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晚年卧病在床,偶尔和身边工作人员聊起长征往事,总会提起贵州苟坝的那个雨夜。他说:“那天要是听了多数人的意见,没听毛主席的坚持,红军恐怕早就全军覆没了,哪还有后来的胜利。” 这话里的重量,藏着长征路上一段差点改写历史的危急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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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5年3月,遵义会议刚开完没多久,红军摆脱了之前的被动局面,却依旧被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部队走到贵州遵义附近的苟坝,扎下营来的时候,侦察兵传来消息:打鼓新场(现在的金沙县城)只有国民党军一个师驻守,兵力薄弱,是个可攻的目标。
当天晚上,军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要不要打打鼓新场。参会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连续行军打仗,部队需要补充物资,打下打鼓新场既能缴获粮草弹药,还能打乱敌军的包围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主张尽快出兵,就连一些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也拍了板,说“机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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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坚决反对。他皱着眉,指着地图上的打鼓新场说:“这里看着是块肥肉,其实是个陷阱。国民党军的主力离这儿不远,我们一攻城,他们肯定会连夜赶来增援,到时候我们就被包围了,想撤都撤不出来。” 他说得恳切,可没人听进去,毕竟连续的胜利让大家都有些急躁,觉得毛主席是过于谨慎了。
会议开了大半夜,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没能说服多数人。最后,大家举手表决,全票同意打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票反对。看着决议被通过,毛主席急得直跺脚,当晚就找到周总理,语气沉重地说:“恩来,这个仗不能打,打了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拿红军的命运当赌注啊!”
周总理知道毛主席的脾气,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这么坚持。他让毛主席坐下,慢慢说清楚顾虑。毛主席拿着油灯,在地图上一笔一划地指:“你看,敌军的这几个师,离打鼓新场最近的只有几十里地,我们攻城至少要两天,他们半天就能赶到,到时候腹背受敌,我们的兵力本来就少,怎么扛得住?” 周总理盯着地图看了半天,又想起之前几次毛主席精准的判断,心里渐渐有了底。
可决议已经定了,部队也在做攻城准备,怎么改过来?毛主席一夜没合眼,天快亮的时候,又提着马灯去找朱德。朱德听了他的分析,也觉得确实不妥,拍着桌子说:“差点犯了大错!” 两人一起又找到周总理,三人商量到天亮,最终决定撤销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重新调整行军路线,避开了敌军的包围圈。
果然,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国民党军的四个师已经悄悄向打鼓新场靠拢,就等着红军攻城后瓮中捉鳖。得知这个消息,之前主张攻城的指挥员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说:“幸好听了毛主席的话,不然我们都成了俘虏。”
苟坝的那个雨夜,成了长征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从这件事之后,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战略眼光,不久后就成立了由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这也为红军顺利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晚年回忆起这件事,还会感慨:“当时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主席一个人顶住压力反对。那种情况下,换个人可能就妥协了,可他没有,他心里装的是整个红军的生死。要是没有他的坚持,那个雨夜之后,可能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了。”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那个雨夜的凶险——几十万人的围追堵截,一步走错就是万劫不复。可正是毛主席在关键时刻的清醒和坚持,周总理、朱德等同志的信任和支持,才让红军闯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段往事,不仅藏着革命领袖的智慧,更藏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初心。想想看,要是当时少了那份坚持,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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