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诗如画的北关夜市

在中国古代，夜市既是工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也是促进工商业发达的重要的市场力量。江南吴越之地，早在唐代，就已产生了夜市，并且在当时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如王建的“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夜看扬州市》）杜荀鹤的“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尤其是杜荀鹤的这一首《送友游吴越》，着眼于水乡市镇倚桥而设、紧挨河港的特色，不写日市写夜市，以夜市为吴越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夜生活丰富多彩的标志，切入点非常独妙。只不过，从这些诗句和唐朝的制度去管窥当时的夜市，其风貌和商业形态主要还是以达官贵人的娱乐生活为主，声色犬马之味较浓。

与唐代限制市场交易时间的制度不同，北宋统治者很注重夜市，据《宋会要辑稿》记述：

“太祖乾德三年（965），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半夜）已来，不得禁止。（《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六七）由于五代时钱氏一族对杭州的苦心经营。因此，未受战争影响的杭州城在北宋时期商业活动相当活跃，经济也十分发达。根据熙宁十年（1077）全国各地商税额进行比较，杭州的税收约十七万三千贯，位居第一；第二位是都城开封，为十五万三千余贯；第三是楚州（今江苏淮安市）为十一万三千余贯；扬州位居第四，税额为九万六千余贯；苏州位居第九位，税额七万七千余贯。（参见《杭州运河历史研究》）

杭州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高的税额，与夜市的繁盛是分不开的。是时，杭州夜市的盛况，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寺主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中的记述颇为详细生动：

四月廿二日（辛未）……戌时，吴船头林廿郎、李二郎，相共出见市，以百千七宝庄严，一处或二三百灯，以琉璃壶悬并，内燃火玉，大径五六寸，小三四寸。每屋悬之，色青赤白等也。或悬玉帘庄严，女人哢琴吹笙。伎乐众多，不可思议。或作种种形象，以水令舞、令打鼓、令出水，二人如师回转，二人从口吐水，高四五尺，二人从肘出水，高五尺，二人驰马，总百余人。造立高台，人形长五寸许，种种巧术，不可宣尽。每见物人与茶汤，令出钱一文。市东西余町，每一町有大路，小路百千，卖买不可言尽。见物人满路头并舍内，以银茶器每人饮茶，出钱一文……

从这段记载中，对夜市的灯具、灯火的颜色、每处悬挂的灯数、茶资、茶器，乃至商家为了招徕客人而搞的魔术、杂技等促销活动均记述得很清楚，使我们不须费多少气力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夜市灯火辉煌，店铺林立，行人如织的壮观场面。这一切，都表明了当时杭州人口繁密，商旅辐辏，商业繁荣的盛况和经济水平之高。南宋临安成为首善之府，夜市更加盛行。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夜市》里记述，当时夜市所经营的商品内容，涵盖衣、饰、食、玩四大方面。衣服有销金裙、段背心、段小儿等；食有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象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等；日常用品如细画绢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等；玩有四时玩具，沙戏儿、元子槌拍等。都城大街，不仅“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而且四时皆有，雨雪无阻“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标志着集商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夜市开始出现。

夜市是商品经济繁荣到了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元代由于统治者对夜市的限制，杭州夜市虽名气不如南宋，但到了明代，由于江南手工业的发展，运河水系的发达，杭城与外界往来水陆通道的畅达，杭州夜市又获得了高度的发展。杭州“外带江海，南抱湖山，水陆都会，山川环错，井邑浩穰，为东南都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浙江》）“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明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城池》）“舟车所凑，湖山所环，其四方之游士贾客，肩摩踵蹑。”（章潢《图书编》卷三八《全浙风俗》）明代中叶，杭州商业十分繁荣，四方商贾纷纷奔向杭州，杭城夜市灯火辉煌，如同白昼，非常壮观。当时，杭州各主要商业区均有夜市，但最大最热闹的夜市却是余杭门外的湖墅地区。

湖墅，俗称湖州市。元末“浚广下塘河为运道，各路商贾悉集于此。由是市日增，遂连两县诸市而统为一名”。（清光绪《杭州府志》卷六）明代湖州市是杭州规模极大的重要商业区之一，其地方十里，人口达数十万：“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武林门外至北新关为湖墅。湖墅地方十余里，而居民稠密，市舶舣聚，一大都会也。”（明，陆玄锡《北关修筑荆街碑记》）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杭州的夜市由南宋时的以城内为胜，演变成以北关门外湖墅一带为最。北关夜市，亦因而成为“钱塘八景”之一。“湖墅居杭城北郭，水陆互市，商贾骈集，旧名北关镇”。（清，魏标《湖墅杂诗·自序》）

明代北关夜市之繁盛红火的盛况，在当时的一些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也有非常出色与鲜明的体现。

明绘画《海内奇观·杭州北关夜市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明万历时期杭州武林门外灯火通明、通宵达旦、热闹非凡的夜市景象。图上星月高挂，城墙雄伟，店铺林立，小桥流水，房前屋后树叶遮荫，22个人物或行或走或立，形态各异。透过这幅图，仿佛走进了“行客醉窥沾酒幔，游童笑逐卖饧箫”的夜市里，眼前是满街灯火，耳畔是叫卖声声，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明郎瑛《七修类稿》中的《北关夜市》一诗对夜市景象则有更为细腻的描述：“地远那闻禁鼓敲，依稀风景似元宵。绮罗香泛花间市，灯火光分柳外桥。行客醉窥沾酒幔，游童笑逐卖饧箫。太平气象今犹古，伫听民间五裤谣。”明人高得旸亦有《北关夜市》之诗。其云：“北关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至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明。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圜匮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夜市之热闹俨如节庆，不逊元宵节。行商游士饮宴于酒馆茶室，妇女儿童满街穿梭，丰富的夜生活和娱乐活动提升了当时杭州的居住品质，促进了商贸活动的发达，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旅游、餐饮、娱乐、手工、交通运输等行业在夜市上高度相融，一派太平景象。比之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杭城的夜市颇具时代特色，它与宋代都城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夜市大不相同，它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特别是它具有商品经济发展产物的属性。它的意义也就在于标志着商业的繁荣，为日市延伸和补充，这种夜市在众多城市中不易见到，只有在经济相当繁华的苏杭等江南中心城市所具有。”以北关夜市为代表的杭城夜市，“折射着中国封建晚期市场经济的萌芽”，是“构建明代江南繁荣的有机组成”。（陈学文：《明代杭州的夜市》）

正是因为建立在丰沛的商品、繁密的市场、辐辏的商旅、畅达的交通、密集的人口和较高的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所以北关夜市到清代依然极其繁华，商贸活动十分活跃。清雍正《西湖志》卷三：“盖水陆辐辏之所，商贾云集。每至夕阳在山，则樯帆卸泊，百货登市、故市不于日中而常至夜分，且在城阗之外，无金吾之禁，篝火烛照如同白日，凡自西湖归者，多集于此，熙熙攘攘，人影杂沓，不减元宵灯市。”类似的记述在《北郭诗帐》中亦有：“罗绮明春数里余，郊关迤逦接民居。须知北郭夜为市，不似南州人趁墟。景类元宵堪入画，家殊周易岂同书。使君五马归来晚，夹道纱笼照隼族。”《湖墅杂诗》：“栉比居廛物价昂，北关夜市验丰穰。更深尚未人烟散，戢暴应须用驻防。”

市场的繁盛与经商者人数众多是分不开的，二者相互促进。如诗如画的北关夜市，一方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行商走贩涌向湖墅，扩大了湖墅的疆界，一方面也带动了更多的本地人加入从商行列至清代，湖墅的范围“南自武林门至北新关，而拱宸桥附焉；西自钱塘门至观音关，西古荡附焉；东自艮山门至东新关，西范浦附焉。”（清、魏标《湖墅杂诗·跋》）“湖州市之大，凡周二十里，其近上塘、范浦、江涨桥，宋所立为镇者，一则共能指索，一则并人湖州市。”（清光绪《杭州府志》卷六）与此相应的是从商趋势的不断上升：“本地止以商贾为业”、“杭民多半商贾”、“杭俗之务，十农五商”之说。（参见《广志绎》、乾隆《杭州府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这种现象是杭州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一种体现，说明了当时杭州的社会结构较之前更为开放。

夜市，是杭州商业发达的象征。北关夜市是历史上湖州市商业发达与繁荣风貌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两代，湖墅地区商品丰沛、市场兴盛、商旅辐辏、交通畅达、人口密集的商业基础，以及经济与物质方面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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