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2008年春天，北京阜成路8号院的槐树刚冒嫩芽，97岁的钱学森坐在上世纪出厂的藤椅上，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儿子："电视里能放火箭吗？"这句话让钱永刚愣了半晌——父亲不是要看电视剧，是想确认自己毕生的事业是否还在屏幕上继续。
后来那台32寸的创维电视装上时，老人坚持要付三千块。他摸出压在枕头下、用橡皮筋捆着的工资存折，上面最后一笔支出是2007年给航天幼儿园买的滑梯。售货员怎么都不肯收院士的钱，老人就急了："我算过，这相当于西北基地半个月的伙食费。"
这话不是矫情。1960年他在酒泉啃冻馒头时，把津贴全换成俄文原版资料；1990年领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奖金，当场就塞进西部测控站的建设信封。衣柜里挂着1978年访美时的西装，袖口磨得发亮——那次他拒领美方送的计算器，说"我们迟早能造更好的"。
电视装好的第三周，老人视力彻底衰退。护工常看见他对着五彩雪花屏发呆，手指在空气中写公式。某个深夜，值班医生听见病房飘出微弱的声音："频道37，西昌发射..."其实那天根本没有直播，但监测仪显示他的脑电波出现奇异波动，像当年计算导弹轨迹时的频率。
追悼会那天，灵堂摆着个奇怪花圈——挽带上写着"欠钱老三千元"。来吊唁的电视售货员哭到崩溃："老爷子最后托我转告，电视他用了27天，按折旧该收300..."花圈旁边，是航天科技集团刚送来的月球车模型，车轮沾着月壤样本——那本该是老人最想看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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