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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并行阅读卡拉斯诺霍尔卡伊,或者同样来自马来的黎紫书等人作品,你很难发现《林门郑氏》在相对纯粹的文学层面有太多亮点,可是作者林雪虹却切中了大多数中年人关心的痛楚和哀戚:
年过三十的漂泊者理想还没实现,母亲却被拽向极致的痛苦与死亡的泥淖。
关键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既是作为非虚构文本的市场优势,又是读者在阅读中难免觉察到的隐约残忍之处。
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
当读者都预判可能母女会在走向生死诀别时寻求温情的和解,思想的距离却频频敲响警钟,从不少当代读者眼中,汇集成一句话便是,母亲至死也没能爬出“父权制”的深渊巨口。
而书中飘过的那句“别写了”仿佛病中母亲的呓语,但是又进一步割裂了作者与母亲的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在书中不止出现过一次,仿佛就像叔本华所谓的豪猪刺,在母亲依旧喘息之时,它就会刺痛试图靠近的作者自己。
在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的时刻,母亲依旧“不肯”放下着她“极致的现实主义”,乃至演进为某种“市侩势利”,而这样的表达之下潜藏着从山村奋斗到小镇的朴实手工业者注重“实务”的本性与情感因丈夫好赌、家暴以及儿女在外串联起来的浓烈不安全感。
失落的中年人与过去
任何年过三十的理想主义者,只要带父母去过医院,就会愈发觉得人生前景凄凉。
更何况小说中作者的母亲遭遇的是一场注定要惨烈收尾的恶战——胆囊癌(现实中也是5个月便带走了母亲)。
而从作者的履历来看,她虽然有一部分奖项成果,但距离梦想实现似乎还很远,甚至在学术(博士肄业)和文学(这本书算是代表作)道路上徘徊了许久,还未见到最后的曙光。
由此,这本《林门郑氏》如今的热度对她来说,应该既是欣慰,又是残忍的。
或者说,所有书写关乎自身与亲人关系的非虚构作者本身都要面对一个残忍的事实,那便是这作品宛如某种献祭。
母亲的死“成就”了《林门郑氏》,而《林门郑氏》最终成就了作者如今在中文世界的热度和关注度。那么说显得有些“恶毒“,可任何写作者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可能。
作为一个理想的小说家,她不得不(一是从现实处境层面、二是从创作选择层面)抛开虚幻的事物而奔向最真实、诚恳乃至十分惨痛的自我经历,而也正是她对可能随时离开的母亲包括怨恨、怀恋的情感以及坦诚的记录,最终使得她被更广大的读者群体发现。
除了“爱男”之外,还有什么?
先前也提到,对于非虚构作品的任何文学层面的批评可能比书写痛苦经历更加残忍,甚至会显得“恶毒”,但是作为一本文学作品(如果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话),我们不得不追问,它除了对作者而言,对其他读者的特殊性在何处?
在文本中,母亲几乎很少与父亲抱怨,而所有的苦楚都倒向了女儿们,而这些女儿们辛苦伺候照顾着她,母亲忘不了却是那个差点“害死“她的儿子(生产期间,祖父要保小,父亲要保大,而结局是两个都保了下来)。
作者没有深究这一想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许作为父权社会中的一个奋斗者,母亲可能将“生男孩”也作为了自己奋斗的重大目标之一,残忍地来说,这也成了乡村女性的一种“能力表现”方式。
自然这是封建父权制的典型“表征”:男性代表乡村的继承权以及对应的权力,而嫁入婆家后得以生养男孩的女性也由此得以拥有权力,正如古代深宫中那些母凭子贵的妃嫔。
而这一切都表现在了作者的“怨毒”与“自责”中,一方面是对于母亲这种自我压抑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的排斥和怨恨,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对母亲的心理疏远乃至咒骂的“懊悔”。
最终这场远距离的诀别(母亲离世时作者不在身边)在横亘的豪猪刺两端落幕,而唏嘘的是,读到最后,读者或许也能觉察那浅埋着“壮志未酬“的无奈和愤懑以及“越过山丘无人等待”的空旷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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