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芦荻被要求写了一份材料，后被收录到“四人帮”罪证之中

1977年9月中旬，北京西城的一间会议室里灯光通宵不熄。厚厚几摞卷宗摆在长桌，卷宗最上面压着一份不足三千字的手写稿，蓝墨水、竖行、繁体。办案人员低声提醒：“这就是芦荻交来的记录稿。”自此，一位大学教师与“四人帮”案卷之间的意外牵连公开化。

要弄清这几页纸为何重要，只能把时间拨回到1975年暮夏。当时毛泽东视力下降，阅读困难，需要“侍读”随时口授古文、陪伴谈史。中办点名要找文化功底扎实、口齿清晰的人，北大中文系卷宗被逐一翻阅。几个名字报到毛主席耳边时，他听到“芦荻”二字立刻兴致上来：“让她来试试。”此前他读过同名作者的《历代文选》，印象深刻。

三天后，芦荻带着几本磨边线装书走进中南海。初次试读从《枯树赋》开场，气氛却一点不拘谨。毛主席忽然问：“会背《西塞山怀古》不？”芦荻正准备回答，主席已抑扬顿挫朗诵，末句“故垒萧萧芦荻秋”刚落，屋里只听见纸页翻动声。短短一刻，两人心照不宣，侍读就此定下。

那年秋天，主客几乎每晚长谈到凌晨三点。古文、诗词、哲学、兵法——议题跳跃。张玉凤推门送药，总能听见毛主席半带玩笑的声音：“你看，我们辩论《水浒》正说到宋江。”夜深后，芦荻随手记录要点，她以为只是学术备忘，殊不知这习惯后来会成为“政治材料”。

同年九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江青高调宣传“评《水浒传》”。她抓住“宋江投降”大做文章，借机影射周恩来、邓小平。芦荻随团赴晋，台下听得尴尬。散会间隙江青凑上来，语气带探问：“主席和你谈《水浒》时是不是也这么说？”芦荻只是摇头：“不完全一样。”这句实话，让江青对她的戒心陡增。

回京后，芦荻先接到“暂勿入海”的口头通知，随后被要求搬离中南海。她想向主席辞行，警卫婉拒。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长安街寒风刺骨，她拖着一个旧皮箱离开南门。外人只知这位年轻教师“侍读期满”，却不清楚背后暗流。

进入1976年，局势剧烈变化。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全国范围内清查运动展开，起因之一恰好是姚文元利用芦荻整理的讲话发动“评《水浒传》”。专案组很快找到北大：“当事人还在校里，请她如实写出谈话经过。”芦荻躲不过，这才出现那份手写稿。

稿子耗时三周。她查笔记、核日期、对照新华社公开报道，力求字字有据。写到凌晨犯困时，她对同事苦笑一句：“必须精确，一句差错又要节外生枝。”对话只保留骨干，例如主席那句“宋江本质是妥协”，余皆注入括号。1977年4月，稿件上呈。五个月后，作为证明“四人帮”移花接木的实证，它正式装订进系列卷宗。

材料公开后，记者、研究者络绎，电话铃响个不停。有人要采访芦荻“深夜谈话真相”，有人索取未发表手稿。北大班车司机打趣：“校内最难找的人原来是教古典文学的。”密集打扰影响备课，学校只得建议她调动。1979年底，她被安排去另一所高校，但先后两名院长因为“政治包袱”犹豫不决，再三拖延。直到她写信说明情况，才算尘埃落定。

教学之余，芦荻用极大精力梳理两部著作《毛泽东和传统文化》《毛泽东谈历史和古代文学》。全文不涉私情，全凭谈话记录与参考书交叉校订。出版前，编辑提议增加回忆性章节，她拒绝：“事实已经够用，多余情节徒增误解。”这种克制，让书籍后来成为研究晚年毛泽东思想与古典观念联系的重要资料。

进入九十年代，她退休，生活节奏慢下来。朋友说她住处像简易流浪动物中心，猫狗满地。有人疑惑：“为什么喜欢小动物？”芦荻笑答：“它们不会谈政治。”一句话，道尽复杂心境。

不可否认，芦荻个人命运与共和国风云交织，几页看似普通的记录稿竟主导了一场历史清算。资料室如今仍保存那份蓝墨水手稿，边角微卷，纸色微黄。研究人员注意到稿尾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仅供查证，毋庸扩散，200字删去。”字迹显然不是芦荻本人，推测为当年审阅者所留。历史有时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沉默，却不易磨灭。

有人评价她“被时代推着走”，评价难免简单。细想之，她的选择其实不多：尊重文字、还原原貌。正因为这种倔强，那几页稿才能站得住脚，也才成为四十多年后仍然值得反复核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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