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不是挡箭牌！对低俗婚闹坚决说“不”

最近，一条婚车遭拦截被索要50条香烟的视频引发众怒。事后，当地官方通报称，实际索要香烟数量为9条，但网友对这个结果并不买账，直言“这是把拦路抢劫说得冠冕堂皇”，“关键是要抵制低俗婚闹”。

网民来自群众，网意反映民意。屡次引发网络舆情的婚闹事件，如新郎被绑在树上遭灭火器喷射，伴娘被胶带捆在单车上遭他人强行亲吻等，桩桩件件无不令人瞠目。打着“闹喜”的旗号，实则是寻衅滋事、性骚扰，甚至涉嫌强制猥亵、侮辱罪，不仅触犯了法律，也给当事人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让原本的“闹喜”反成了“闹心”。

既然低俗婚闹如此招人恨，为何还是屡禁不止？

有人将其归咎为“传统习俗”的强大惯性，但实际上这是对传统婚闹习俗的极大误读。婚闹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因为古代新婚夫妇大多直到成婚当天才见面，为了化解紧张感，亲朋们就以适度玩笑的方式催化夫妻感情。现代社会虽说已不再“盲婚哑嫁”，但婚礼上仍保留了活跃气氛的环节，比如让新娘新郎分享恋爱故事、玩一些轻松的小游戏，既热闹温馨，又不失分寸，与低俗婚闹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低俗婚闹并不属于传统文化中“礼”的范畴。

“传统习俗”不是低俗婚闹的挡箭牌，也不是违法行为的免罪符。结婚是人生大事，在仪式上来一场狂欢的心情和愿望可以理解，但热闹欢庆的形式有很多种，不能以伤害人身、人格或者侵犯经济利益为代价，更不能触犯道德底线、法律红线。以“婚闹”之名肆意妄为，将低俗当趣味、把冒犯当热闹，是道德和法律都不允许的。

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的个体意识普遍觉醒，对于低俗婚闹这类违背公序良俗的陋习早就深恶痛绝。但观念的改变与行动转化之间还存在“时差”。参与低俗婚闹的人往往带着这样的心理：一来借婚礼由头突破边界，在他人的尴尬里找乐子；二来在从众心理驱使下，觉得“大家都这么闹”就不算过分。而对受害一方来说，往往碍于情面、怕扰喜兴而难以开口反抗。尤其在乡村熟人社会里，村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还大多沾亲带故，被婚闹的人很难卸下心理负担，去告发自己的老乡。再加上界定标准模糊、惩戒力度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低俗婚闹。

治理低俗婚闹，绝不能让“法不责众”“法不责俗”的侥幸心理钻了空子。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地“治”：该给予治安处罚的绝不手软，该追究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绝不姑息，用实打实的刚性约束，打破陋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错误认识。农村地区要持续做好宣传引导，比如用小剧小戏、微短剧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文明婚俗观念、相关法律法规反复讲给群众听，坚决不能让陋习成为理所当然。村“两委”干部和党员也要带好头，身体力行给老百姓树立文明榜样。

事实上，针对陈规陋习，国家在政策层面早有部署：2016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深化移风易俗；2022年，农业农村部等八部委还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专项治理，剑指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从各地实践看，农村地区的风俗之变也在悄然发生。有些地方抵制旧俗的同时，创新花式“玩法”，“公交婚礼”“稻田婚礼”等简约文明的新婚礼形式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各地还汲取本地优秀传统婚俗文化中的精髓，并融入时代元素，打造别出心裁的新婚俗。比如陕西省蓝田县流行在婚礼前“诵乡约”，巧妙地融入本地乡约中“婚嫁从俭”的理念，既有仪式感，又取代了低俗婚闹，群众认可度很高。红白理事会、乡村志愿者队伍等村民自治力量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在参与婚礼活动中，能够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引导。比如在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帮喜团”的大姨们每逢村里办喜事，就集体出动表演锣鼓、秧歌助兴，还和村民一起蒸喜饽饽、剪“囍”字等，既热闹又不失温情。

古往今来，鸾凤和鸣都是婚礼的主旋律。别让低俗婚闹打破这份美好，而让人生喜事变成人生憾事。毕竟，我们要的是皆大欢喜的祝福，而非以喜为名的伤害。最后，如果有人也同样置身低俗婚闹场合，请别再隐忍、敢于说“不”。如此，方能共筑文明社会的底色。

作者：毛晓雅 杨钰莹

图片：新华社、法治日报

监制：张燕 编辑：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