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布什范式”的叙事构造和传播——对江晓原教授关于美国“布什范式”叙事的评析

注：本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是作者在“2025长三角科普创作交流活动暨第五届科学传播苏州论坛”（2025年11月1日）所做报告基础上的修订和补充。报告原题目是： “反布什范式”的叙事构造和传播——关于对主流科学模式批判的评析”。

本文的目的是对江晓原教授关于美国“布什范式”的叙事做一个科学传播学的学术评析。

意义 ：在当今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和传播美国科学的发展逻辑，已不仅是学术史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科技战略认知的准确性与政策判断的科学性。美国科学制度的形成及其“布什范式”（Bush Paradigm）所代表的理念，长期以来塑造了美国科技发展，也成为各国理解现代科研体系的重要参照。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以批判姿态重新解读《科学——无尽的前沿》，其中以江晓原教授为代表的“反布什叙事”尤为引人注目。这种叙事一方面具有启发意义，它提醒人们警惕把科学神话化与唯科学主义倾向；但另一方面，其在学理依据、史实阐释和逻辑建构方面存在偏差，暴露出在复杂国际竞争语境下，对美国科学传统的片面理解与误读的风险。本报告通过对江晓原关于布什报告的叙事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科学传播中的认识陷阱，更能反思当代中国在科技强国建设过程中，如何在批判与借鉴之间确立一种理性、开放而自信的科学认知立场。

摘要：从“百年后重新审视，技术与科学是两个平行系统”（2021.8.5.《文汇报》）到“‘无尽的前沿’公案揭秘”（2024.9.17；9.24），江晓原教授几乎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反布什叙事”，加上学术报告、访谈和其他形式，影响很大，构成一个科学传播学的案例。

江教授的观 点可以总结如下：

1. “布什报告”被神话化；布什报告本是一场战略欺骗，“自由科学共同体”叙事是意识形态包装；“基础科学神话”误导了中国的科技政策。

2. “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平行系统”，即二者在历史上并非线性因果关系。

3. 美国强大并非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是因为“技术系统的强大和产业链能力”。美国政府实际上始终重视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而非基础研究；

4. 核心论点：基于上述分析，江教授认为中国在科技发展上应更加注重技术的发展，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不需重视基础研究。

本文首先对布什报告的背景、内容和影响正本清源，然后从学理、历史、逻辑和修辞四个方面对江教授对布什范式的叙事做一评析。本文认为江教授系列文章叙事话语的特点是隐含的目的论、叙事的先验化、”稻草人攻击逻辑“和夸张的修辞，不仅不利于认识美国科学的客观发展，而且可能带来战略认识短视化、误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等负面影响。最后，本文提出关于美国科学的科学传播立场是：既不盲目相信美国、也不盲目否认美国；坚持史实、基于制度与实践比较，以战略定力和开放视野理解布什范式和美国科学的发展。理解美国，超越美国才是正确的道路，而非否定美国、自我陶醉。

题解：江晓原教授关于美国“布什范式”叙事

传播者：江晓原教授，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成果卓著。见下面“百度百科”介绍：（为了简便，下面提到江晓原教授省略“教授”两字）。

江晓原（1955年—），男，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4年在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5年成为博士导师。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国内首个科学史系 [6] [8] [11]。

其研究聚焦古代中西天文学交流，运用天文方法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并确定武王伐纣历史年代，提出"天学"概念阐释中国古代天文的占星本质 [7]。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古时期的中西天文学交流与比较研究》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4] [12]，出版《天学真原》《科学外史》《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著作60余部 [1] [11]。2022年担任第二届"读客科幻文学奖"复审评委，同年主讲"我们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四重误解"学术讲座 [5] [13]。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天学真原》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科学外史》入选首届"中国好书" [12] [15]。《中国古代技术文化》获教育部第八届高校科研成果普及读物奖 [14]。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江晓原/101932

注意：江老师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学者，不是美国科学史专家。

传播对象：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及美国基础研究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和《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简称《布什报告》） 提出了政府支持科学发展的思想和计划，影响美国战后科学发展至今。

图1：万尼瓦尔.布什（ 1890-1974 ）

图2：《科学：无尽的前沿》1945年第一版

江晓原教授关于美国“布什范式”的叙事

（叙事是对事件、人物和过程的一种结构化表达方式，用来构建意义、解释现实并引导理解）。

从“百年后重新审视，技术与科学是两个平行系统”（2021.8.5.《文汇报》）到“‘无尽的前沿’公案揭秘”（2024.9.17；9.24），江晓原几乎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反布什叙事”，加上学术报告、访谈和其他形式，影响很大，构成一个科学传播学的案例。

江晓原及合作者主要文献：

[1]江晓原：百年后重新审视，技术与科学是两个平行系统

《文汇报》2021年8月5日
https://wenhui.whb.cn/zhuzhan/xinwen/20210805/418146.html

[2]江晓原：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

《文汇报》 2021年11月13日

https://www.guancha.cn/jiangxiaoyuan/2021_11_13_614635_1.shtml

[3]江晓原：美国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20世纪最大的战略欺骗

《第一财经》2022年1月12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1286280.html

[4]江晓原：一篇文章何以伤害了“一些人士的感情”.

《晶报》， 2022年6月27日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8472.html

[5]江晓原：为什么说美国不重视基础科学？

《晶报》， 2022年6月28日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6-28/doc-imizirav0868506.shtml?finpagefr=p_114

[6] 江晓原：无尽的前沿”公案揭秘（上）：美国重视基础科学吗？

《第一财经》 2024年9月17日 https://www.yicai.com/news/102276436.html

[7]江晓原：“无尽的前沿”公案揭秘（下）：基础科学堡垒的沦陷，

《第一财经》2024年12月24日 https://m.yicai.com/news/102415328.html

[8]江晓原、穆蕴秋：美国的“基础科学堡垒”如何从内部沦陷

《读书》2025 年08期，《知识分子》2025年8月8日全文 转载

[9]穆蕴秋 江晓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应用技术与基础科学之争.

自然辩证法研究 . 2024 ,40 (08)：74-82

[10] 穆蕴秋 江晓原、美国国防部检验基础科学：争议、影响及现实启示.自然辩证法通讯 . 2025 ,47 (06) ：89-96

缘起（研究背景）

2021年8月，当读到江晓原发表在《文汇报》的文章“百年后重新审视，技术与科学是两个平行系统”（2021.8.12），我有些差异，这篇文章观点明显站不住，《文汇报》这样的大报居然会刊登这样的文章？后来，又见江晓原的第二篇大作“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文汇报》 2021.11.13 ），惊呆了：江晓原说《科学——无尽的前沿》是20世纪最大的战略欺骗，理由是这篇报告本是1945年内部出版，1960年才高调公开出版。阴谋论出现了！而且，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大报上！

江文[1]和[2] 都是发表在《文汇报》读书栏目，编者在导读中写道：“今天出版的文汇报‘读书’专版，刊发了知名的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研究学者江晓原教授的署名文章，他结合三本新近书籍，阐释自己的长期的独立思考”。这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解读《无尽的前沿》这本书，兼有荐书功能。

于是决定写篇文章评论一下。写好了，给某著名公众号，被改了许多文字，软化批评意见，文章评析和讨论的意义失去很多。于是拿回来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 "怎样看待美国的基础研究？——评江晓原教授《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研究而强大的吗？》及另外一篇文章"(2021.12.21) ，有6373阅读量，并被“科学的历程”等公众号转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文章澄清了江晓原两篇文章的问题。

我与江老师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同属于科学史和科学文化大的学术共同体中，推测他应该知道我对他观点的批评和论据。

可是，我的这篇文章对江教授没有丝毫影响。岁末年初，在科学界著名的《三思派》公众号（“21位专家的21个关键词”中江晓原：“差异”，2021年21月31日），在《中华读书报》的“江晓原的2021私人书单”（2021年12月29日），在第一财经公众号的“美国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20世纪最大的战略欺骗”（2022年1月12日），江教授仍然继续说美国重视基础研究是20世纪最大的战略欺骗。看到这么多知名媒体为江教授的观点捧场，我感到有些意外。

于是，写了一篇短文：“《科学：无尽的前沿》出版于1945年”，忽然觉得很没意思，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人家连常识也不屑一顾，还有什么可讨论的？算了，删了吧。这件事到此为止，不理它了。

然而，2025年8月5日，当我看到我年轻时喜爱的《读书》新刊江晓原的“美国基础科学堡垒从内部沦陷”，《读书》公众微信号偏离通常平台媒体的中立立场，表态支持作者立场：“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一科学组织（指美国科学基金会）的祛魅。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基础研究”与国家科技水平的关系，文章也起到了刷新认知的重要作用。” 而《知识分子》公众号迅速转载这篇文章。

我又被惊呆了！

《读书》公众微信号这样的表态让我很惊讶，据我长期对美国科技政策的研究，这篇文章恰恰是对美国科学基金会历史发展和当前状况的曲解，误导国人对基础研究与国家科技水平关系的的认识！！！

回头一搜索，原来江晓原教授已写了好多篇文章，还有访谈、演讲，都是在反复地说几个核心观点，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络传播

江晓原教授对布什范式的批判发表在国内著名的媒体和报刊上，得到有的媒体明显的站台支持，对其批评的文章不易发表，批评的意见被江晓原视而不见。

江老师称：他的“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几天后文章被观察者网转载，阅读量超过24万（江文[4]）。一篇文章这么多阅读量，10篇文章加上转载有多少阅读量？有多少人会被误导？（我在11月1日第五届科学传播苏州论坛做完报告之后，上海有位老师对我说：我被江晓原关于美国不重视基础研究的说法误导了。）

为什么漏洞百出的说法竟广为流传、并被接受？

想了又想，终于明白：这是一个科学传播问题。

觉得有责任写篇科学传播学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技术路线（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要阐明布什报告的原意和影响；

再看，江晓原是怎么理解和叙说布什报告及相关的基础研究等概念的（叙事）；

评析：江晓原关于布什范式叙事的实质是什么;

结论：对布什范式及美国科学的科学传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本文分五个部分：

一、布什范式的内容

二、江晓原对布什范式的叙事

三、对江晓原对布什范式叙事的评析

四、总结：解构江晓原关于布什范式的叙事话语

五、结论：对布什范式及美国科学的科学传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一、布什范式

（一）布什范式的涵义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政府支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和计划方案，为美国建立现代科学体系提供原则和蓝图。核心内容：

——科学发展是国家繁荣的基础；

——基础研究的核心地位；

——政府尊重科学家的自由；

——联邦政府承担支持科学研究与培养人才的职责。

《科学——无尽的前沿》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这不仅仅是某个观点，而是一个涵盖“政府职责”、”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科学家自治”、”科学研究与教育结合”和“科学为国家安全与福祉服务”等要素的完整体系，它代表了一套关于“政府应该如何支持科学，以及科学如何服务于国家”的根本性模型和信念体系，深刻影响了战后数十年美国科学的发展，可以称为“布什范式”。

图3 《科学——无尽的前沿》各种版本

图4 《科学——无尽的前沿》中译本

（二）《科学——无尽的前沿》的背景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组织科学技术应对战争。1941年，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为了国家的目标，政府授权科学家，给予科学家相当大的自主性，并通过合同和研究资助的方式，创建了两者之间新的关系。OSRD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原子弹（早期）、炸弹等的无线感应引信（proximity fuze）、雷达、青霉素】军用药物的DDT，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

1944年11月17日，在欧战胜利已成定局的背景下，罗斯福总统写信给OSRD主任万尼瓦尔.布什,要求布什就如何把战时的经验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问题提出意见，提了四个问题：

图5 ：1-3 罗斯福总统给布什的信及问题

响应总统的要求，布什组织了全国50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组成四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个问题。８个月后，即1945年7月5日，布什把完成的研究报告呈交给杜鲁门总统——他是在罗斯福当年4月病逝后接任总统职务的。这一份报告由一个布什撰写的概述性文章和四个作为附件的分报告组成。布什赋予这份报告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题目：《科学——无尽的前沿》，展现了科学的前景——作为“没有止境的前沿/边疆”的科学将会取代美国西部物理上的边疆，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标准和推动社会变化的新的动力。

（三）《科学——无尽的前沿》的内容

《科学——无尽的前沿》的主要思想如下：

——新的科学知识对于满足国家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证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联邦政府有责任支持科学研究；

——基础研究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基础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为社会带来广泛的利益；

——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科学家没有责任考虑应用。

基于这几条假设，布什指出：

政府应当承担起新的责任：促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培养青年科学人才。这些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们对于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Bush，Vannevar. 1990/1945. p.8.中译本第37页]

最后，布什提出应该建立一种能保证稳定长期计划、保障维护探索自由的独立的支持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最初名称），专门支持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级科学教育。这个机构的特点是由专业化人士管理，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没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主要采取项目资助的方式资助大学中的基础研究，申请项目采取公开竞争、同行评议的方式。所谓同行评议的核心是由科学家自己确定最好的研究者。

图6：1-2 《科学：无尽的前沿》的主要内容

（四）战后美国科学政策和科学体制的形成

1.关于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立法争论

战后美国对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支持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对于如何支持，则意见不同。两种主要意见的代表人是万尼瓦尔.布什和参议员基戈尔。争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科学是以按照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为主，还是以国家的社会经济目标计划发展；或者说科学发展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还是应用和社会需求为导向；（2）科学是由科学共同体自主管理为主，还是需要政府和公众监督管理？

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是布什和基戈尔方案的妥协，但更倾向于布什的方案：关于按地区分配科学经费的方案被否决了；专注于基础研究，而不是保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平衡；当法律授权由总统任命基金会主任的同时，它也通过创立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给予科学家相当大的决策权。

2. 支持基础研究多元化体制的形成

在关于NSF成立争论的5年间，随着科学研究发展局（OSRD）的解散，支持科学研究的真空迅速被其他机构填补，1946年，海军办公室（ONR）最早做出反应，战后迅速与大学开展合同研究，支持领域包括地球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数学、流体力学等等。1946年，核科学的责任转向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AEC），AEC不仅支持大学的合同研究，而且以大学经营的实验室为基础，创立了一系列国立实验室，如芝加哥大学的阿拉贡国家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等。1947年，军队的基础研究转向新成立的国防部（DOD）。最重要的是，承担生物医学和卫生研究的责任（原是OSRD的部分责任）转向新组建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它原来的小规模内部实验室重组为大规模的研究实验室，并成为向外部提供资助的支持机构。这样，美国形成了以使命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当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创立时，它只有支持纯基础研究比较窄的使命，主要面向大学， 与布什报告当初设想的全国性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相比，其职责和范围已大为缩小，它只是多元化资助基础研究的一个部门。

1954 年 3 月 17 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行政命令( 10521) 对国防部、AEC、NIH等联邦机构和NSF资助基础研究的关系做了明确的说明:“正如现在或者今后的法律所授权和准许的那样, 基金会要对一般目的的基 础研究( general-purpose basic research) 提供支持越来越负起责任”, 同时也规定其他机构在与其使命相关的领域从事基础研究“可以继续”[Pencik1972, p.34] 。这 一行政命令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明联邦政府支持科学的职责从支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实用的科学，上升为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支持发现新知识为目的的科学。同时, 它也为以多种方式支持基础研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并创造了各部分科研体系 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灵活性。为了使10521号行政命令所说的多元体系更为有效,使 其他政府机构和大学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国会1958年授权一切联邦机构用补助金代替合同的方式支持科学研究。

自成立到1957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联邦有关机构中是一个很小的“孩子”。 自冷战开始后,国家的安全战略统治着科技政策。1949-195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 R&D经费达到10亿美元，90%出自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国防R&D经费成倍增长,1951年达到13亿美元,1953年增到31亿美元。朝鲜战 争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的R&D经费稍微下降,但在高技术国家安全—— —核弹头、 火箭、导弹、反潜艇战和陆地防卫系统的要求下,驱使经费在1954—1957年增长了 35%, 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 增长了30"。国防及国防相关的经费仍然占80"- 90%"。水涨船高,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在这种潮流下也得到比较大的增长,1956 年达到1600万美元 [Kevles 1990,pp.xv-xviii] 。虽然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只占联 邦政府R&D经费的很小部分,但它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学术研究非军事化,从而相对独立,保证了国家整个科学体系的健康发展。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对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从1957年底到1958年,短短的时间里,美国成立了国家宇航局( NASA) ,高级研究计划署( 即后来的DARPA) , 成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通过《国家防卫教育法 案》,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对各个层次科学教育的支持。令人瞩目地的是，国会大大加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反映出政府内外人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技术优势的背后是科学知识的创新。自此,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到1967,国家科学基 金会的经费接近1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持学术研究的13%，而国防部提供19% 左右( 大部分集中在物质科学和工程学) ,国家宇航局提供8%,原子能委员会占8% [Kevles 1990, p.xix]。这几个机构加上国立卫生研究院,构成今天美国支持基础科学的多元化主体。

（详细参见:樊春良.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3期

结论：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已不是《科学——无尽的前沿》设想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的基础研究是由多个联邦机构共同支持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角色的重要性是逐渐确立的。

（五）关于《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基础研究的争论

关于《科学——无尽的前沿》最大争论之一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一是许多情况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不是可以截然划分的，二是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并不是线性的关系。

在实践和争论中，产生出一些新的概念， 如使命定向的基础研究（mission-oriented basic research）和指导性研究（directed research）以及巴斯德象限的基础研究（应用背景导向的基础研究），表明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着内在相互作用。

这些争论并没有否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六）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科学—无尽的前沿》的评价

在不同的时期，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科学——无尽的前沿》一直高度肯定，同时指出其有适应时代发展和调整的地方。

冷战结束之后，20世纪90年代围绕布什报告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一方面让人们看到布什思想的不足，激励一些新的思想产生；另一方面，布什报告的基本观点得到重新确认。这集中体现在白宫1994年发布的《国家利益中的科学》上。

2020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德罗格梅尔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发表讲话，称《科学——无尽的前沿》为美国创建了一个由三项支配性原则组成的战略框架。

2020年1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报告《无尽的前沿：科学的未来75年》 ，肯定布什报告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研究前沿在扩展，创新范式要更新。

二、江晓原对布什范式的叙事

从“百年后重新审视，技术与科学是两个平行系统”（2021.8.5.《文汇报》）到“‘无尽的前沿’公案揭秘”（2024.9.17；9.24），江晓原几乎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反布什叙事”，基本观点：

1. “布什报告”被神话化；布什报告本是一场战略欺骗，“自由科学共同体”叙事是意识形态包装；基础科学神话”误导了中国的科技政策。

2. “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平行系统”，即二者在历史上并非线性因果关系。

3. 美国强大并非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是因为“技术系统的强大和产业链能力”。美国政府实际上始终重视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而非基础研究；

4.核心论点：基于上述分析，他认为中国在科技发展上应更加注重技术的发展，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不需重要基础研究。

三、对江晓原关于布什范式叙事的评析

本报告认为，江晓原对布什范式的叙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启发性，提醒国人不能盲目崇拜布什报告和基础研究，挑战科学是技术的基础的传统观点。但是，这种叙事在整体上是站不住脚的，存在着学理不足、史实不清、论证逻辑的漏洞以及修辞上的夸张。

（一）学理不足

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1）江晓原的观点： “科学与技术是两个独立的平行系统，技术并非科学的附庸“。

论据：

古代的论据。"比方说，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个先秦时代完成的工程至今仍灌溉着成都平原。今天我们发现它符合流体力学，符合结构力学，可是造都江堰的时代，世界上有流体力学吗？有结构力学吗？李冰父子能知道伯努利方程吗？” 外国例子，如欧洲大教堂。

现代的例子。 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主要是技术。

大科学没用：例子：超导超级对撞机，莫霍钻探计划。

结论：“美国其实是技术先进，而不是科学先进。美国靠的是技术而非技术”。

一个案例：1963年，针对当时的费用拨付争论，美国国防部搞了一个“回顾计划”。他们选择了20种武器，包括核弹头、火箭、水雷等，将这些武器具体部分分别统计，一共556个“事件”。其中只有2个能归入科学，其余的都是技术。武器是最实用的东西，这里主要都是技术在解决问题。所以结论是：技术才是管用的。

以上引自江文【1】

（2）评析： 学理问题：科学与技术关系的简化

① 引用的都江堰、欧洲大教堂等案例，是前现代科学时期的技术成就，用以说明技术独立于科学是有效的。但在现代科学体系建立之后，许多颠覆性技术（如激光、半导体等）其源头确实可以追溯到深刻的基础科学研究。用古代案例来完全类比现代科技关系，其适用性不大。

② 科学与技术存在着相互作用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有科学在先，技术在后，如麦克斯韦理论与电磁波的发现和应用；也有技术在先，科学在后，正是那些早期的飞行器，促进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在不同发展阶段，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不同，如半导体技术发展，早期科学的角色很重要，之后的发展技术自身的因素越来越重要。当代科学和技术发展越来越交融在一起。

③存在技术与科学不密切的案例，并不能否认科学与技术密切的情况。科学对技术的作用有多种多样形式。

具体案例分析：关于江文1所引的”后见之明案例“（即江文所指的“回顾计划”）及相关案例。

这一案例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

对“后见之明”项目有许多批评意见，最为深刻地的是著名创新学者莫厄里和罗森伯格的批评意见。

另一个对立的案例，由美国NSF组织，选择五项技术，回溯50年，表明基础研究对技术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江文[10]对“后见之明”项目案例做了考察，指出其存在种种缺点，但觉得可以合理解释。但是，即使这个案例没有任何问题，也不能单凭这一案例就证明技术发展不依赖于科学。

有大量基础研究对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的例子。这里仅举一例MP3播放器发展的例子，如下图：

来自[美]荷马·A.尼尔 / 托宾·L.史密斯 / 珍妮弗·B.麦考密克《超越斯普尼克——美国21世纪的科学政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2. 关于《科学——无尽的前沿》与基础研究

（1）江晓原观点

江晓原对《科学——无尽的前沿》的认识有几个方面：（1）《科学——无尽的前沿》是一场战略欺骗；（2）《科学——无尽的前沿》强调基础研究，是“科学是基础，技术是手段”这种认识的来源；（3）《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政策影响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体现出来。他引用数据指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成立之初获得的经费极少（第一年仅15万美元），认为美国实际上根本不重视基础研究，从而认为布什在《无尽的前沿》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主张，在美国并没有实行。

（2）评析

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无尽的前沿》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做好基础研究需要保证探索的自由；政府要承担长期支持基础研究与培养人才的责任。江只是强调《无尽的前沿》中所说的基础研究部分内容。（顺便说一下：江文[1]把布什报告的原话当作时任美国科学基金会主任的话引用，让人怀疑江老师是否读过《无尽的前沿》全文）

关于《无尽的前沿》是否是一场战略欺骗，留在下面说。

① 关于《无尽的前沿》中的基础研究含义

《无尽的前沿》关于基础研究的思想很丰富，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来源于基础研究的具体观念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和灵感；一是基础研究的累积产出是基本的资源，可以被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创新的目标利用。第一点确包含“科学是基础，技术是手段”这样的思想，但并不是这么简单、机械联想的关系。基础研究是技术之源和基础的话，并非不成立。没有原子物理学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验进展，就不会有原子弹；没有物理学家，原子弹也造不出来。只是这样的关系是更显明地存在某些领域、某些阶段，也是一个历史和动态的过程。这样的观点，并不否认技术对科学的反作用，以及技术发展有自主性的。

② 单靠NSF的数据不能准确反映美国基础研究的全貌

主要依据NSF的经费来论证美国不重视基础科学，这未能全面反映美国基础研究的全貌。在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机构也投入巨资支持大量基础研究。

③关于美国的强大是否因为重视基础科学

回答，是的。讲清这一问题需要花费很多篇幅。这里先指出，江晓原提到这个问题是混淆了概念，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当作支持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全部 ：“许多人一听说《无尽的前沿》出版，一看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就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开启国家强力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时代了”（江文[2]）《无尽的前沿》出版，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支持基础科学责任的开始，战后到冷战期间联邦政府各机构（不单是实际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促进美国到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强国。这一时期出现了影响美国和世界发展的一系列新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固体电子仪器、集成电路、核能、激光、卫星通讯、微波通讯、抗生素、杀虫剂和新材料等，许多都是基础研究的进展分不开的（如半导体和激光）。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此早有定论，这里仅引用美国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召开纪念万尼瓦尔.布什《无尽的前沿》75周年研讨会——“没有止境的边境：下一个75年的科学”（ 2020年2月26日）报告的结论，这篇报告指出：布什报告“建议政府大幅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主要是在国家的学院和大学。布什制定的新社会契约的成功改变了高等教育、工业、政府和经济。它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创新引擎和技术人才，这是几十年来繁荣、健康和地缘政治领导地位的基础。”(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20.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Next 75 years in Science)

3. 关于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职能向工程学和应用研究调整

（1）江晓原的比喻：“基础科学堡垒”及陷落

江晓原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比做“基础科学堡垒”，把工程学获得与科学的独立地位以及NSF职能从基础科学向应用研究扩展称为“堡垒陷落”。

（2）评析

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比做“基础科学堡垒”，暗示其偏离了某个“纯真”的原始状态，走向了“堕落”。这是一种静态的历史观。任何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都必须随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自身发展而动态调整。将这种调整一概视为对“初心”的背叛，是不切实际的。

①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的意义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用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科学的发展。从一开始，科学基金会的支持目标就是有两个选择：支持基础研究和支持应用研究。最终选择支持基础研究，是科学共同体和政策共同体的商议和妥协的结果，代表美国科学共同体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是美国政府与科学建立新的社会契约的开始。在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只以实用目标支持科学发展，并不支持纯粹的基础研究。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则开始以政府的资金支持基础研究，一些过去无处获得支持的纯科学研究从此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这对于美国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的法律基础

《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法》（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ct of 1950，公法810507号）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和依据，法案规定：“为了推动科学的进步；促进国家的健康、繁荣和福利；保证国家安全及其他目的”，成立独立的联邦机构，称为国家科学基金会。

法律授权和指示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展并鼓励国家关于促进科学方面基础研究和教育政策的执行；发起和支持数学、物质科学、医学、工程学和其他科学中的基础研究。

③ 国家科学基金会前18年的科学管理导向

NSF成立后，首先是建立支持基础研究的持续长久的机制，把基础研究解释为非计划的（non-programmatic）的研究，这意味着是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而其他机构限于自己的法定目标，不会这样做。成立了法案规定四个部门的三个：数学、物质科学、工程学和其他科学部；生物科学部；科学人员与教育部。第四个部，医学科学部则中止，因为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开始资助生命医学的课题。建立了同行评议系统。

NSF支持基础研究和教育培训两类计划研究项目和教育培训项目（包括助学金和奖学金计划）两类。1952年开始第一批研究项目的资助，保持资助的高标准。随着经费的增加，资助数额和资助率都有所增长。研究助学金项目，在第一个五年共颁发研究助学金3576份，按领域分为：生物科学28%，化学23%，物理学和天文学22%，工程学13%，数学9%，地球科学5%。（Wolfle195:.337,338）

在美国政府和公众重视实用主义的背景下，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1950-1968），国家科学基金会能够保持科学形象，坚持以自我确定的目标支持基础研究，几乎没有得到国会或公众的任何批评，是一个“小的奇迹”。”（见：米尔顿.洛马斯克《小奇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史话》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制度设置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其领导人采取的策略。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它前18年形成了科学导向的管理模式：坚持探索自由，支持最好的研究，由同行保证质量。在后来发展中，虽然受到各种冲击，但是这个核心价值并没有变化，是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基础。

（4）关于江文[8][9]国家科学金基会向应用职能的调整

国家科学基金会作为国家资助科学发展的机构，它的使命、方向和范围要随着时代变化的调整，取决于几个因素：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国家发展的新需求；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不同届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对科学的态度和认知。像任何国家的科学机构调整一样，NSF的任务和部门的调整本是正常现象，其中伴随着不同群体的磋商和争斗也是正常现象。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国外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冷战的缓和、学生运动的爆发、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惨败，使科学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始受到质疑 。1968年，Daddario法案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金基会会任务做了调整，规定NSF除了资助基础研究和教育培训外，还负有资助应用研究的使命。政府在NSF设立“面向国家需求的研究”（RANN计划），但这个计划政治性太强，遭到失败。

之后的岁月一直到今天的50年多的历程中，在不同时期，NSF都面临向政策界和公众国家需求调整方向和部门的压力，甚至改造机构自身的压力。NSF面向应用和国家需求做了大幅调整，大量的资助面向应用和技术创新。但是，NSF坚持基础研究和好奇心研究为基础的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见：樊春良“如何如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的联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策思想与实践，中国科学基金，2025年第4期）

至于江文[8][9]所谓工程学的平权问题只是这个过程中正常的部门调整，分分合合，本是正常的政府科学资助部门的调整，在哪个国家都存在。二战后，工程学本身已成为一个与基础科学深度交融但又相对独立的庞大知识体系，其设立独立部门是科学管理上的合理调整，而非简单的权力斗争。

（二）史实不清

江晓原的一些观点是缺乏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主要有：

1. 《科学——无尽的前沿》是一场战略欺骗

江晓原在“百年后重新审视，技术与科学是两个平行系统”（《文汇报》2021.8.5), “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文汇报》2021.11.13）和“美国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20世纪最大的战略欺骗”（《第一财经》2022.1.12）三篇文章都称：“《科学：无尽的前沿》是20世纪最大的战略欺骗行动，”理由是“一份1945年呈送给美国总统的内部报告，为什么会在冷战核心年代的1960年高调公开出版。”

在得知有人指出《科学——无尽的前沿》实际出版于1945年，而不是他说的1960年。江晓原老师竟把正确指出他错误的人称为“找碴者”，并仍坚持《科学——无尽的前沿》1945年出版的是内部报告，而不是公开出版。（“一篇文章何以伤害了‘一些人士的感情’”（《晶报》2022.6.27）竟说，即使《布什报告》出版于1945年，也不影响他文章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看江晓原老师怎么说，然后再一一指出他的错误。

下面展示下《科学——无尽的前沿》出版于1945年的证据：

证据1（或者说是一个事实）：政府文印局是公开出版政府报告和文件的机构

江说《科学——无尽的前沿》是政府文印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年印刷的，因此认为是内部报告，这是不了解政府文印局的职能。美国政府文印局的历史悠久。18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将三大政府机构工作的有关信息发布给全美公民的决议。1860年6月23日，美国通过法令12 Stat. 117，并于1861年3月4日成立了拥有350人的政府文印局，专门负责美国政府出版物的印刷发行工作。美国政府印刷局的使命是“向美国公众提供真实、安全的政府文件和产品。”（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s://www.gpo.gov/)《科学：无尽的前沿》是作为政府报告于1945年印刷出版的，署名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任万尼瓦尔.布什（见下图）。这不是内部报告，而是面向美国公众发布的。

2. 证据2：《布什传》记载了《布什报告》出版的情景。江文引用的所谓证明《布什报告》是内部报告的记叙恰恰是记述了布什报告公开出版的情景！

证据3：1960年重印的《科学——无尽前沿》的证据

证据4：2010年8月19日的《自然》杂志刊登的“回顾：科学——无尽的前沿”，在左上角书名下面明确标着：首次出版194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1960年重印。

我们中国人的证据来了:

证据5：《中国科学界对布什报告的译介与反响 ( 1945—1949)》（徐帆《中国科技史杂志》第43卷(2022年) 第2期: 302—308）一文价绍了布什1945年报告发表后，对中国科学家的影响。

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献，不仅表明《无尽的前沿》出版于1945年，也表明《无尽的前沿》对中国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布什报告发表于1945年7月，甫一出版，便受到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支持与赞扬，广为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许多中国学者通过公私渠道先后看到过这份报告，并做了译介与解读。在1946年底国民政府组织各科专家制定的《发展应用科学十年计划》中，中国科学家试图用布什报告的理念组织科学研究工作。而“基础研究”这一概念也因此开始在中国普及。”

不用再举更多例子。

《科学——无尽的前沿》出版于1945年本来是一个常识。江晓原老师却煞有介事地说“以前大家公认《无尽的前沿》是1960年公开出版的”。真不知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大家”都是谁？

2.关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立法程序

江文[2]指出：“布什在报告最后提出，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资助科学研究。但是新任总统杜鲁门对布什鼓吹的这一套没什么兴趣，成立基金会的事在国会投了五年票都通不过，最后利用了特殊程序才在1950年通过了，定名为“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这段文字显示江对美国科学基金会成立的立法程序并不熟悉，事实上，杜鲁门对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持支持态度，只是不同意基金会单独由科 学家管理。详细请见李宁老师的文章：“《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与美国科学基金会成立前后的是是非非”（以下简称《是是非非》），文章链接：）。

3. 关于美国支持基础研究的多元体制的形成

江晓原单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视为布什报告建议的实施，是不了解1945年后美国多元化资助体制的形成（见本报告第一部分）。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并不是布什报告中设想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后者应是1950年海军办公室、原子能委员会、 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所有联邦科学部门的总和。

（三）逻辑论证漏洞

1. 以结果论代替机制分析

以“美国强大主要依赖技术与工程”为前提，倒推出“基础科学不重要”，这是典型的因果混淆。从前者并不能推出后者。美国的技术优势恰恰依托于大学的知识供给和人才培养功能。

2 .循环论证

江的核心论证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循环——先设定“科学与技术是平行的”这一前提，然后用经过筛选的、符合这一前提的史料（如美国国防部的“回顾计划”）来证明这一前提，而相对地忽视了大量反例。

3. 挑选证据，以偏概全

论证“美国不重视基础科学”时，主要依赖NSF经费占总研发支出比例这一个指标，却系统性地忽略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能源部（DOE）、国防部（DOD）和NASA等其他联邦机构在基础研究上的巨额投入。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而且，即使单说NSF，单单举出第一年的经费来说事，不是有意地挑选最差的证据好说事，就是对NSF成立之初的历史缺乏了解。

4. 概念模糊与语义漂移

江文把“基础科学”“科学研究”“理论科学”常被混用；有时又将“技术”与“工程”“产业应用”混为一谈。

在江文[9]（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应用技术与基础科学之争）中，把工程学等同于应用技术，工程学是独立于科学和技术的一门学科，不能等于应用技术，工程学也有原理和基础部分。

（四）叙事与表达方式夸张

1.叙事框架：戏剧化的“兴衰史”与“斗争叙事”

江老师是编故事高手。他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元叙事（编了一个故事）：一个纯真的“初心”（布什的纯基础科学理想），建立了一个“堡垒”（NSF），这个堡垒在内外夹击（应用技术的“内斗”与政治利益的“捆绑”）下，经过长期斗争，最终“沦陷”。

这种编故事的叙事线条清晰、戏剧性强，易于理解和传播，能迅速抓住读者情绪。但是，它过度简化了复杂的历史进程，将NSF几十年的演变描绘成一场“好人/坏人”或“理想/现实”的道德剧， 遮蔽了机构发展、学科融合与国家战略调整中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性。历史的偶然性、妥协性和多元动因被单一的“沦陷”主线所取代。

2.修辞策略的“情绪化”与“阴谋化”

江老师擅长制造“揭露性语气”： “美国最成功的战略欺骗”，“布什报告公案”，“科学神话的崩塌”这类标题和表达具有阴谋论式叙事结构：

—— 先假定有一场“欺骗”；

——自居为“揭露者”；

—— 把科学史中的多因现象简化为单因结果（即“欺骗”）。

3. 修辞策略：强烈的价值判断与军事化隐喻

江老师大量使用带有强烈褒贬色彩的词汇和军事化比喻。

价值判断词汇：“盲目崇拜”、“刻舟求剑”、“一厢情愿”、“哀声一片”、“做派”、“内斗”、“平权斗争”、“分庭抗礼”、“沦陷”、“背道而驰”、“全盘失守”。这些词汇在描述事实的同时，已预先给出了道德评判。

军事化隐喻：“堡垒”、“沦陷”、“内斗”、“争夺名分”、“夺回地盘”、“根基坍塌”。这些修辞将学术思想与政策演变战场化，暗示这是一个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过程。

4. 表述方式：绝对化与片面化

绝对化断言：“从来未能主导”、“全盘失守”、“与布什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这些不留余地的表述，将其论点推向极端。

片面化概括：将“国内学者”普遍描述为存在“误解”和“盲目崇拜”。

四、解构江晓原批判布什范式的叙事话语

（一）江晓原批判布什范式的叙事话语特点

1. 隐含的目的论：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指路

文章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旨在批判国内对“基础科学”的盲目崇拜，并为中国“以技术为先”的路径辩护。这一明确的现实诉求，可能影响了其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使其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当前立场出发，回头去“审判”历史。

2. 叙事立场的“先验化”

江晓原所有的文章几乎都从一个既定立场出发：

“美国崛起并非依靠基础科学，而是依靠技术与工程；万尼瓦尔.布什所所言的重视基础研究是一个神话。‘基础科学神话’是美国故意制造的战略欺骗。”

这一立场并非通过论证得出，而是作为论证的前提存在。于是，每篇文章写作的目的（包括两篇学术文章[8][9]）和文章所有材料与论点都被安排为支撑这一预设。

3. 核心的逻辑： “稻草人攻击”

江老师的一系列文章，大都是低级错误和常识性谬误，无需进行学术争论。科技政策界对都知道布什报告的出色思想，也知道布什报告有许多不足，国内学术界有许多研究，并不像江所描述的什么膜拜、刻舟求剑啊。我很迷惑，长期不知怎么理解和描述江老师的逻辑。偶然发现“稻草人攻击”这种逻辑，找到了最恰当的词：对的，就是“稻草人攻击”逻辑！

所谓稻草人论证（英语：straw man）或稻草人谬误、攻击稻草人、刺稻草人、打稻草人、虚空打靶，是曲解对方的论点，针对曲解后的论点（替身稻草人）攻击，再宣称已推翻对方论点的论证方式，是一种非形式谬误。

4. 煽动性和夸张的修辞

从公共写作的角度看，江教授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辩论家”和“批判者”；修辞和叙事上善用戏剧化、绝对化和价值判断先行，带来一种破局的锐气，不容易使读者清醒认识到其修辞策略所带来的局限性。

以客观、平衡、严谨的学术表述标准来看，这种修辞离可靠的信息和有理的判断相去甚远。

（二）江晓原批判布什报告的目的：以反神话之名，塑造神话

江晓原对布什报告的批判，其最终目的并非单纯学术争论，而是试图重塑一种“科学观与国家发展叙事”. 他的写作意图不仅是学术批评，更带有思想启蒙色彩—— 借“美国神话的瓦解”来提醒中国不要迷信“唯科学主义”和“基础科学万能论”， 进而主张中国科技发展应更注重工程与技术体系的建设。

下面是江晓原文章的几段话，可以充分体现江晓原这种观点。

（三）为什么江晓原对布什报告的叙事会容易使人相信、广受欢迎？

1.阴谋论”的吸引力：将布什报告解读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欺骗”，虽然论证上存在巨大跳跃，但“阴谋论”框架本身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它提供了一个看似深刻的、揭露“隐藏真相”的视角，满足了人们对世界运行“内幕”的好奇心。

2.用感情化、情绪化的语言编故事，文章中使用的“堡垒沦陷”、“内斗”、“战略欺骗”等词汇，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色彩，构建了一个正义（技术/实用）与僵化（基础科学/理想）斗争的戏剧场面，极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3.稻草人”战术的成功。如前所述，他将论敌塑造为对布什报告“盲目崇拜”、“刻舟求剑”的僵化思维者。通过驳斥这个被简化、被丑化的“稻草人”，他自己的观点就显得更加正确和有力。

4.破除美国科学神话的心理。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美国科技制度存在一种“理想化”想象。“科学自由”“重视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这些关键词构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美国科学神话。而江晓原的论述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用一种揭露式的口吻告诉公众：“美国强大不是因为基础科学，而是因为技术体系政治操控。”这种叙事满足了公众的“去神话化”心理——让人产生一种“原来真相并非如此”的快感。特别的是，他说布什报告是“战略欺骗”，会给人带来受骗上当的感觉，带来一种民族情绪。

5. 暗合当前国内基础研究状况某些弊端的批评，例如：对脱离实际应用的“纸上谈兵”式研究，盲目追求SCI论文以及对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以及由此认为基础研究没有起多少作用。

6. 江老师的名人效应. 江老师是一名成就卓然的历史学者。在国内社会上普遍对《布什报告》的内容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著名的（中国古代）科学史学者江晓原提出“不同解释”，让人误以他是以“美国科学史专家”的权威身份讲话，自然容易被视为“打破权威的真相”。殊不知，这种解释会带来误读和偏差。

（四）江晓原对布什报告叙事偏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外国的认识，应该建立在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避免情绪化、片面化地认识对象，否则带来的认识偏差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近代史已有深刻的教训。

1. 江晓原对布什报告叙事带来的可能认识偏差

（1）对布什报告真实的作用和美国科学的制度成就误读

江晓原将布什报告视作“战略欺骗”，认为美国所谓“重视基础科学”是虚假的，这忽略了布什报告的奠基性力量．布什报告最持久的影响，不在于NSF是否完全按其设想运作，而在于它成功地将“联邦政府有责任持续支持基础科学” 这一理念确立为美国的国家信条，它塑造了整个国家对于“科学为何重要”的共识。美国科学技术体制的力量正是来源于布什思想确立的制度结构，例如： 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长期公共资助；大学—政府—产业的功能分工；“科学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制度平衡。这一体制支撑了冷战时期美国的科技优势，也孕育了硅谷、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创新。

（2）遮蔽了对美国科学与技术互动的真实机制

为了论证“技术先行”，江教授倾向于将科学与技术描绘成历史上平行的、乃至对立的两条线，认为美国的成功不靠基础研究。这种叙事会遮蔽了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复杂多样的互动机制，忽略了美国正是在一个极其雄厚的基础科学积淀之上，才得以通过应用和技术开发获得巨大回报。没有前者，后者将成为无源之水。

（3）削弱对“科学体制演化”的历史理解力。

江晓原的叙述把《无尽的前沿》当作一个静态神话——似乎美国自布什以来始终欺骗世界说“重视基础科学”。但实际上，美国科学体制经历了持续的内部调整：· 从“冷战军事化科学”（1945–1970s）、到“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并重”1980s–）、再到“可持续发展与竞争性资助体系”（2000s–），对基础研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

（4）阻碍国人对科学与国家关系的成熟反思

江晓原的批评容易被读作：“科学只是政治工具，美国只是假装信奉科学自由。”
这类论述表面反美、实则反科学，它可能误导中国的政策讨论。

（5）在国际比较中制造“伪对立”。

江晓原用“美国欺骗—中国觉醒”的框架解释科学政策，构建了一种情绪化的民族叙事。这种叙事阻碍了中国学界进行真正的比较制度分析，难以从美国的制度经验中提炼出可借鉴的逻辑。

2. 这种认知偏差带来的可能后果

如果认可和接受江晓原老师对布什报告的解释，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层面：可能导致战略认识短视化，误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江晓原老师将“基础科学”视为美国自我包装的神话，强调“工程与技术才是真正力量”，这种叙事容易诱导形成“功利主义科技观”，会使中国读者忽略基础科学这种制度化长期投资与组织创新的意义，误以为美国的强大完全源于“技术实用主义”或“军事需求”，从而低估基础研究的战略作用。这种叙事提供一种具有风险性的政策暗示：如果全盘接受其批评的内在逻辑，很容易推导出 “既然美国成功不靠基础科学，那么我们也可以大幅削弱对它的长期投入”的结论。

（ 2）政策层面：可能导致基础研究弱化和科学共同体被边缘化

江晓原老师对布什报告的叙述，否定布什所论“科学—国家社会契约”的合法性，这意味着不承认“科学共同体”在国家科技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否定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也就遮蔽了对“基础研究”独特性的认识，可能会把基础科研活动完全按照计划任务和国家工程来理解，而非知识探索。如果这种观念被政策界接受，带来可能的后果是强化对科研方向、成果评价、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科学共同体被边缘化，科研体系丧失学术自主性，会越来越像“政绩系统”，创新失去学术土壤。长远来看，这会压抑原始创新能力和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3）制度层面：可能对建造“科学—技术—产业”良性互动链条不利

江晓原老师把科学与技术视为“平行系统”，否认科学对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但美国、日本、德国等创新型国家的成功恰恰在于科学、工程与产业的深度耦合。假如中国采信这种“分离论”，可能在制度设计上产生三个问题：

——基础研究体系与产业创新脱节，科研成果难以转化；

——工程实践缺乏科学支撑，难以实现原创突破；

—— 科技政策碎片化，无法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的协同效应。

这种观点还可能误导对大国科技竞争本质的理解：大国的科技竞争，是整体生态系统的竞争，其中既包括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包括尖端技术研发的竞争，也包括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产品、市场和标准的全链条能力。片面强调任何一端而忽视另一端，都会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4）国际层面：对中国形成自信、成熟的科技话语体系不利

江晓原老师的叙述以“揭穿美国神话”为中心，具有浓厚的“防御性民族主义”色彩。如果逻辑主导了中国的科技认知，可能带来两个不良的后果：

——国际话语孤立化：中国难以与国际科学界形成平等交流，因为否认了他们赖以运作的制度与价值体系；

——对外误判：以为美国科学衰落或体制失灵，从而误判竞争态势，忽视其制度调整与韧性。

其可能的结果是：不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治理、科学外交中的战略主动性。

五、结论：对布什范式及美国科学的科学传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

（一）基本立场

既不盲目相信美国、也不盲目否认美国；坚持史实、基于制度与实践比较、以战略定力和开放视野理解布什范式和美国科学的发展。

（二）三条具体立场

1. 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尊重史料：以布什报告原文、战后政策、科研体系与实际历史演化为依据；

——避免选择性解读；

——不夸大、不神化、不妖魔化。

2.比较视野与战略自信

认识和了解美国真实的科学模式是重要的，但不是相信美国模式是万能，中国可以借鉴有益的，但无需照搬。

3.科学与国家战略的双重逻辑

承认科学是无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有共同的精神和规律；

同时，承认科学制度是有国别的和国家逻辑的。理解美国，超越美国才是正确的道路，而非否定美国、自我陶醉。

（三）坚持科学传播的基本原则

1.真实性与证据优先

——观点建立在事实与可验证证据上；

——引用原始文献、数据与历史记录；

——不凭想象、不以立场代替事实。

坚持事实先行，立场随后。

2. 全面性与复杂性意识

——不用单一视角解释复杂现象；

——呈现不同理论、数据与反例；

——抵制“简单回答复杂问题”的诱惑；

避免二元对立与极端叙事。

3. 历史脉络与发展视角

——科学结论与制度都有历史演进；

——不割裂事件、人物与语境；

——尊重科学发展路径和失败经验；

理解原初语境，避免历史错位解释

4. 谨慎的因果推断

——不把相关性当因果关系；

——注意制度、文化、经济等多因素作用；

科学传播不是“讲故事”，是“讲逻辑”。

5.批判性与建设性统一

——批判有理有据，不情绪化；

——目标是改善理解与决策，而非制造优越感；

批判不是摧毁，是让知识更坚固。

6 科学精神与公共责任

——崇尚求真、怀疑、开放；

——·防止伪科学、阴谋论、民粹化解释侵入；

—— 避免误导公众对科学制度与国家竞争的认知；

科学传播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

在当代科学技术飞速进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一个学者从事科学传播，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精准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高度的公共责任心：自己所宣讲的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完）

谢谢阅读！

——文章转载自《科学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