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与同行：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同舟路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马占成 摄

　　□ 谭备战 任艺雯

　　李济深，这位出生于1885年的国民党元老、北伐名将，其人生的后半程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这一转变，是在民族存亡与道路抉择的十字路口，基于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以及对民主理念不懈追求的必然结果。这段合作往事，不仅塑造了李济深晚年的政治生命，也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中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鲜活而深刻的范本。

　　在烽火中携手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李济深的政治转向具有特殊性。这位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的“铁军”名将，在民族危亡与国内政治纷争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与大多数同僚不同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1940年，李济深出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这个看似平常的职务调动，却为他与中共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性契机。那一时期，桂林跃升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与爱国人士云集此地。李济深到任后，立即支持组建了“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这个机构表面上隶属于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实则吸纳了夏衍、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和众多中共地下党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济深在桂林期间，对《救亡日报》等进步报刊的出版发行给予了特殊保护。当国民党特务机关要求查封这些报刊时，李济深总是以“影响抗战团结”为由予以拒绝。他的秘书尹时中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军统方面送来一份黑名单，要求逮捕一批在桂林活动的“共党嫌疑分子”，李济深看后勃然大怒：“如今国难当头，这些人都在为抗战出力，你们却要自毁长城！”

　　李济深作出政治转向绝非偶然之举，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与一般国民党将领不同，李济深早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求学期间，就深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着深刻理解和真诚信仰。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在指挥作战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有了更多的接触。1938年底，李济深在巡视皖南防务时，曾秘密参观新四军驻地。目睹这支装备简陋的部队却有着高昂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李济深深受触动。在当天的日记中，李济深写道：“观叶挺所部，虽衣衫褴褛而精神饱满，战术灵活，实为抗日劲旅。若我党军队皆能如此，何愁倭寇不灭？”这次实地观察，对李济深而言，不只是一次军事考察，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启蒙。李济深从这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军队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组织形态与精神力量，这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次皖南之行的深刻印象，极大动摇了李济深对国民党领导抗战能力的绝对信任，促使他开始超越党派界限，从民族存亡的根本利益出发，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出路。

　　创建民革与公开反蒋

　　抗战胜利后，中国站在历史的分水岭，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抉择。1946年秋，蒋介石不顾各方反对，单方面召集所谓“国民大会”，此举表面上推行宪政，实质上却试图为其一党独裁披上合法外衣。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成为李济深与蒋介石统治集团最终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1947年初，李济深作出了其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出走香港。此举意味着他已决心与蒋介石政权公开决裂，并为此放弃了在国民党内的一切地位。其面临的政治及人身风险堪称巨大，然而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目标面前，李济深毅然决然，未有丝毫退缩。这一决绝的行动本身，已然清晰地昭示了他的坚定信念与巨大勇气。

　　在香港，李济深住在罗便臣道一幢简陋的公寓里，生活清贫却精神充实，他积极联络国民党内反蒋力量，与何香凝、蔡廷锴等民主人士频繁往来。更重要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等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一时期，李济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单纯的军事反蒋转向寻求彻底的政治变革。这一思想的转变，最终结晶为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与一份纲领性的宣言。1948年1月1日，由李济深等人创建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他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主席。在标志着李济深政治路线根本转变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民革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并明确提出其最高理想是“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这一纲领清晰地表明了与蒋介石政权的决裂和对未来国家的构想。

　　奔赴光明的历史性选择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前夕，周恩来曾通过秘密渠道转交亲笔信，信中“尤需先生这样深明大义之士力挽狂澜”的恳切期许，成为一份郑重的政治邀请。

　　1948年末，李济深毅然决定北上解放区。此次北上行动危险至极。彼时，李济深依旧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中。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精心安排下，他巧妙地以“赴宴”为名离开住所，辗转多处后登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这段惊心动魄的旅程历时一个多月。为避免国民党海军拦截，货轮绕道朝鲜半岛，最终在大连靠岸。李济深的这一举动，在国民党内部引发强烈震动。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陈立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李任潮北上，较之丢失一座大城市，对党国打击更大。”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与沈钧儒、马叙伦等55位民主人士就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份声明，标志着中国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多党合作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启，也开启了李济深政治生涯的全新篇章。李济深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李济深特别注重发挥民主党派的独特作用，他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党派的使命不仅在于政治上的“在场”，更在于能够坦诚“建言”。1950年6月23日，李济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重要发言，随后在《人民日报》发文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他在文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也要站在革命岗位上，帮助它，监督它。”这一论述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共鸣，精准界定了民主党派在新型政党关系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同心同德的合作者，也是相辅相成的监督者。这种立足于共同政治基础之上的“帮助与监督”理念，为初创时期的多党合作制度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履职的重要参照。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李济深积极投身于宪法的起草与研讨工作。李济深凭借对国情与统一战线的深刻理解，多次就宪法中关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内容提出建设性意见。据当时参与宪法起草工作的民主人士回忆，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李济深尤为关注民主党派在未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积极建言献策。李济深认为，宪法不仅应明确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更应在制度上保证其参政议政职能的充分发挥。李济深的这些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高度契合，最终在宪法有关统一战线的条款中得到了体现，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肝胆相照、真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