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绝非只是一座山——从“秦刻石”看昆仑地望演变的历史逻辑

　　远眺喀喇昆仑第一峰——乔戈里峰 巫新华摄/光明图片

　　世界各大文明，几乎都是大河文明，其显著特点是山岳与大河崇拜。在中国，同样如此。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形成了东方独有的昆仑崇拜与昆仑文化。昆仑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昆仑”词义

　　昆仑，是一个复合文化概念，核心词义为“天”，核心功能是“通天”。

　　“昆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此后频繁出现在各类古籍文献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常见的词汇之一。《集韵》：“昆仑天形。”《太玄经》：“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璞注：“天形穹窿，其色苍苍，因名云。”故以其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谓之昆仑。天山与昆仑是同一文化内涵。

　　《康熙字典》：“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昆仑的原义指天体，有浑沌、浑圆、旋转、天穹等含义。昆仑词义，学者认为是“圜”。《说文》：“圜，天体也。”《易·系辞传》：“乾为天，为圜。”《吕氏春秋·序意篇》：“有大圜在上。”“昆仑”是指天道，这“天道”亦即《易·系辞上》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周而复始成“昆仑”，即天道、天理。其来源就是太阳每日升落的循环(圜)，所谓“日夜一周，圜道也”。也就是说，天道之原型——太阳的运动，亦即“昆仑”。“昆仑”既主天道来复，“昆仑”即天道，是天地、乾坤、阴阳循环往复的交换点，体现着天道“圜”圆观念。

　　学者认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太阳视运动轨迹（以观测点为中心，目视太阳在天球上运行所形成的轨迹。编者注），是三个同心圆。古人将这三个同心圆称为“三圆”或“三天”，也叫“昆仑”。根据“所祭必象其类”的祭祀理念，先民设计祭天圜丘即为三层圆坛，且多于高地建设祭坛，故称其为“昆仑丘”，即《尔雅》所谓“三成为昆仑丘”。

　　昆仑文化

　　昆仑文化的起始时间很早，这与中华文化起源的农业特性，即“观象授时”有关。从考古发现的诸多线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追溯到昆仑文化的雏形。早在9000年前，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的小南山遗址就出土了玉璧、玉环、玉玦等玉器，这些玉器形状模仿天形，玉色如同天色，被视作通天之礼器。

　　距今约8000年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下层发现的大型祭祀场，其中有“通天神庙”和祭祀坑，出土的白陶祭器上戳印有天梯图样、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与祭祀相关的图案，这些都与昆仑文化中的祀天场景和宇宙观高度契合。

　　河南舞阳贾湖墓葬出土了一批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女娲伏羲手持的“规”和“矩”，被认为是观象授时的工具。随葬的龟甲上刻有像占卜结果的卦象符号，甲壳里装有代表天色的黑白两色石子，推测龟甲与骨“规矩”都是观象授时的工具，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存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出土的陶钵上的彩陶符号，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彩陶八卦类卦画符号，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角木器上刻划的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都和贾湖的数卜文化紧密相关，显示出当时广泛存在的敬天信仰。

　　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墓”，是二十八宿天文体系已经成熟的有力证明。而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祭坛、八角星纹“洛书玉版”和玉璧，以及距今5100年左右牛河梁遗址的三层祭天“圜丘”（其形制直到明代北京天坛的圜丘保持不变）遗迹等，都清晰地展现出明确的祭天场景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距今8000年以后，大口獠牙的神龙形象，以及各种具象的龙形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实际上都是高庙龙形象的延续，也是敬天信仰传承发展的生动见证。

　　先有昆仑，后有昆仑山

　　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中华先民通过天文观象，有意识地对空间和时间进行规划。其中，借助槷表完成对日影的测量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夸父逐日所展现的古人追逐日影的行为，无疑是早期文明社会观象测影活动的真实写照。女娲补天则暗示先民逐步完善历法的科学进步。事实上，这正是昆仑文化得以形成的天文学基础。

　　早期先民对天的崇敬，表达方式多样。玉器通天、天梯通天、高地三圆祭坛通天、神人神兽纹样通天、八卦通天、八角星纹通天、黑白天色通天等，方式各异。高山通天，因其地势高，视觉上直观接近天，并设立祭坛祭天。早期通天神山，未必有昆仑之名，但是因中华早期通天文化的“满天星斗”分布，可谓无处不昆仑。距今5100年前后，红山文化设坛于高地祭天，表明以山的形式通天，意味着昆仑山的雏形出现，同时也标志三圜丘形态的祭天之天坛出现。

　　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诞生，中国早期国家产生。满天星斗式分布的各个文化聚落，凝聚为早期文化共同体，迎来万邦共主黄帝。昆仑文化的“天下之中”“帝之下都”等思想，与五方天下、中国居中的国家政权思想理念得以合一并强化。昆仑成为代表天下王权与神权唯一性的神山，与古代国家政治核心直接关联；都城及其周边大山（秦岭、南山等）成为昆仑的直接象征。

　　昆仑山地望的历史演变

　　代表天命与天下的昆仑山的出现，表明中华各地均拥有同样的宇宙观。无论是北方的“腾格里”信仰，还是广泛存在于各地的“天崇拜”，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观念——天，而昆仑山成为古代中国天地人沟通方面最神圣的山岳。

　　随着中华文明发展壮大和天下观念的发展，东西方交流的开展，以及先民对河源的追溯，代表天下的昆仑山逐步西移，昆仑也就又有了“西极”的名号，成为西部所有大山的泛称。自此，西域昆仑成为中国先民新的“天下之中”，葱岭以西还有大西域的宇宙观得以确立。

　　天下，原本就并非起源于某座叫昆仑的山，而属于一个文化或文明叙事，其所属的宇宙观，意味着一个文明体对宇宙世界起源与秩序及其与人们生活之关系的理解与建构。因此，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决定将某个遥远而又重要的地方大山命名为昆仑时，它的意义和影响就应该从文明（国家）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解读。

　　距今3000年前，周代穆天子西巡昆仑，与帝女西王母相会并载玉东归。这一历史记载反映了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互动，表明很早以来西部就已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也充分反映出昆仑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自此，昆仑已经完全是西部天下即西部疆域的标志，故而历代昆仑地望皆有不同。

　　尕日塘秦刻石，是秦始皇时期追溯河源、探索昆仑实践的物证。距今2100多年前，汉武帝时期国家经营西域，西域南山（以于阗玉河为河源）最终被确定为昆仑，可谓是“天下昆仑”的国家诠释，即昆仑山作为天下西部疆域的标志。此后，中国人向西探寻昆仑的脚步更为频繁。汉书确定黄河有两源，一为玉河水，一为葱岭水。东汉末年，王莽在青海湖流域设西海郡；唐代大将李道宗、侯君集西行观览河源；元代忽必烈命都实三入吐蕃探寻河源；明太祖派邓愈、沐英西略川藏，耀兵昆仑；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河源昆仑，编制舆图，乾隆甚至亲自命名回部某山脉为“昆都仑”（满语，天），开采大玉雕刻“大禹治水”，并以之为标志明确西部山川为中国“大昆仑”区域。

　　清朝中期，洪亮吉著《昆仑山释》（《更生斋文甲集》卷1），认可《汉书·西域传》昆仑为葱岭—西域南山—汉南山的说法，持“大昆仑”观。他从昆仑山系角度看待历史文献中的昆仑，认为“昆仑山即天山也”“昆仑山首在西域，而其体则绵亘汉敦煌、酒泉、金城等郡界”“实皆南条诸山之首，故可总名为昆仑”。洪亮吉认为，昆仑是一个横亘中国版图中西部的系列大山脉，而葱岭、于阗南山、大雪山、酒泉南山、阿耨达山、闷摩黎山均是昆仑系列山脉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深得先秦昆仑方位与汉武帝所定昆仑之要旨。

　　清光绪年间，陶保廉于《辛卯侍行记》详细考证关于昆仑所在的各种观点，总结归纳前代文献中所说昆仑共有七处，分别在海外、西宁（临羌）、肃州（酒泉南）、新疆（葱岭）、青海西南（星宿海东）、卫藏之北（阿耨达山）、北印度。陶保廉否定海外说、西宁说、肃州说，分析考证历代文献并结合自己的考察结果，认为昆仑所在地“则今新疆之南（阿勒腾山、于阗山、葱岭山）、青海西南（枯尔坤诸山）、西藏之西（冈底斯、喜马拉雅诸山）、印度之北（新疆葱岭及巴达克山之南，即英属北印度克什米尔之北喀喇胡鲁木山、兴都库什山），东抵星宿海，西至阿富汗（即爱乌汗），迤逦诸大山，皆昆仑也。”

　　历代政权对山宗河源的探求，是古代中国从无处不昆仑，到天下昆仑，以及昆仑地理西移历史观念发展的必然逻辑。表明秦汉以降，从秦岭到葱岭包括天山与大青藏高原的“大昆仑”地理区域观念得以完全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