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基金会的现状、挑战与转型路径（下）

日前，和众泽益创始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SG研究中心主任王忠平，在学术期刊《公益研究》刊发文章《中国企业基金会的现状、挑战与转型路径——基于独立性、治理能力与政策环境的分析》。

*作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洞察未来，共筑企业基金力量——2025中国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发布会”平行论坛将于11月22日（本周六）在云南昆明举办，，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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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基金会面临的结构困境：从政策土壤到实践创新

根据上述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基金会作为社会化慈善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积极的探索，也面临着深刻的困境。这些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构成了制约行业整体效能提升的系统性问题。从宏观的制度环境来看，当前企业基金会最根本的挑战在于其发展所依赖的土壤———政策与制度保障不足。尽管国家已出台《慈善法》等基础性法规，但相较于美国、德国等国家成熟的法律体系，我国在针对企业基金会的专门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政策方面仍显滞后。现行的管理办法与条例在法律层面的支撑力不足，而新修改的《慈善法》也未能将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置于核心位置。这种制度供给的不足，不仅削弱了基金会的法人地位和独立性，也使其在资源获取、运作规范等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外部驱动。

在此基础上，行业内部的协同与学习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基金会发展的内部挑战。依据组织学习与协同发展理论，一个活跃的行业交流平台对于知识共享、经验积累和共同进步至关重要。然而，我国企业基金会行业普遍缺乏权威的行业协会组织，也少有致力于搭建专业交流平台的机构。即便有少量交流活动，也多倾向于宏观层面，对企业基金会特有的议题关注不足。这导致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创新模式难以有效传播，阻碍了整个行业的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使得公益研究的滞后和知识的短缺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才与结构性问题是企业基金会日常运作效能的直接瓶颈。基于人力资源与组织效能理论，合理的人员配置是组织活力的关键。当前，企业基金会普遍面临人员结构老化(平均年龄偏大)和全职人员严重不足(平均每家仅3.2人)的双重困境。这种人才结构不仅难以吸引和留住年轻、专业的公益人才，也严重制约了基金会内部实现筹款、项目管理、财务、法律等专业化分工，直接影响了其公益项目的执行效率和专业水准⑱。

进一步审视，行业内部的“头部化”发展特征以及资源获取的单一性，共同构成了企业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资源分配与公平竞争理论揭示了资源集中和竞争环境对组织发展的影响。数据显示，少数大型企业基金会(仅占5%)占据了绝大多数净资产(68%)，而绝大多数中小型基金会(占95%)的生存压力巨大。同时，在资金来源方面，企业基金会高度依赖发起企业的捐款(2021年占比91.3%)，投资收益及其它收入微乎其微。这种高度的资源依赖和获取渠道单一性，不仅削弱了基金会的独立运作能力，也使其在面对外部经济波动时抗风险能力极弱。

而上述资源、人才以及制度层面的种种不足，又在企业基金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组织治理层面，基于组织治理与自主发展理论，独立性是实现自主发展的前提。然而，企业基金会的理事长、理事、秘书长等核心职位常由发起企业高管兼任，且人员工资常常由企业直接发放。这种“企业化”的治理模式，使得基金会在公益决策上难以摆脱企业的直接影响和干预，甚至被部分企业视为营销工具，严重影响了其公信力。在内部监督方面，权力制衡与监督效能理论指出，有效的监督是组织健康运行的保障。但企业基金会内部理事会、秘书长、监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且监事易受企业影响，导致内部监督机制薄弱，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增加了违规风险。

最终，这些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的困境，共同指向了企业基金会当前面临的项目创新困境与外部监管缺失。项目管理与创新发展理论强调了项目创新性与差异化的重要性。当前，企业基金会普遍存在项目同质化的问题，投入领域集中于教育、乡村振兴等传统方向，对环境、科研、文化等领域的关注度不足，也缺乏对行业平台建设、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创新性投入。同时，市场监管与优胜劣汰理论认为，有效的外部监管和市场竞争是行业优化的驱动力。然而，我国企业基金会面临“注册难，监管弱”的困境，年检标准宽松，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大量的“僵尸基金会”的存在，不仅占用资源，也稀释了行业的整体公信力和影响力，使得整个行业在创新和效能提升方面举步维艰。

总而言之，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困境是一个复杂且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涵盖了从宏观政策环境、行业协同机制、微观人才管理，到资源获取、内部治理、项目创新以及外部监管等多个维度。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合力，构建更加有利的政策土壤，完善行业自律与协同机制，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和外部监督水平，并鼓励项目创新，方能推动企业基金会走向更加健康、可持续和高影响力的发展道路。

PART3

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策略

(一) 政府助力：构建企业基金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完善政策法规与监管制度，奠定制度基础。政府应当根据现阶段新的发展形势和需要，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基金会登记和监管制度⑥。健全关于企业基金会内部决策机制、税收调整机制、信用评价机制、问责机制等基本制度的监督，并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设置，不断创新对企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将各项支持举措落到实处，并推动各地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特色与工作实际进行多方探索广泛创新。同时，政府和监管机构也应当大力推动企业基金会行业规范等自律性制度体系的建立健全。

强化信息披露法律监管，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信息披露是企业基金会赢得公众信任与社会支持的关键环节。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企业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目前《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信息披露的整体要求是非常宽泛的，相关惩治措施也是相对无力的，无法起到应有的警示效果。因此，应当从根本着手，推动基金会信息披露入法，加强法律监管的力度，明确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与程序，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以保障公众知情权，提升企业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

提供行业扶持与激励机制，促进协同发展。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基金会与社会组织、政府部门、高校等开展联合行动，形成协同效应。具体而言，支持企业基金会向资助型组织转型，通过资助其他公益组织和项目，提升行业整体水平。政府可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鼓励企业基金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激发其发展活力。

(二) 行业聚力：搭建企业基金会的共建共享平台

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企业基金会的主管机构、监管机构，相关的行业组织等应当积极行动起来，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立足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实践，总结梳理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典型发展案例及模式，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基金会发展理论，在研究中发现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案，为中国企业基金会的未来发展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引领行业深化前行。

组织开展交流互鉴，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行业发展需要广泛的学习交流与合作互鉴，行业组织应定期举办企业基金会的行业交流及评选表彰活动，鼓励各种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的学习与互鉴。同时，行业相关组织还应当自觉成为企业基金会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和联络者、发声者，将企业基金会的发展诉求及发展成果反映至政府层面，促进政府、社会公众对企业基金会的了解，寻求更多来自各方的支持与认同，提升企业基金会的社会形象。

加强系统学习培训与人才培养，提升专业能力水平。行业协会组织可以与各高校合作，扩大公益相关专业的设置，同时为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实习机会，培养更多后备的有生力量；推动制定行业技能标准、从业资格认定，并为从业人员提供系统化培训，实现行业专业人才培养的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赋能人才、赋能行业。

(三) 自身发力：激发企业基金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落实独立属性，优化内部治理结构。要想保持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就一定要优化内部治理，健全规范组织机构建设，厘清企业基金会与企业之间的权责界限。首先，建立健全理事会、监事(会)和秘书长等组织机构的设立⑬，降低企业高管在基金会管理层的兼职比例，转而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让公益慈善、资产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成为基金会的理事、监事及秘书长，用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其次，在基金会的治理中引入独立理事及独立监事，增强理事会、监事会的客观性、独立性，确保企业基金会的决策科学、客观、专业、公正；最后，选聘具有公益慈善相关专业知识及实践经验的社会人才担任全职员工，并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待遇，充分调动员工干事创业的主动性，提升企业基金会的发展水平。

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拓展发展空间。2021年，企业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占比91.3%，投资收益、提供服务收益、政府补助收入等其他收入仅占比8.7%。企业基金会收入来源单一，单纯依赖发起企业的捐助不利于企业基金会的独立发展，广大企业基金会应当从单纯依赖发起企业“输血”转向自身“造血”能力的培养与深化。一方面，制定合理的营销计划与筹资规划，与有公益意愿的伙伴建立协同发展关系，发挥资源优势，实现公益效能最大化。在符合条件时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或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开展社会募捐。另一方面，可以引入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员对企业基金会已有资金进行管理，严格遵守《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界定的投资范围及相关要求，通过各种投资组合和资金运营手段，实现企业基金会资产的保值增值。《慈善法》也规定了慈善组织可以采取信托的方式，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踊跃担当“创新”责任，引领推动行业进步。企业基金会在非公众性公益领域具有机制与资源优势，应勇于担当创新责任。目前，艺术文化、政策倡导、行业推动等非公众性的公益领域发展相对较慢、投入也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公益活动往往需要更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另一方面这类公益活动公众关注度和社会认可度不高，与常规项目相比很难产生公益传播效应，因此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相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说，企业基金会具有一定的机制及资源优势，有着稳定的资金支持，可以在多维度、多领域尝试开展更具引领性和创造性的公益实践活动，有效推动各领域的发展与创新，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不同领域公益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协调，产生公益联动效应，聚合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推动社会整体发展。

充分利用“评估”抓手，以评促建规范发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虽非强制性要求，但对企业基金会运营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12月20日，《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经民政部部务会议通过后予以公布，并于201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但因为等级评估并非强制性要求，所以企业基金会的参评情况并不理想。根据企业基金会2021年年报披露数据，共计871家企业基金会披露了等级评定的情况，其中未参评社会组织412家，占比47.3%，接近披露企业的二分之一。虽然等级评估并非必选项，但等级评估本身对于企业基金会的自身运营与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参加等级评估且评估等级在3A以上的企业基金会才可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二是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可以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获得政府购买服务，获得政府奖励；三是参加评估可以系统梳理企业基金会的工作，促进内部治理规范化，增强自我能力建设；四是评估可以作为一种官方的背书认定，有助于企业基金会更好地吸纳资源、打造企业基金会的品牌形象与社会公信力。企业基金会应积极参与等级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洞察潜在风险，以评促建。

着力打造“阳光”信披，赢得公众普遍信赖。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公益事业和公益组织的生命力所在。想要获得更多的信任，建立起企业基金会的公信力，加大信息披露的范围、细化信息披露的颗粒度、实现企业基金会信息披露透明化势在必行。首先，企业基金会应当树立对信息披露的正确认识，提升自身进行信息披露的主观能动性，在自觉主动地进行信息披露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与透明度。其次，建立内部信息披露制度及流程规范，将信息披露工作真正放到基金会的重点推进任务中，确定披露内容、披露方式、披露频率、责任人等。最后，加强并完善对企业基金会官方网站、公众号、视频号、微博等披露渠道的建设，打好“定期发布”+“实时公示”的信披“组合拳”，真正做到“阳光”运营、“阳光”信披。

重点探索“品牌”建设，升级释放公益价值。企业基金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品牌化是必经之路。企业基金会的品牌化发展，不但可以对内强韧治理，也能够对外扩大影响力，获取更为丰富的慈善资源，更好地达成公益目标，实现更高的公益价值。首先，品牌建设要建立在稳固坚实的内部治理之上，企业基金会应当持续强化治理规范性、管理科学性、人员专业性等方面，为品牌建设打造发展沃土。其次，品牌化发展要以品牌公益项目为核心，围绕自身的优势资源，拥抱新时代新任务，善用新技术新手段，打造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造福一方社会群体、赢得广泛公众认可的品牌公益项目。最后，企业加强品牌意识，条件成熟的可以成立专门的品牌部门进行系统的工作规划与推进，尤其要重视对外的品牌传播工作，及时对品牌项目进行复盘评估、模式总结与扩散，广泛参与行业内的学习、交流、研究等各项活动，积极发声，打造影响力。

PART4

结论与展望

企业基金会作为连接市场机制与公益目标的独特社会组织，在我国共同富裕战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系统界定了企业基金会的概念与特殊性，揭示了其在资源依赖、代理问题和边界组织功能下的独特治理模式。通过对当前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本文识别出企业基金会在制度保障、内部治理、人才建设、资金获取、项目创新及外部监管等方面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突出表明其在功能发挥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挑战。

为应对上述困境，本文从政府、行业和基金会自身多维视角提出了系统性破局策略，强调通过完善政策法规、构建协同生态、优化内部治理和提升“造血”能力等路径，推动企业基金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策略旨在促进企业基金会突破传统慈善模式的局限，构建权责匹配的协同治理机制，平衡商业逻辑与公益目标，最终提升资源整合效率与社会效益。

本文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企业基金会特殊性及发展规律的理解，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具体指引。然而，本文仍存在局限性，例如数据来源主要依赖公开年报，可能存在信息不完整或滞后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通过以下三方面开展：1.采用问卷调查或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更多内部运营和治理细节数据，以验证和细化本文提出的困境与策略；2.对不同类型(如民营、国有、外资背景)或不同规模的企业基金会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其发展模式和挑战的异同；3.关注企业基金会在特定社会问题领域的实践创新和影响力评估，为理论贡献提供更丰富的案例支持。

①高功敬：《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现状、困境及政策思路》，《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②刘忠祥：《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③RozaL，BethmannS，MeijsL，etal.，HandbookonCorporateFoundations：CorporateandCivilSocietyPerspectives，Cham：SpringerInternationalPublishing，2020.

④李新天、易海辉：《公益慈善中的代理问题及其治理———以企业基金会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⑤张楠、林志刚、王名：《民营企业家战略慈善新模式：民营企业(家)基金会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⑥许睿谦、王超：《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促因研究———基于战略慈善视角的事件史分析》，《中国非营利评论》，2022年第1期。

⑦许睿谦、阳镇、姜怡辰等：《企业基金会的慈善投入能否改善资助企业绩效?———战略性慈善导向下的能力构建视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⑧张楠、林志刚、王名：《民营企业家战略慈善新模式：民营企业(家)基金会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⑨Werbel J D，Carter S M，“TheCEO's influence on corporate foundation giving，”Jouma lof Business Ethic，vol.40，no.1(2002)，pp.47-60.

⑩Carroll A B，“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towards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stakeholders，”Business Horizons，vol.34，no.4(1991)，pp.39-48.

⑪李维安：《破解企业基金会发展难题：重在治理转型》，《南开管理评论》2015年第5期。

⑫Minciullo S，Smith D，Wheler J R，“Agency implications of debt in not-for-profit hospitals：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overview，”Research in Healthcare Financing Management，vol.8，no.1(2003)，pp.7-17.

⑬陈钢、李维安：《企业基金会及其治理：研究进展和未来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年第6期。

⑭Lindenberg M，“Reaching beyond the family：new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llianges for glob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vol.30，no.3(2001)，pp.603-615.

⑮刘宏鹏：《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角色与责任研究———基于中美比较分析的视角》，《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第1期。

⑯Fombrunn C J，Gardberg N A，Bamett M L，“Opportunity platforms and safety nets：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reputationa lrisk，”Business Society Review，vol.105，no.1(2000)，pp.85-106.

⑰Westhues M，Einwiller S，“Corporate foundations：their role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vol.9，no.2(2006)，pp.144-153.

⑱沈慎、阳慧颖：《企业基金会：期待将企业特长与公益专业性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组织》2014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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