标。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更加充分地考虑发展的本质要求、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史，才能更好地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是最理想不过的事，但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经济线性增长是非常困难的。历史是曲折前进的，经济增长同样如此。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欣欣向荣的国家，未能逃脱“中等收入陷阱”，最终未能成为发达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在特定时间段，也可能陷入停滞状态。世界文明史也表明，不是所有灿烂的文明都能从古至今延续下来。各种失落的文明，说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不容易。即使是延绵至今的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

根据世界经济史专家麦迪森2007年的数据，公元960年—1280年间，宋王朝的内延和外延式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1/3，而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而1700年—184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多，大大快于欧洲和日本的人口增长，但人均收入并没有下降；1840年—195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占世界总量的1/3下降到了1/20，日本、欧洲的人均收入提高了，中国人均收入出现了下降。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货币转换，并且基于一个相当保守的假定，预测中国可以在2015年重新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地位；到2030年时，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将达到23%，而在1978年时还不到5%；203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应达到西欧和日本大约在1990年时的水平。

目标的设定不能脱离现实，设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基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8亿多人口成功脱贫，特别是越到最后，越是攻坚战，中国于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3338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换算，约合1.06万美元。2024年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95749元人民币，约合1.35万美元。

图为11月16日，完成架梁铺轨的贵州瓮马铁路南延伸线（左）。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综合施策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做大蛋糕，才能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份额一直在增加，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仍然较为靠后。千方百计发展经济，需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特点，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产业，提高经济建设水平。作为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比较突出，再加上拥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用新质生产力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推进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新的赛道上加快形成优势产业。传统产业尽管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但重要性不可低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需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在农业育种等农业现代化各领域打造自己的优势。工业发展，需要注意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不能脱实向虚。制造业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内在要求，对于大经济体来说就更是如此。新业态已经在蓬勃发展，占比在未来也会越来越高，是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之所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让不同产业都能找到各自的合理定位。

经济增长是有其逻辑的。把握机遇，需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向创新要发展空间。创新有不同层次，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更多的是模仿式创新，甚至是直接引进机器设备、间接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些需要的技术在市场上买不到，这就需要自力更生。在这个阶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要把鼓励科技创新作为重要任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原始性创新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政府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在体制机制上创新，激发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让中国成为基础科学的中心、科技创新的高地。

在新发展阶段，需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大限度挖掘市场潜力，做大经济蛋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需要市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高效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出口带来外需的增长，让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市场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分工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的动能就越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任何时候，即使是面对经济逆全球化插曲时，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原因。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国际大循环的要求。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对外贸易上，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在发掘货物贸易潜力的同时，积极拓展服务贸易空间。在吸引投资上，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

与此同时，需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而更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如果出现地区市场分割，甚至市场封锁，不仅这一优势不能充分发挥，而且可能导致市场效率低下。为此，需要直面企业竞争、政府采购招标、地方招商引资等不同领域，存在的影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分析成因，并加快拆除。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较为密切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需要按照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进行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大力提振消费，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关于提振消费，居民消费无论在实物，还是在服务上，都有不小的提振空间，这既是事实，又是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转化为动力，仍然需要助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更充分、水平更高，同样的居民收入就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意味着居民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占比越高。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群体在消费中遇到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有的居民群体面对的是消费场景缺失问题，这部分居民消费可能流失到境外，亟待通过消费场景的创造以及供给的改善满足其消费的需要。有的居民群体所面对的是收入可持续性不够，从而无法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的难题，这里需要解决的是居民收入不足的问题。关于居民收入存在的问题，有的需要市场和社会来解决，有的需要政府在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需要综合发力。再分配中，税收、转移性支出等手段需要综合运用。第三次分配需要发挥好税收的激励作用。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场在发挥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初次分配中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合理会直接影响分配结果。因此，需要创造条件，让初次分配更加合理，只有初次分配更加合理，再分配的效果才会更加显现。财富分配对收入分配有直接影响。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居民财富的快速增加，财富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因此，财富分配格局的优化，将直接影响初次分配。需要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让消费潜力的释放有更充分的收入支持。

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性需要通过高质量就业来解决。就业是民生之本，要继续推行就业优先政策。需要因应经济增长到特定阶段，农业和工业（制造业）虽然很重要，但是在创造就业岗位上潜力有限的特点，抓紧发展第三产业，让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服务消费在消费中占比提升，服务供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服务经济，比任何时候都重要。通过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可以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服务业，解决更多居民的收入可持续性问题。高质量就业岗位更多需要服务业来提供。

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充分地释放市场活力。经济增长潜力，一方面取决于各生产要素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靠各要素形成的合力。生产要素自身作用的发挥以及合力的形成，都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例如，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如何更有效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只有通过改革，形成最有利于要素发挥作用的制度，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更充分显现。各生产要素合力的形成，也需要合适的制度。要通过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民间投资活跃的地方，往往是经济更加活跃的地方。需要通过改革，让民间投资有利可图，从而对经济增长更有信心。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更加重视民间投资的作用。民间投资对市场的感受最直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让投资更可持续，让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发挥。

采取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宏观政策从短期来看，所发挥的是稳定经济的作用。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持续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正确的宏观政策选择，于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宏观政策制定中，政策空间留有余地，遇到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有能力出手。宏观政策更有针对性，才能让政策效果更充分释放。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连续实施，带来的是经济稳定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在各自领域分别发力，而且要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将最大限度发挥各种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宏观政策在实施中，需要特别注意选择与改革方向一致的政策工具，有的政策措施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巩固政策效果，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要注重增强财政可持续性。需要通过加强财政科学管理，让财政资金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让财政政策效能得到进一步释放。财政政策的实施，投入的是真金白银，需要让每一分钱都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正确认识消费和投资关系，让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发挥。消费和投资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收入用于消费，就不能用于投资，这是矛盾。收入用于投资，形成新的收入，新的收入又带来消费，这样，投资带来消费，投资和消费又是统一的。同时，消费需求的满足要靠投资，消费具有促进投资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需要更好地结合。就个人而言，物品消费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很难再增加，因此，投资于物有物理界限，但是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往往不受此限，服务消费有更大的增长空间。投资于人，持续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可持续。投资于人，可以赢得更多的人才红利。人口减少对于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人口红利会相应减少，但是通过投资于人，人才红利就会增加，这对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是有利的。消费变化，经济增长动力也在变化。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农业、工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下降，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物资充足，经济持续增长需要靠服务消费的拉动。服务消费与服务投资是紧密联系的，因此，需要通过发展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服务经济，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服务经济，与就业优先政策是高度一致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吸纳就业，能够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的经济形态主要是服务经济。这也进一步凸显服务投资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 2025年第21期

原标题 | 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什么

作者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杨志勇

新媒体编辑 | 常宇峰

原文责编 | 谢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