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混血家长举报语文老师:讲日军罪行是“制造仇恨”?网友炸了
这事儿说来挺让人纳闷,一所国际小学按课本讲抗日战争,里面提到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本来这都是历史课该讲的内容。结果有个中日混血学生的家长,反手就把老师给举报了。
更蹊跷的是这事过了一个月才被爆出来。现在网上都炸锅了,这哪是普通的家校矛盾?分明是有人想把历史真相给糊上马赛克。当私人情感撞上不容篡改的民族记忆,这场冲突早就不止在教室里头了。
真实的历史难道不能被讲吗?这个中日混血的家长为什么要破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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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的根基是一种共享的集体叙事。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塑造着共同的价值认同。在这份隐形的教学契约里,讲授本国历史,特别是那些沉重的部分,是学校和老师的基本职责。
那位被举报的语文老师,所做的正是履行这份契约,她认为自己教授历史事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然而那位家长的反应,却将个人家庭的“微观故事”置于了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上。她的举报理由非常清晰,也充满了个人视角。
第一她认为教学内容过于血腥不适合孩子听。第二她直指老师在制造民族仇恨、挑动民族对立。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担忧,她害怕自己中日混血的女儿会因此在学校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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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位母亲所有的逻辑起点,都源于她中日跨国家庭这个特殊身份。这个独特的滤镜,让她将一堂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历史课,曲解成了对她家庭和女儿的一种针对性伤害,甚至愤怒地指责老师不配当老师。
她的行为实质上是要求公共教育为她个人的家庭背景开绿灯,让历史绕着她的孩子走。这种对公共叙事的挑战,其实并不孤立。放眼外部,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历史修正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教科书曾一度将侵略华北粉饰为进入,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冷冰冰的南京事件。
这种行为从根源上动摇了历史的严肃性。而在我们内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信息也存在偏差,比如一些被证伪的说法,无形中削弱了历史教育应有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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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维护叙事的权威性才显得尤为重要。就在近期新公布的一批731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成了如山的铁证。
这些由759名加害者亲笔写下的自述,清清楚楚地证实了细菌战是日本的国家级犯罪行为。这种来自加害者的自证,正是巩固我们宏大叙事最坚固的基石,也是对抗任何个人化曲解的最有力武器。
一份契约的维系,不仅需要内容上的共识,更需要情感上的共鸣。这次事件的撕裂感,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两种共情的激烈碰撞和错位。历史教育要求我们对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产生共情,去理解南京城下的尸骨如山,去感受731部队的残忍暴行,这是一种沉重的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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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位母亲她要求的却是另一种共情,就是对她个体家庭,特别是对她女儿可能面临的社交焦虑的共情。她渴望的是对孩子未来的保护,希望女儿能在一个没有仇恨的环境里成长。这两种情感诉求,在这次事件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没有中间地带。
这种情感的断裂在舆论场上被无限放大。当事老师的博文发出后,热度一路狂飙,点赞数超过12.8万,评论和转发加起来接近一万条,话题甚至一度冲上某平台热搜榜第二,热度值高达42596。这背后是汹涌的民意。绝大多数网友旗帜鲜明地支持老师,认为讲述历史是教师的本分。
但割裂也同样明显,在那篇博文下,一条指责老师枉为人师的评论,居然也获得了超过4000个赞,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家长的逻辑。而舆论的另一端则走向了情感的武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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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开始攻击家长的个人选择,指责她嫁给日本人是忘本。更有人提出取消其国籍这种非理性的极端建议。这里就暴露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共情的边界在哪里?家长的诉求本质是希望公共教育为她个人的情感担忧让步。
而部分网友的行为则是将民族情感异化为攻击个人的棍棒。在这场情感风暴里,理性的讨论空间被严重挤压,所有人被迫选边站队,让本该严肃的历史议题,沦为了一场情感宣泄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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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契约的这次断裂,与其说是某个家长的偏激,不如说是我们传统的教育机制,在应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生态时,暴露出了它的脆弱性。尤其是在一所国际小学,学生背景的复杂性远超普通学校,继续沿用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灌输模式,引爆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修复这份契约的关键,不在于争论谁对谁错,而在于建立一种能同时兼顾坚持真相和人文关怀的新型机制。这个补丁得从三个层面来打。首先沟通机制需要前置。与其等到矛盾爆发后被动解释,不如在教授这些敏感历史内容之前,就建立起家校之间的前置沟通机制。
学校可以主动向相关家庭阐明教学的目标、框架和意义,强调我们的目的是铭记历史、守护和平,而不是制造仇恨。这样一来,就能把潜在的矛盾点,转化为共同教育孩子的合作点,提前拆解掉误解的引信。这不仅是对特殊家庭的尊重,更是现代教育精细化管理的体现。
其次教学内容和方法需要升级。面对背景各异的学生,教学设计可以更精细。比如可以专门开设专题课程,帮助学生清晰地区分批判军国主义罪行”和“尊重爱好和平的日本普通民众。
这能有效地帮助像案例中那样的混血孩子,在复杂的历史和身份认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被迫二选一。
同时在教学中要更多地运用像731部队《身上申告书》这类无可辩驳的铁证,让加害者自己的供述来说话。事实本身的力量,远比任何带有主观情绪的渲染都更具说服力,也更能经得起任何角度的审视。这一点与国内上海震旦学院某教师因质疑历史数据被处理的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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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需要重申并坚守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珠海的教师刘昌言将自己收藏的慰安妇制度相关物证捐赠给纪念馆,受到了官方表彰。他的行为恰恰体现了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历史真相的守护。
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永远是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而非延续永无止境的仇恨。这个核心理念,应成为所有机制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看这起由一堂语文课引发的风波,它无疑是现代教育中公共契约遭遇个体挑战”的一次标志性事件。那位家长的诉求,等同于为自己的孩子申请一张历史豁免通行证”,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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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确实撞开了我们现有教育机制上的一道裂痕,这道裂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教育的真正职责,从来不是让沉重的历史绕着某一个孩子转弯,而是要教会每一个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何种背景,都能够拥有坦然地站在历史面前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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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那份断裂的教学契约,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那承载着民族记忆的课堂,也能成为一个足够安全、足够包容的空间,去守护每一个拥有多元背景的孩子,让他们健康、正直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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