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940年的春天，巴黎的空气里还飘着香水和咖啡的味道，但几百公里外，一场即将改写欧洲地图的风暴正在酝酿。
在万塞讷城堡一间与世隔绝的办公室里，法国军队的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像个虔诚的教徒，日复一日地对着他的圣物——一张巨大的军事地图——祈祷。
他不知道，他的对手根本没打算在他的棋盘上落子。
在另一边，一个叫海因茨·古德里安的德国将军，正把上千辆坦克像赌桌上的筹码一样，全部推向了一个被甘末林视为“禁区”的地方。
这已经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了。
这是一场新思想对旧观念的公开处决。
一边，是活在凡尔登绞肉机阴影里的“棋手”，他毕生所学就是如何用铜墙铁壁构筑一道不动如山的防线，让时间去耗死敌人。
另一边，是一个迷信速度与钢铁的“赌徒”，他押上了一个帝国的国运，只为验证自己那个被同僚们视为疯话的理论。
这场赌局的结局，就是法兰西短短六个星期内，从欧洲第一陆军强国，沦为人人可欺的败寇。
第一幕：马奇诺催眠曲下的安乐乡
想弄明白法国为什么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就得回到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虽然打赢了，但整个国家像被抽干了血。
一百六十万年轻人埋在了泥地里，这笔血债刻进了法兰西的骨头里。
从那以后，“再也不要流血”成了这个民族最大的执念。
这种集体性的心理创伤，最终催生了那个军事史上最宏伟的败笔——马奇诺防线。
说它败笔，不是因为它造得不好。
恰恰相反，它太好了。
耗资60亿法郎，这哪是防线，这简直是地下的五星级酒店。
有电车、有空调、有电影院，士兵在里面过得比在家里还舒服。
法国的将军们，尤其是甘末林，打心眼儿里相信，下一场战争还会是一战的模样：大家隔着战壕对峙，比谁的物资多，比谁更能耗。
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条钢铁长城上，觉得只要守住这里，德国人就没辙了。
所以，当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后，法国的几十万大军就躲在马奇诺防线后面，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静坐战争”。
前线的士兵打牌喝酒，巴黎的舞会照常举行。
甘末林就像一个沉稳的棋手，他觉得自己的棋盘固若金汤，手里的棋子也够多，只要按部就班，胜利是早晚的事。
他算好了一切，唯独算漏了一点：他的对手，压根就不想跟他下这盘棋。
他轻蔑地看了一眼地图上的阿登森林，那片崎岖、泥泞、树木丛生的地方，在他的战术手册里被标注为“坦克无法通过的天然障碍”。
于是，他只在那里象征性地放了几个二流的预备役师。
他随手丢掉的一张牌，却成了德国人手里的王炸。
第二幕：“疯子”的理论与“镰刀”出鞘
在德国那边，海因茨·古德里安也挺不受待见。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坦克痴”，早在1937年就写了本叫《注意！
坦克！
》的书，到处宣扬他那套离经叛道的战法：别把坦克当成步兵的保姆，要让它们集成铁拳，在飞机的掩护下，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切黄油一样，直接捅穿敌人的防线，冲到他们后方去，把他们的指挥部、补给线搅个天翻地覆。
这套后来被称为“闪击战”的玩意儿，在当时那些刻板的德国国防军高层耳朵里，简直是痴人说梦。
但希特勒，这个同样不按常理出牌的赌徒，却从古德里安的狂想里，嗅到了胜利的味道。
一个由曼施坦因将军策划，却完美契合了古德里安思想的方案——“黄色方案”（后来被称为“镰刀收割”），被摆上了台面。
计划简单粗暴到令人发指：把德国最精锐的装甲部队，偷偷摸摸地塞进法国人看不起的阿登山区，然后像一把巨大的镰刀，从法军防线最薄弱的结合部猛地挥进去，直接绕过马奇诺防线，一路狂奔到英吉利海峡，把北上比利时的英法联军主力一口吃掉。
1940年5月10日凌晨，行动开始。
德国伞兵在荷兰、比利时从天而降，大张旗鼓地制造动静。
甘末林果然上当，立刻调动他最精锐的部队北上迎敌，一头扎进了德国人布好的口袋。
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率领着他的第19装甲军，像一群钢铁幽灵，悄无声息地钻进了阿登森林。
那几千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在法国人的侦察报告里，只被轻描淡写地记为“远处的雷声”。
第三幕：速度碾碎棋盘，42天雪崩
仅仅三天后，5月13日，古德里安的坦克群就魔术般地出现在了马斯河对岸的色当。
守在这里的法国预备役士兵当场就懵了，他们的教科书里从没写过德国人会从这里冒出来。
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凄厉的尖啸声，成了压垮他们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
防线瞬间崩溃。
法国的指挥系统在这一刻彻底瘫痪了。
当十万火急的战报，还要靠摩托车信使一级一级往上送到甘末林的城堡时，古德里安的坦克已经靠着无线电，打出了几十公里外的精确协同。
甘末林看着地图上那个刚刚被标注出来的缺口，还在犹豫要不要动用他那宝贝的战略预备队，古德里安已经对着无线电吼出了那句名言：“继续前进！”
他甚至好几次公然违抗上级让他“等等步兵”的命令，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现在，速度就是一切。
说实话，法国的坦克不差。
像夏尔B1这种重型坦克，单挑的话，德国的三号、四号坦克根本不是对手。
可法国人把这些猛兽当成了移动碉堡，零零散散地分配给步兵师，用来支援步兵作战。
当古德里安的装甲洪流涌过来时，这些落单的法国坦克，要么因为找不到油料补给趴在路上，要么就被天上的“斯图卡”挨个点名。
不到一个星期，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了英吉利海峡边上，在地图上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把近四十万英法联军主力死死地关在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
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国远征军扔下了所有的重装备，狼狈地逃回了英伦三岛，却把并肩作战的九万多法国兄弟留给了德国人。
盟友的背弃，让本已摇摇欲坠的法兰西精神，彻底碎了一地。
6月14日，德军没费一枪一弹，开进了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上，法国警察面无表情地为德军车队开道，仿佛在迎接一场庆典。
从闪击开始到巴黎沦陷，35天。
又过了7天，法国投降。
一个拥有三百万大军、号称“世界最强陆军”的国家，就这么倒下了。
尾声：耻辱的狂欢与无声的伤疤
国家倒下后，人性中最不堪的一面开始上演。
一战英雄贝当元帅站出来，组建了维希政府，选择了与纳粹“合作”。
更荒唐的是，超过六十万法国人穿上了与德军类似的制服，在北非和东线为他们的征服者作战，其卖力程度有时甚至让德国人都感到惊讶。
那个在一战中流尽了血的民族，在跪下之后，似乎找到了另一种扭曲的“勇敢”。
等到战争结束，清算来临，最丑陋的一幕发生了。
那些在占领期间默不作声，甚至与德军有过生意往来的男人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爱国者”。
他们冲上街头，把那些被指控与德国士兵有染的法国女性拖出来，剃光她们的头发，身上泼满焦油，像牲口一样游街示众。
这种施加给弱者的暴行，成了一场宣泄国家战败耻辱的廉价狂欢，他们审判的不是“通敌”，而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和怯懦寻找一个可以随意欺辱的替罪羊。
这些被羞辱的女性背后，是大约二十万名在占领期间出生的德法混血儿。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无法愈合的民族伤疤。
几十年后，当甘末林和古德里安都已化为尘土，这些被称为“德国杂种”的孩子们，仍在为自己无法选择的出身而挣扎。
参考资料：
Horne, Alistair. To Lose a Battle: France 1940. Penguin Books, 1990.
Shirer, William L.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An Inquiry into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 Simon & Schuster, 1969.
Guderian, Heinz. Panzer Leader. Da Capo Press, 1996.
Jackson, Julia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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