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死三总队37年解决曲沃事件，两点失误留隐患，致两年后损兵四千

1939年冬天，山西曲沃的一座小墓前，有人悄悄烧了几张纸钱。

风很大，火苗窜得高。

几个人站在风里，低头不语，只说了一句：“他是个有本事的人。”然后就走了。

墓碑上的名字是李冠军。

就在这一年的12月，决死三纵队在秋林遭遇突然叛乱，折损四千余人。

指挥中枢被拖走，几个总队失联，政工干部被暗杀，武器也落入了顽军手中。

事后查明，带头叛变的，是两年前曾参与李冠军密谋的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倒回到1937年，那年9月，决死三总队在山西寿阳刚刚组建。

这支队伍原本是教导团第十团，有不少旧军官背景。

可新成立的总队不走老路，政委、政治指导员、政工员全都配齐了，政治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一开始部队气象一新。

官兵关系比以前好多了，上下级也不像从前那样高高在上。

可问题也很快冒头了。

总队长李冠军，是个老军人，出身国民兵，之前当过山西防共保卫团团长。

他这人有经验，管兵也有一套，可骨子里不信这套“政工制度”。

表面上说支持，背地里还是按老方法办事，谁劝也不听。

政委戎子和发现不对，多次找他谈话。

李表面点头，转头就安排自己的心腹接管要害岗位。

有一次，戎政委刚安排了个政治工作员，第二天就被李调走了。

这事儿到了年底彻底爆发。

那会儿李已经被决定调离，王子玉接替他当总队长。

李不服，不愿交接，还打算把手下的老部下一起带走，另立山头。

他在家里密谋，找来几个大队长和附属军官，计划趁王子玉刚到任、根基不稳时搞事。

他甚至事先安排好了路线，军需官带着钱准备跑路，外线还有人接应。

连曲沃当地的自卫队长王恒山也是他的人，准备带兵从北董出发，接应叛逃。

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细节。

12月22日早上，赵若襄，一个做政工的年轻人，去总队政治部汇报工作。

他路过随营三分校，看到学生全副武装，擦枪待命。

可政治部却连个岗哨都没了。

这不对劲。

赵赶紧向戎子和政委汇报，建议调模范队进城保卫政治部。

政委采纳了，写了手令让赵去传达。

可模范队队长崔晋山一听，觉得赵太紧张，没动。

赵急得直冒汗，找到三大队指导员杨绍曾，把情况说清楚了。

杨二话不说，带着崔和部队从后门出发，进了城，领了枪，开始布防。

就在这边刚布完岗，李冠军那边也动手了。

他带着几个卫兵闯进王子玉的房间，拔枪威胁，让王带着三大队跟他走。

王子玉早就防着他，躲在外村几晚了。

那天正好回来，听到动静冲出来压住了李的马弁。

局势一触即发。

赵若襄侥幸脱身，跑去找政工同志，可是很多人已经被旧军官控制住了。

有的被关，有的藏了起来，剩下的寥寥无几。

他和李伯伦两个年轻人，顶着压力守在屋里，冲锋枪子弹上膛，准备死守。

晚上9点，部队集合，李冠军在操场上吼口号，说要组建“抗日第一军”。

就在这时候，韩栋材赶到了。

他是阎锡山派来处理这事儿的参谋长。

韩没废话，直接走上讲台，和李面对面谈了几句。

紧接着，队伍解散，李被带回临汾。

当天夜里，李在二战区司令部自杀。

曲沃事件，到这算是结束了。

但故事没完。

政工干部们开始清查参与叛乱的人员，上级也批准了清理旧军官的计划。

可没想到，很多人最后还是留下来了，甚至还升了职。

例如孙瑞琨，当时是二大队大队长，参与了李的密谋，后来却因为“揭发及时”被重用。

两年后，1939年12月22日，正是“曲沃事件”那天，孙瑞琨率先叛变，发动了秋林事变。

他不仅带走了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三个总队，还缴了三个连的武器。

更狠的是，他们杀害了八总队政治主任陈士平等七人，事后还专门派人去李冠军墓前祭拜，说是“为他报仇”。

这不是偶然。

还有一个事儿也值得说，那时候教导团结束时，有一批受过培训的年轻学员。

政委本想留他们在部队里继续做思想工作，可因为沟通不畅，几乎一半人都回家了。

这批人如果留下，或许情况不一样。

秋林事变之后，决死三纵队元气大伤，重建用了很久。

那几个失守的中队和分队，直到1940年都没能全部归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