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传家 · 廉润万家 | 我很想念他

就在提笔写这篇征文的前两天，我带着孩子开车路过了双塔北路。当注视着眼前川流不息的太原站东广场时，我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路上的一切都变了，只有空气里还散发着儿时的味道，闪烁着远去的人影。如今的五龙口南巷巷口已经是一片拆迁后的空地，被厚厚的施工临时围挡遮了起来，听着施工机械碾压一切的轰鸣声，一缕阳光从裂开的门缝射了出来，恍惚间把我带回了三十多年前的那天。

小时候每到暑假，白天里爸爸妈妈上班前就会把我送来奶奶家写作业。奶奶家离火车站不远，每到下午太阳快要下山时，爷爷就带着我出门捡杏核儿。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那时候的马路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吃剩的杏核儿，甚至不用去菜市场周围，一出家门就会碰到。我手里拎着塑料袋在爷爷的身前身后不停地跑着，和爷爷比赛抢着捡起地上的杏核儿。这些杏核儿一会儿回家就会砸开取出杏仁儿，调成美味的凉菜，听奶奶说这是陕西老家的吃法。

爷爷八十岁生日当天在家团聚。

我们沿着商贩很多的幸福巷一直走，穿过火车站就到了双塔北路五龙口南巷巷口，那时的巷子口有三栋很老很老的五层楼房，楼梯间没有窗户，还是红砖砌成的镂空样式，想必冬天会很冷。虽然房子很旧，但是依然要比巷子里那些临时搭建的平房杂院要气派得多。正值晚饭时间，楼里好多人家生着炉子做饭，楼下围坐着许多老人，端着碗筷边吃聊，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当我们走近，好几位老人异常热情地冲爷爷打招呼，一声声“王书记”地叫着，纷纷站起来招呼我们过去坐下，还有人非要留下我和爷爷吃饭。因为火车站附近本就是铁路职工家属聚集的地方，平时出门经常会遇上熟人和爷爷打招呼，爷爷也总乐意和老朋友们坐下闲聊或是下棋，说实话这个场面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今天人们热情的程度还是让多年后的我回忆起来记忆犹新。本以为只是一场老友之间的重逢小聚，直到多年后我才了解到大家热情的“秘密”。

1954年春节，爷爷在集宁铁道部第三工程局材料厂工作，同购置股的同志们合影。此时爷爷从甘肃天水铁路军代表转到地方铁路建设部门工作，积极筹措物资为新中国铁路建设贡献力量。

数年后，一次听大人们谈话，爸爸的一个朋友无意间说起了五龙口南巷楼房的故事。

1960年爷爷刚刚结束了十余年在西北军管铁路的颠沛奔波，由包头来到太原，任太原铁路东站党委书记。此时国家经济刚走出困难时期，许多工业项目面临向二三线的转移，铁路运力非常紧张，调度异常繁忙。与此同时因为投资减少和物资短缺，10余万铁路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长期没有改善，许多人一家七八口挤在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棚户屋里，温饱也成了问题。了解到职工的困难，爷爷决心挤出一部分物料适当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修缮了铁路沿线的平房宿舍，在居住区多接一些公共水管方便取水，但这些对困难家庭来讲还是杯水车薪。此时爷爷萌生了给职工建楼房的想法，那时的苏氏样板楼不仅经济适用、建设难度较小，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住房困难、方便日常生活，房屋使用预制件也更节省物料降低成本。太原当时已经有许多机关单位建了这样的楼房，效果很好。经过周密地准备和施工，1965年底，五龙口南巷的三栋苏氏板楼交房了，在那个年代可谓是一件轰动的大事。虽说这时的楼房户型面积很小，也没有燃气和供暖，但是仅凭“更上一层”的感觉和方便的上下水，就已经征服了万千人心，许多人都在盘算着谁能住上这样的楼房，这时候怎么分房就成了一个难题。需要楼房的人太多了，但是房子就几十间，一些人托关系找人来说情，想照顾自家一下，也有领导想给自己分一套，毕竟自己有困难更有功劳，分给自己也是合情合理，但是爷爷秉承共产党员清廉的品性，回绝了所有请托，坚持按照革命贡献、工龄长短、家庭人口、困难程度排名后安排入住，而且是免费分房，不需要自己花一分钱，事后分到房子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工人。

说到这里，爸爸的朋友不无感慨地回忆，当年许多分到房子的军烈属激动得眼泪直流，对党和国家的感激是溢于言表的。而最让我震惊的是房子居然是免费的，当时我家也刚刚经历房改，购买了铁路的公房，想到30多年前的房子居然是“白送”的，我也懵懂地折服于那个年代的制度优越和人性的清廉朴实。想起当初老人们的热情招呼，那种洋溢在脸上的真诚、躬身在腰间的喜悦，是对坚持原则清廉公道爷爷的感谢，更是对党和国家给予特殊照顾和公平对待的感恩。那一张张笑脸让我感受到了廉洁的力量，它带给人们的不是距离，而是温暖。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简单讲，他是一个清廉为民的人。清廉不应只当作“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的标准，作为共产党员这个标准显然太低了。清廉首先是要财物上的做到清廉，不是合法所得不要分毫；其次是心中常怀人民，试问心里没有群众利益怎么可能守得住人性的底线？最后是要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时刻把自己摆进去，而不是“拎出来”，多想自己“普通”，不搞自己“特殊”，如果在心里把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区分开，早晚在行动上也要和人民对立起来。

我的爷爷就是清廉朴素的人，正像后来“文革”期间在太铁四校操场上遭受批判时他说的：“建楼房分楼房，不是学苏修，是为老百姓需要。”每每谈及此事，爸爸总是感慨良多，心里常怀群众需要的爷爷难道自己就不需要吗？爸爸说，刚来太原，家里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奶奶也没有工作，只在家属工厂干些杂活儿，全家人的吃穿用度都靠爷爷一个人。所住的敦化坊铁路宿舍的平房狭小拥挤，是同排房子里离取水点最远的，爸爸和二伯担水要走四百多米。二姑在太铁二中上学，要沿着沟壑纵横的东山小路走5公里才能到达学校，她经常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而饿肚子。即便如此，爷爷也没有利用权力给自家谋私，没有先给自己换个楼房住，甚至都没有给女儿换个近点的学校上学。我真的很钦佩他，我知道缝纫机下扎破的手指，稚嫩肩膀上摇曳的水桶，还有布鞋前露出的脚趾，都不是苦难，真正磨炼他的是纪律的力量。

2021年初，这时的爷爷已近94岁了，因为脑梗和多种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多，急救后的病危通知书也已经下了多次。有时老人清醒时会安静地垂着腿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地，二伯笑着和我说爷爷今天又自我批评了。

“批评啥？”我好奇地问。

“说对不起我和你爸，说我们本来退休了可以出去玩玩转转，现在只能在医院守着他，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难受。”我微微地苦笑了下，看了看发呆的爷爷。

“还有就是住在医院太花钱，对不起国家。”二伯也抬眼深情地望了望爷爷。

爷爷是离休干部，享受公费医疗，住院吃药自然是不用自己花钱的，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将这视为理所应当，一直有种诚惶诚恐之感。其实二伯自退休后就搬来和爷爷奶奶一起居住，方便照顾两位老人。他和爷爷奶奶一样也患有糖尿病，都是靠注射胰岛素维持饮食，在照顾爷爷的近十年里也一直打着胰岛素。有次二伯和有些糊涂的爷爷开玩笑，让爷爷把自己开的胰岛素给他用用，结果被爷爷断然拒绝，爷爷说：“我（的胰岛素）是公家的，你打自己买去。”一家人听完都哈哈地笑了。二伯说爷爷公费开的胰岛素从来不给老伴孩子用，家里人也只能沾光用过些爷爷开好没吃完的感冒药，绝对不允许孩子们以他的名义去医院开药报销，家里人了解爷爷的脾气，做人做事也从不敢越界。

爷爷有种那个年代的人特有的执拗，对别人严厉，对自己更严，也许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现代会计制度，也不懂得如何应对审计，甚至可能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何为廉洁从政，但是他却朴素地把自己的和国家的分得很清很清。清廉的第一个字就是“清”，要分得清你我、分得清公私，对人对事既要“亲”也要“清”，面对人生的抉择，宁舍“亲”要留“清”。作为家人，我们眼里常含泪水，家风的力量让这泪水的滋味是骄傲，而不是忏悔。

如今爷爷离世已经四年多了，我非常想念他。想念他的慈爱，也回味他的清廉。当我站在爷爷生前住的老房子里，想起以前我常会怨东西户型的老房子夏天太晒，怨这四十年磨蹭出的水泥地面太脏，怨没接集中供暖的冬天太冷，怨楼下的车站和大街太吵。如今，金色的夕阳射进来好温暖，反射在水泥地上是那么的柔和，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家里冬天也暖和好多，车站前修建了下穿隧道让屋里也安静了不少，但我却更怀念以前那个满是抱怨的房子，那个生我护我的家，那个笑脸盈盈的老人。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爷爷随第一野战军由陕甘宁边区南下，7月17日在西安莲湖公园留念。此时第一野战军已经完成整训，即将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数月之后，爷爷也开启了军管铁路的工作，为解放西北大军提供物资运输保障。

1948年他从延安大学财经班毕业，手提一只旧皮箱告别亲人，登上一野南下的列车，从此放弃了母亲为他成婚砌好的四眼窑洞，放弃了父亲想留给他经营的商号店铺，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名字，从此踏上了实现理想信仰的道路。

我在想，如果一个人人生的起点就是放弃，那他的一生还会追求那些无谓的索取吗？我们当代青年在人生路上也要多为自己做一些减法，而为群众、社会、国家多做加法，树德树人、廉洁奉公，少沾染邪气戾气，多弘扬清廉正气，向老一辈的革命人学习，学习他们的朴素，学习他们的正派，学习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和爱。

我很想念他，我的爷爷。我也决心做他一样的人，一个能让后人想念的人。

（太原市司法局 王晋伟）

来源：锦绣太原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