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三知论坛实录专题三：知识产权领域平台责任与治理创新

9月26日，第十届三知论坛平行论坛三“知识产权领域平台责任与治理创新”在嘉兴大学举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浩担任主持人，来自学界、司法界、行政执法部门及企业界的六位嘉宾围绕生成式AI著作权责任、避风港规则适用、数据商业秘密保护等核心议题展开主题发言，后续圆桌论坛进一步汇聚多方视角，为知识产权平台治理提供多元思路。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熊琦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争议与应对”为题，分享了其研究成果。他指出，生成式AI带来的核心变化在于创作门槛降低，放大了传统用户生成内容（UGC）的侵权问题，而权利归属、平台属性界定等新争议逐步凸显。

熊琦认为，从“用户生成内容”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存在变与不变。没有变化的是，创作和传播成为全民活动，大规模侵权和反复侵权带来的难题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而变化的是可版权性问题、权利归属问题、新兴平台的侵权认定。

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面临的著作权判例也有争议。有法院认为：平台方由于“投诉举报机制欠缺、潜在风险提示欠缺、显著标识欠缺”，且未能采取一定的技术性措施来避免生成与原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所以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也有法院认为：平台对用户输入涉嫌侵权的提示语及其对生成内容的传播行为并不当然负有事先审查义务，只有当其对具体侵权行为具有过错时才可能构成帮助侵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著作权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提供内容还是提供服务的主体认定争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定义为“指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个人”，其中使用的仍然是“提供服务”的表述。但在本《办法》第三章服务规范的规定中，又明文规定“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

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否能够进入“避风港”的法律适用争议。法院提出平台应该“进一步采取关键词过滤等措施，防范其服务继续生成与涉案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图片”。这显然将上述措施视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免责的前提，其实延续了在网盘和算法推荐等争议问题上部分法院要求将过滤纳入平台必要措施的裁判趋势。

关于“避风港”规则如何适用，在事前与事后必要措施的范围界定方面，熊琦表示，首先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行为应采取的必要措施”释义。从积极要件的层面看，只有用户在提示语中明确要求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算法才会在内容生成时加入，所以不构成对作品的主动编辑、修改或推荐。从消极要件的层面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否因为提示语中包含侵权意图而构成应知，仍然取决于平台是否存在直接影响用户设定提示语的行为。

其次，关于“基于通知采取的必要措施”的界定。平台是否承担“调整模型参数”及“删除训练语料库中相关素材”的义务，尚存疑问。由于模型生成内容中偶然复现特定侵权素材的原因目前难以明确判定，亦无法确认何种训练数据与生成的侵权内容之间存在稳定关联。现阶段可能采取的必要措施包括：对生成内容进行标注，以提示用户该结果可能存在侵权争议；以及建立通知与反通知机制，以防止著作权人与平台为单方面保障著作权而通过技术手段不当限制用户的表达自由。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刘维聚焦“避风港规则的守正与创新”，提出当前避风港规则面临“十字路口”选择：激进方案以欧盟为代表，主张平台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或削弱其中立性、增设事前审核义务，其理论基础为“平台公共性理论”及衍生的危险控制、守门人理论；务实方案则针对重复侵权、“应当知情”认定、通知滥用等具体问题调整规则，更贴合行业实际。

“避风港”需要守正，也需要创新。“避风港”的守正，是指应当捍卫网络服务商的基本定位、尊重版权侵权领域的特殊法政策，坚持“通知必要措施机制”和“红旗标准”为核心的法律规则。“避风港”的创新，则要求基于利益平衡的新特点作出针对性、配套性调整。

在判断网络服务商的可预见性时，应当将“红旗”作为触发注意义务的因素。在必要措施的判断方面，坚持以“不负有普遍的审查义务”作为基准；在重复侵权等“更高注意义务”情形中要求网络服务商制止已经发生的具体侵权行为并预防相同的侵权行为，应严格限定采取必要措施的对象和条件，不使网络服务商承担结果责任；根据不同网络服务商的特点，提高必要措施的颗粒度，不使网络服务商承担“超必要措施”。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巡视员宋健围绕“数据商业信息的商业秘密保护”，从数据交易流通中商业秘密条款适用的可能性？以及给予或否定商业秘密保护，体现何种价值导向？两个方面进行了专业分享，并结合两起典型案例剖析数据交易流通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天然张力”及司法应对思路。

宋健的主题发言中，对于数据商业信息的商业秘密保护，她提出了自己思考的几个问题。首先，数据平台中的商业秘密信息在交易流通过程中，是否存在适用商业秘密条款的可能性？数据交易本质是买卖行为，而商业秘密保护则强调信息保密，二者存在内在张力。其次，在数据交易流通的商业秘密保护实践中，是否具有区别于传统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性？若存在特殊性，则需考虑予以保护；若无，则难以纳入保护范围。

具体而言，传统商业秘密具有封闭性，力求知悉范围最小化；而数据交易流通的封闭性有限，随着数据产品的销售，知悉人群必然扩大。在此情况下，若以商业秘密保护数据交易流通，信息的价值性争议较小，核心争议在于保密措施的有效性。传统商业秘密依赖物理隔离及技术措施，而数据流通中的保护主要依托技术手段，其有效性尚待验证。最终需明确：是否应给予保护？价值导向如何确立？

随后，宋健以“生意参谋”案件为例，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其表示，争议焦点在于：传统商业秘密保护强调信息封闭性与知悉范围最小化，而数据产品以交易方式提供服务，是否适用商业秘密保护？学界对此存在分歧。部分学者支持行政相对人，主张已售数据不应适用商业秘密保护；另一部分则认为应当保护，法院最终亦采纳后一观点。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当交易量达到百万级别时，是否仍可适用商业秘密保护？有观点认为大规模知悉导致商业秘密属性丧失。法院则指出，商业秘密并非均需绝对保密，如可口可乐配方并非唯一模式。

电商平台数据具有动态性与实时性，其价值实现依赖于流通。“生意参谋”数据并非原始数据或简单集合，而是经深度加工的衍生数据，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保护价值。将符合特定条件的数据产品纳入商业秘密保护，不仅不会导致数据垄断，反而能促进数据的有限公开、自由流通与充分利用，从而实现数据价值。

这一逻辑表明，若不对此类产品予以保护，将不利于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该产品已无继续开发之必要。相关人士指出，唯有对其实施有效保护，方能推动电商交易数据在有限范围内的公开、自由流通与充分利用。倘若缺乏相应保护机制，鉴于对数据保护性质认定尚存争议，阿里巴巴集团曾一度暂停该产品的运营。鉴于每年需投入巨额资金，若无法确保数据保护，产品运营将面临终止。因此，法院所持立场具有合理性。

宋健最后总结道，数据抓取行为的定性尚不明确，在促进数据流通的同时，如何划定正当抓取使用与违法行为的边界？正当使用、不正当竞争行为、犯罪行为及非法获取之间的界限仍需进一步厘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彭震以“知识产权平台规则的司法适用”为主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山东高院典型案例，系统梳理避风港规则与红旗规则的适用逻辑。

“避风港规则”最初来源于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即网络平台没有事先审查网络用户上传内容的义务，但如果著作权人发现网络平台内容侵犯其权利，可以通知网络平台进行删除，网络平台后续不删除才需要承担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2款创造性地将原先仅适用于数字版权领域的“避风港规则”，扩张适用到包括网络人格权在内的所有民事权益领域，这在世界立法例上尚属首创。

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修改，“避风港规则”也存在相应的变化。首先在“通知－取下”程序中增加规定权利人通知所包含的必要信息（网络用户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后增加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及时转送网络用户的义务。最后又增加规定权利人错误通知的侵权责任。

关于适用范围限于民事权益，即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相关人身权益以及财产权益。我国法律规定的“避风港规则”之所以没有像美国那样，仅适用于著作权，主要是考虑到网络具有即时性的特征，一旦在网络上发生侵权行为，如果不赋予权利人及时救济的权利，会使损害后果无限扩大，侵权人无法控制，可能导致权利人无法获得充分救济。

这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指那些提供信息平台或者信息通道服务，例如信息存储、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提供内容或者产品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则不适用本条规定的“避风港规则” ，而应适用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的规定。如果某个网络服务提供者既实施了提供网络内容服务的行为，又实施了提供信息通道或者信息平台服务的行为，则需要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型，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定。

最后，彭震以“玉楼春”案为例，重点解读了“避风港规则”与“红旗规则”的选择与适用。通过该案例，我们认为，“应知”作为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需要通过客观事实进行推定，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通过综合分析涉案电视剧的热播程度、平台收到侵权投诉的次数、侵权视频数量及播放量、诉前禁令执行情况等事实，构建完整的“应知”认定链条，在此基础上，通过直接、精准适用“红旗规则”，有力打击了网络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维护、净化了网络市场秩序和环境，贡献了平台规则适用的“山东智慧”。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法规处处长周婷婷从行政监管视角，分享了杭州在知识产权与网络不正当竞争领域的执法创新，重点剖析了监管模式从“单向管控”到“双向互动”的转变。

在平台治理过程中，监管机构在知识产权及其他领域与平台及平台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与传统行政权存在一定差异。该关系已由单向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双向互动机制。传统上，对平台内经营者主要采取纵向行政权行使方式，而在知识产权领域，监管机构常与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形成横向协作关系。

通常，在行政监管框架下，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被视为监管对象。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其转而成为行政权保护的对象。此外，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监管的状态，但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并寻求保护，呈现主动监管态势。此种协作机制共同推动平台治理，以行政权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保障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在此背景下，杭州市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行政执法工作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诸多案件在全国市场监管系统中位列前茅，这一成就与当地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杭州市在行政执法及网络不正当竞争治理方面成效显著。2018年，全国首例涉及插入广告与流量劫持的行政处罚案件在此办理。2022年，查处全国首例平台间数据迁移行政处罚案件，该案在司法领域形成重要判例。2023年，办理一起数据嫁接行政处罚案件，涉及某平台数据被非法移植至其他平台。同年，“生意参谋”数据产品行政处罚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成为全国数据产品第一案。至2024年及2025年，阿里云技术秘密相关行政处罚案件亦陆续办结。

上述案例表明，行政执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已形成“规则创新—技术监测—精准处罚”的完整链条。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配套规章的适用，既规范了平台经济中的数据使用、价格操控、流量劫持等行为，又平衡了权利保护与市场竞争的关系。杭州实践为全国提供了“行政监管+平台自治+司法保护”的协同治理样本，彰显了行政权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适应能力与规则引领价值。

淘天集团法务总监张波聚焦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滥用规则型恶意行为的规制路径，结合企业治理实践揭示该类行为的特征、危害及治理创新。

滥用规则型恶意行为是基于不正当的目的，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滥用平台交易、服务、维权等领域制定的相关规则，损害其他经营者利益，扰乱竞争秩序的行为。

滥用规则型恶意行为在法律规定方面，不仅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通知－删除”规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同时还钻了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机制、侵权商品删除、下架，违规店铺 “三振出局”，以及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运费包邮政策等空子。

其主要滥用表现形式包括，一是伪造知识产权侵权证明材料，开展知识产权虚假投诉，迫使被投诉方删除、下架，以达到渠道管控、价格管控等目的。二是通过集中、批量的恶意拍单、退货拒收，增加平台商家的经营成本，干扰其正常经营，以达到渠道管控、价格管控等目的。

滥用规则型恶意行为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恶意性。目的恶意（控价、打击对手等），手段恶意（伪造文件、威胁、骚扰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商业道德。二是隐蔽性。合法掩护非法（以品牌保护、知产维权、网络科技等名义出现），常规手段和“非常规手段”并行，拆大为小、多址多“壳”。三是产业化。公司化：形成灰色产业链，大批公司以此为业，专业化：专人研究平台规则；开发专门数据系统，包装为高新技术企业；同行互相借鉴，形成多种“技术”流派，头部公司年入数千万。四是外溢性。恶意行为手段升级，严重消耗国家执法、司法资源。恶意知识产权诉讼，12315恶意投诉等（一个公司操纵三四千个监管投诉）。

面对恶意行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法律规制：一是常规的治理方式。包括技术风控：恶意账户识别、冻结；产品运营：诚信投诉机制、营商保（允许商家申报关闭恶意订单）；优势和局限性并存：基于技术和产品升级，起效快、覆盖广，对防范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局限性：对恶意行为幕后的灰色产业，缺乏直接、有力的打击手段。恶意机构违法成本低，易反弹反复。二是恶意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对恶意行为的幕后操纵者——恶意知代机构开展民事、行政打击，使其承担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面对恶意行为应发挥各部门的协同机制，既维护了平台营商环境，又促进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竞争的平衡，为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治理提供了企业视角的创新方案。

圆桌讨论：多元视角共话平台治理未来

主题发言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周新峰主持圆桌论坛，东南大学未来法治与数智技术创新实验室研究成员、法学院讲师毕文轩，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原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陈惠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卢慎，360集团总法律顾问刘晓庆、北京阳光知识产权调解中心特邀调解员刘美婧五位嘉宾展开讨论。

毕文轩聚焦视频网站与AI平台的过滤义务，提出需结合技术可行性（如OCR识别艺术字体的局限性）、关键帧掌握情况（平台无版权则难过滤）综合判断；陈惠珍强调平台责任认定的核心仍为“直接侵权/间接侵权/避风港适用”三类，关键在于事实认定与技术认知；卢慎结合安徽审判实践，指出需动态平衡权利人、平台与用户利益，避免加重某一方义务；刘晓庆建议将生成式AI平台定义为“新型生成式服务”，审慎对待过滤义务，防止过度合规成本；刘美婧从实务角度提出，需认可平台公信力，兼顾其生存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恶意维权对生态的干扰。

论坛最后，周新峰总结指出，本次论坛汇聚学界、司法界、行政执法与企业界智慧，为知识产权平台责任与治理创新提供了多元思路，未来需持续以利益平衡为核心，以技术与制度双驱动，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编辑 | 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