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秋日的画面,一幕幕还在我脑海里反复回放。黄女士抱着十岁儿子的照片,眼神空洞,嘴里反复念着孩子最后一句话——“妈妈我难受”。这四个字,简单到撕心裂肺,像一把冷刀,切开了一个家庭,也刺进了基层医疗的隐痛。
事情怎么发生的,我把时间线梳理清楚。2024年10月8日,黄女士带孩子到本地一家诊所,就诊理由是轻微哮喘。医生开了头孢类药物,并提醒家长“输液后观察一下”。第一瓶输完后,孩子明显不舒服,身体出现剧烈反应。黄女士去找医生,得到的回应是“没事,可能是药物刺激”,被劝回家休息。她抱着侥幸,第二天又回到同一家诊所。第二次输液,换了一种与头孢有关的药。孩子开始还能安静,没多久脸色发白、呼吸急促,最终在诊所病床上离世。尸检结果显示为过敏性休克。黄女士说,孩子早就有头孢过敏史,可是医生没有做皮试,也没有在病历里标注过敏史。涉事诊所已被临时停业,负责人表示“我们会积极配合”。岳塘区卫健局调查显示,这家诊所此前曾多次收到医疗安全方面的投诉。关于是否会追究刑责或行政处罚,暂无相关信息,有待官方进一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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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细节,我有几点很难压下的感受。头孢类抗生素对部分人群存在明确过敏风险,过敏史询问和必要的皮试,应该是最基础的医疗行为。这里发生的,并非单一失误那么简单。诊所的急救能力、人员资质、医疗记录管理、监管频次,都暴露出漏洞。基层医疗承担着最靠近居民的角色,既要解决日常小病痛,也要在突发情况下承担救治职责。现实里,很多基层机构设备简陋、培训不足、流程不严,遇到突发过敏反应,往往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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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类似案例,我忍不住联想起去年湖北的那起输液过敏致死事件。这不是孤立个案,而是一条条隐在制度里的裂缝在反复被撕开。诊所被临时停业,看起来是一种负责任的处理,问题是这类处置能不能把根治的工作做好?是否只是在做表面动作?是否会形成可持续的、可监督的整改机制?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基层医疗安全的日常监管需要持续用力,停业、调查只是过程;二是家庭在就医时的权利保护要更明确,比如医生必须口头确认并在病历记录过敏史,必要的皮试和救治准备必须到位。对黄女士家庭来说,任何行政语言都无法换回孩子的呼吸,但社会至少要确保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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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层面说,我想对每位读者说几句实用的话。带病人去诊所时,要主动告知过敏史,要求医生在病历里注明;如遇到需要输液的抗生素,必要时要求做相关的皮试或转至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遇到医嘱含糊或被轻描淡写劝回,不妨要求解释清楚再决定治疗方案。对监管方,我的期待是明确且可操作:强化基层机构的资质审查,把急救药物和设备纳入强制清单,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并公开整改结果。
结尾我有两个问题想留给大家:一是你或你的家人遇到过类似的就医疏忽吗?二是面对基层医疗的这些短板,你觉得应该优先从哪几方面入手改善?评论区里说说你的经历和看法,大家把这件事继续讨论下去。你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对下一位病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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