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从战略相持转向战略主动，中国科技必须再突破

未来五年，中国会着重办好哪些事儿？有哪些关键部署？“十五五”规划建议绘就了发展蓝图。“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保障和改善民生”等表述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蕴含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本期《思路打开》节目邀请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进行深度解读。

【对话/刘元春&王慧】

王慧：刘校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刘元春：大家好，很久没跟大家聊天了。

王慧：今天想请您全面地解读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建议》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顶层规划和战略部署，涉及的内容很全面、很超前、很务实。您对这份《建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跟“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相比，“十五五”规划建议有什么突出特点？

刘元春：“十五五”是一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一定要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来进行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十五五”规划建议凸显了这一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特别是对我们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所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它抓得特别准。体现在几大方面：

第一，更加突出新质生产力以及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

第二，更加突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内大循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全面推进。这涉及到整个国家在扩大内需、改革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能否取得突破。

第三，更加突出安全问题。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上，二十大报告中主要谈到了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这三个“力”，“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纳入其中。国防实力毫无疑问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高水平安全体系的底座。在未来突发、易发风险较多的情况下，以安全促发展尤为重要。同时，2027年是建军一百周年，凸显国防、安全问题也是应有之义。

第四，更加突出民生问题和共同富裕。如果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过于滞后于经济发展，一定会导致经济的可持续性出现问题，消费不足的问题也会凸显。因此，惠民生、促消费很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在于我们要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步，要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养老、医疗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我认为，以上这四个方面的突破形成了“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核心重点。

王慧：您提到了“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四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首先想跟您聊聊新质生产力。我也注意到，《建议》把科技创新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到“创新”，“十五五”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在复杂的发展环境之下，为什么我们要如此重视创新驱动型增长？

刘元春：科技是“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高频词，凸显科技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新质生产力取得全面突破的载体。“十四五”时期，我们已经取得了科技创新的伟大成就，在创新体系、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四链”融合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些突破性进展还没有形成与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的战略主动态势。

因此，“十五五”时期，我们必须要在科技上进一步取得突破，这样才能使我们从目前的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主动阶段。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能突破美国以霸凌主义方式实施的科技封锁和打压。另一方面，科技的创新性突破以及原始创新能够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再上升一个台阶，从而在机制上和体系上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稳定性和自主性。这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也是经济安全的问题，更是大国竞争，国防实力、综合实力较量的最基础的内涵。因此，科技是一个再怎么强调也不嫌多的主题。

2025年8月17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在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足球决赛中比拼。 东方IC

当然，科技的发展有很多前提：

第一，必须要有良好的科技创新体系，因此体制改革依然要进行。

第二，要有与产业化、商业化和经济生产关系相适配的基础。在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中，很多科技创新来源于场景驱动，而不是传统的理论驱动或实验室驱动。因此，以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的场景，是科技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此，我们在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同时，还要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强调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战略地位。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对科技的要求提升到了一个更深的高度。

第三，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离不开教育。二十大以来，我们就一以贯之地强调科技、人才、教育三位一体发展，强调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机制体制的形成。“十五五”规划建议目标更高、战略举措更多，同时也要求我们在战略布局、改革上面下狠功夫，否则就难以形成与发达国家并跑、领跑的态势。

王慧：如果能够形成“四链合一”，就会具有穿越周期的力量。

刘元春：对。“四链合一”是一种良性发展的机制，是形成内生动力体系、形成科技创新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穿越周期，不是简单的看它消费了多少，投资了多少，或是短期的经济表现，包括是否有债务危机、房地产调整等问题，而更多是看一个民族能不能持续地进行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的发展，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四链合一”这样一种相互促进的动力循环体系。如果一个民族能做到这些，它一定有强大的竞争力，一定能在各民族之间立于不败之地。

王慧：“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提到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部分提到，要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什么样的生态、什么样的土壤可以成就更多的创新创业活动？可以造就更多伟大的公司？

刘元春：创新生态不是单纯在某一项技术上有基础，或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人才，而是能够通过科学基础设施的构建、科学的激励体系的改革，通过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为科技创新谋得基础性的资金和收益，能够使大量的人才愿意为科技创新而奋斗终身，从而形成有利于创新、助力创新的一种社会风尚。

因此，好的创新生态需要我们做到“四链”融合，要有内生的动力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良性竞争，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整个民族要乐于创新、善于创新，把创新作为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信仰，使创新能够融入到每个人的血脉之中，让这样的生态环境形成气候。不是单纯的一棵树木，而是一片森林，一个气候带。

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过去几个五年规划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如何进一步地进行创新启蒙，进一步地将创新的保护体系、激励体系、文化体系在国民中间全面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要素。

2025年10月22日，辽宁沈阳，小学生在辽宁省科技馆体验创造实践科技互动项目。 东方IC

王慧：这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最近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中国的十二条启示，您在第一条就强调，必须将文化因素纳入到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您还提到，我们必须要培育两种企业家，一种是大科学家，另外一种是文化普及的“文化企业家”。也就是说，您认为文化因素对于创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刘元春：对。其中涉及到几点，首先，要让所有人对科学创新、对知识体系的创新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大家都崇尚知识的创新，都认为推进人类文明、人类知识体系的进步是人最崇高的一种价值，这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来进行科技文化的普及。比如说牛顿，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化普及；再比如休谟和培根，他们倡导开放、自由的创新观念，并尊重创新的价值。通过他们的社会交往与文化普及活动，这些思想最终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我认为，中国围绕科技普及、创新启蒙要有更好的布局。这个布局首先要从原来的弱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转变为强知识保护体系，真正做到保护创新者的收益。第二，要从传统的知识型教育体系全面转换成以创新能力为主导的教育体系。第三，要推进一批战略科学家和创新文化大家，全面地普及各种文化知识。这样，科技、教育、市场就形成一种链条。

我们不仅仅是通过创新，通过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发行获利，这不只是金钱观，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深入文化的、能够一代延续一代的价值观，它的推动力比单纯的金融科技推动财富提升的作用更大。

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很好的创新驱动价值体系，但这种价值体系更多的是从功利的角度形成的，而没有从文化的角度，从教化育人的角度推进。

王慧：科技创新和文化的普及同样重要。您重点强调了文化在创新驱动中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政府。这让我想到今年年初大家讨论非常广泛的杭州模式，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员都来到杭州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六小龙”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您认为，在杭州模式或其他成功的、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创新体系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政府与市场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刘元春：一定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结合。

中国自“十二五”以来，经过了三个五年规划，为什么能够打造出一个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雏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在科创体系上形成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融合的态势。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深圳模式、合肥模式、杭州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无一例外会看到，政府首先要承担在科创中提供大量公共品的角色。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有大量具有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要素，这些要素会产生大量的市场失灵，这个时候政府就要进行补位。在补位过程中，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要提供基础研发；第二，要提供耐心资本；第三，要提供有利于创新的软基础设施。

在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下，我们在提供基础公共品方面做得很好，比如科技人才的培育、国家实验室的建立，以及一些大的科创设施和设备等方面。这些年，在学习欧美先进科创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在科技金融体系的构建上，搭建了一整套的新的制度、新的体系，不仅有以市场为导向的VC/PE（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同时也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商业银行为创新提供各种融资。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等政府型的科创基金的设立，为整个社会提供耐心资本。这些耐心资本不仅突破了传统产业政策的补贴模式，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基金与市场基金相结合，形成新型合伙制，为一些创新主体提供耐心资本，从而有利于这些科技人员成功地将一些科技创新推进下去，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互融合，形成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国掌握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即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的结合形成了有效的耐心资本，全力助力中国金融体系“四链”的融合。

王慧：您刚刚提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科创基金为社会提供耐心资本。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也有一些围绕国资创投容错率的讨论，如果政府投资基金基于只能赚不能赔考量，那怎么能算耐心资本？怎么能算风险投资呢？

刘元春：的确，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各种传统思维的约束。在科创领域，国有资本必须要有容错机制，允许创新的失败，同时要有与市场相融的新型激励体系和约束体系，防止政府失灵。

2024年2月，成都迈科康生物宣布完成近3亿元的C轮融资，由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独家投资。 东方IC

这方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很多新路了。比如深创投，它已经克服了传统国有资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魔咒，是允许失败的。它不仅仅是对单一项目的考核，更是对项目包的考核；也不仅仅是年度考核，而是对全周期的考核。同时，它也不仅仅是自有资金的投入，还跟一些私人资本、员工跟投，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

国家能不能创新？国有资本能不能成为耐心资本？更多依赖于制度的创新以及观念的更新。很多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国资委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样板，包括杭州模式，政府在这样的模式中，根本不会妨碍企业的经营。当然，它也会出现一些投资失败的情况，但为什么最终能成功？一定是有一套相应的管理体系。又怎么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其中也有一整套国有引导基金激励约束体系，这些激励约束体系根据现代科创的新规律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我认为学界要加强对成功案例的深度研究，提炼出一些新的模式，特别是新的可复制的模式，让各地在提供耐心资本、“募、投、管、退”等环节形成一套合理的新制度安排。

王慧：这种制度安排更加完善之后，国有资本“投早投小”就会更加顺畅。

刘元春：对。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政府与私人（资本）之间的比重是什么关系？可能会随着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发生一些动态调整，这的确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的探索。

王慧：《建议》强调“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始创新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基础研究是它的重要抓手。目前在基础研究方面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国家现在在高水平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世界第一了，但是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还不是很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也还不是很高。您觉得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第一，中国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依然是一个新生，是后来者。我们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间注重专利，注重发论文，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创早期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管理方式，也是在早期发展中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王慧：量的管理。

刘元春：对。通过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论文来凸显科创成绩，但其中是否真的有一些原始创新？能不能从论文转化成科技创新？能不能从科技创新转化成产业升级，转化成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这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以及评价体系的改革，我们必定会进入到以质量取胜的新阶段，但是从数量到质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量的增长也是一种进步，但如果能从量的增长过渡到质与量有机结合的增长会更好。我们希望在“十五五”时期，中国的科创成绩能在质和量上都有突破。要实现这种突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全面加强基础研发的投入。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6万亿元，按照我们目前的估计，即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7%-8%，到2035年，我们研发的总盘子可能就会超过9万亿的规模，研发投入强度可能会超过3%，这个水平很高了。

但是，目前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还没有超过7%，只有6.91%左右，美国已经达到17%，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15%。我们更多投入在应用开发层面。

如何使全社会的资金真正投到基础研发，投入到0到1的原始的具有颠覆性的研发上，这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有一套保障体系和价值引领体系。基础研究更多是一种公共品，大量资源投入其中，很难马上转化成私人收益，因此很多企业不愿意进行基础研发。

国家如何根据产业的进步，根据大企业、龙头企业的布局，让他们具有内生动力投入基础研发，这是一个很重要制度安排。同时，国家要在高等教育、研发体系等方面加强基础研究，而不是过多地借助于立刻能进行转化的技术。这就要求一种更超脱的精神了，而不是简单的功利性目标。这点很重要。

只有具备有质有量的基础研发，我们的转化率才能真正的提升。转化率太低是当前我们在科创中的一个短板，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转化体系有问题，但实际上就像很多科学家讲的，你没有可转化的技术，转化率当然就很低了。提高基础研发的投入，提高基础研发的质量，是我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

2025年11月，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 东方IC

第二，需要对转化体系进行深化改革。过去十年，我们在评价体系、利益共享机制等方面已经做了重大改革，让转化的收益成本有利于专利发明者，从而大大提高了转化率。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去推动。

除了把上述几条做好，我们还需要戒骄戒躁，不要太急。中国式现代化是阶梯式前进的历史进程，中国要从原来的跟随向并跑、领跑这样的阶段转换，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教育体系、科技体系、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的改革，也要根据时代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来持续构建。

王慧：您刚刚提到，我们的转化体系在这些年当中做了很多优化，未来五年，我们还可以做哪些改革，激励更多的科研从业者，尤其是年轻的科研人员积极投入其中？

刘元春：传统的体系很强调论资排辈，一些大型的科研机构还形成了固化的利益体系，很多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施展他们的创新才能。因此，我们要通过一些孵化器，通过一些灵活的创新，使更多年轻人在创新的基础设施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上有全面的提升。这样就会使那些有天赋的年轻人真正投入到创新体系中。

以美国为例，他们的一些创新天才和企业家，没有读完大学就进入到创新的行列里面，并且很成功。那我们的教育体系能不能容忍年轻人不读完书就去创业呢？

王慧：现在也有很多人不读完书就去创业。

刘元春：关键是他创业失败之后还能回来读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你不读书，没人管你，但是你想再读书，这就很难了。所以能不能形成一种开放体系，让学制乃至专业都是弹性的，这样就能使一些天才型创新人才从传统的、整齐划一的体系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们能不能为年轻人创新创业更灵活地提供基础性设施？过去，我们的确通过一些孵化器、产业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种效果的可持续性比较差，有些地方又开始荒废了。这种园区经济实际上也需要一个风投体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新型风投体系？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王慧：我注意到，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不仅是国家在积极部署，“十五五”规划建议还提到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现在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情况是怎么样的？

刘元春：目前来说，基础研究主要是国家和高校来进行，投入比较多。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的投入也还不错，但是，国有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是捉襟见肘的。下一步要推进的是：

第一，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头部的国有企业，要担任国家创新战略的重任，要在一些本行业的基础领域进行深耕。可以建立“链主”制度，形成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链主”的团体性、行业性、区域性的基础研究中心。这些国家已经在做了。

第二，研发计提要鼓励企业能够拿出利润来做相应的投资。“十五五”规划建议已经谈到了这方面下一步的一些更深层举措。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产业链要不断地向前沿延伸，使大量的企业能在基础研究、颠覆性创新上获得突破性的盈利能力，使它们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以及价值链能够合一。

企业天然是要盈利的，如果能够通过基础研究和一些原始性、颠覆性的创新形成新的竞争力和新的利润来源，那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因此，国家要在这方面促进一些头部企业在产业链上往尖端进行延续，往一些前沿技术、前沿知识、前沿基础理论、基础研发上进军。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已经做得挺好了，美国一些企业也做得很好。

同时，我们也要在科创金融上有更好的穿透力，能够识别那些在未来具有强大竞争力和盈利性的基础研究和创新，通过资本市场，将企业的这些原始创新、基础创新在未来的收益流提前变现，让企业提前获利。简而言之，就是让未来的收益能够得到跨期的资本化。

这就要求天使投资有很好的专业素养和科技素养，有市场的定价能力。这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欧美很多民营企业能够做大量的基础研究的原因。

2025年11月8日，在第八届进博会汽车及智慧出行展区，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吸引参观者目光。 东方IC

王慧：那些美国科技巨头，科技“七姐妹”。

刘元春：对，它们为什么能做大量基础研究？美国的金融市场很发达，大量的天使资本能够向这些领域进军，敢进军，这很重要。就像AI一样，有这么多的资本砸下去。实际上AI本身的产业化到底如何，大家还不太清楚，但是资本市场给予了它们充分的定价和充分的资源。

王慧：“十五五”规划建议还提到，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为什么会重点提到这些领域？当新型举国体制、超常规、全链条这些词都用上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未来五年《建议》提到的这些领域，我们会看到什么？

刘元春：首先，通过中美冲突，我们会看到这些都是大国博弈、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时面临“卡脖子”的关键领域。我们认识到，它们太重要了。

第二，这些行业的突破，绝不是某一个领域的突破，必须形成全链条。如果没有全链条，依然面临着“卡脖子”的问题。以半导体为例，在这个领域当中，哪一种技术不具备都有可能面临着欧美对我们的打压，因此它必须是全链条。

但在全链条的过程中，有一些环节是市场化的，具有盈利性。但也有很多环节是不具备市场化特性，是公共性的，很多企业就不愿意去投入。这个时候，政府就必须大规模的推进。还有一些环节涉及到很基础的科技，涉及到相关其他领域的配合。这时候如果要向全链条突进，就需要超越环节的约束、行业的约束，从整体性来集聚人力物力，全面投入这些领域的创新。这种创新可能成本巨大，这时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超常规资源整合、资源投入的模式，而不是零零星星地推进。因为零星推进很难形成系统性效应，也很难在一个关键时间实现关键突破，从而在大国博弈和关键冲突的时候，形成突破“卡脖子”的良性效应。

“十五五”规划建议所提到的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十五五”时期在“卡脖子”的问题上进行全面突破，这个要求很高，时间节点也很敏感，我们用一般的方式很难达到既定的目标，因此必须全链条、超常规。

王慧：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教育。教育是科技发展很重要的一环，《建议》提到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当下阶段，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需要做出怎样的改革，来培养出国家、社会、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刘元春：第一，大学教育，尤其是高端教育，的确要面向科技的前沿，面向经济的主战场，这点很重要。这就需要各类大学不是大而全、铺开来进行，而是要在一些基础研究和专业特色上发力。在教育强国的指引下，我们的“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就变得尤其重要。也就是要凸显尖端。

第二，现在很多技术是复合型的，它一定要具备复合交叉的发展模式。

第三，现在很多的创新不是传统的实验室驱动，而是场景驱动，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这样的新范式驱动。所以我们要打造这种科技、教育、产业相互融合的新场景，而不是原来那种知识性的、局限于实验室的传统教育，要掌握新型AI技术，掌握新技术场景和产业场景。这就需要国家在专门性、超常规的项目部署和人才培养上有一些超常规的举措。比如半导体、人工智能、加密技术、区块链、量子信息这些领域，国家在科技强国相关方案里面已经部署了很多新的教育平台，对一些特殊人才进行一体化、专门化、复合化的训练。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未来几年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等重要属性进行了强调，也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对下一步创新驱动型人才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我认为，这些改革能否成功，不仅需要国家的战略部署，还要发挥大学在人才培养体系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国家部署是整齐划一的，具有方向性、战略性，而现代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适合未来创新，能够产生颠覆性的创新，这不是靠严密的规划就必然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建立一套分散化、多元化的体系，使中国的人才适应能力，教育的适应能力大大提升。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机器化学家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江俊团队正在交流。 东方IC

王慧：让人才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能够很好地成长起来。

刘元春：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多元，能够真正激发人的创新能力。

王慧：您刚刚也提到了AI在赋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然也在赋能教育。未来，当AI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您觉得大学的意义、教育的形式、学科的设置是不是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者说，等到AI足够成熟的时候，您认为我们还需要大学吗？如果需要，未来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元春：第一，大学是一个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的平台，也是培养人的基础素养和道德情怀的平台，所以它具有多重性。AI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也改变了知识创新的模式。因此，AI的出现对大学的传统功能有一定的解构意义，也有重塑的意义。

但是，大学有着AI不可替代的一些向度，大学肯定是永垂不朽的。因为教育的本源不仅在于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更多在于德性的教化，这个功能是AI无法替代的。更重要的是，大学可以利用AI技术进行新型课堂教学、新型知识传播、能力建设以及知识的创新。因此，AI依然是一个工具，能够为大学所用。

但是，大学在用AI进行育人和知识创新时，也必须推动其自身的构架体系、教学模式、研究范式、组织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学要对其建立在传统学科和特色之上的知识体系进行解构和重组，对于能力的内涵也要进行重构。

因此，未来的大学会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一定是着力于AI研究的平台，是对原工具、原知识体系进行深度研究的平台。第二，它一定是利用AI进行能力培养的平台。第三，它依然是通过教师和学生的道德教化、情怀培养，进行体验式、场景式的立德树人平台。我认为，未来大学的形态还是很明确的，它不会因为计算机的出现就没有教算数的老师了。实际上，它不仅有教算术的老师，还要有教计算机的老师，未来教AI肯定也是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王慧：所以未来的大学会有所变化，但是不会被取代。

刘元春：对，永远不会被取代。

王慧：“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了12项任务，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且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您觉得这是在传递出一种怎样的信号？

刘元春：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反映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最为基础的实力。这是人类历史，特别是市场经济形成400年以来总结出来的。如果没有产业，特别是没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就科技论科技，科技是走不远的。

这方面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是苏联。苏联的科技很发达，但往往用在军事上面，没有让产业化、商业化与军事技术的进步形成联动，从而使军事技术失去了经济基础。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这些年，美国制造业比重从25%下降到不到9%，其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从而导致美国很多的创新受制于缺乏相应的产业载体。所以美国现在大力推动产业回归，试图在此过程中重塑其产业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地位。

没有产业就没有创新。这些年，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放在一个核心位置，从而使我们的竞争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同时也使我们的创新能够从传统的规模化向创新化不断推进，能够从初级的应用型创新向基础型创新进行延伸。这些都得益于我们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化。

“十五五”规划建议为什么没有像“十四五”那样首先把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第一位，很重要的原因来源于我们对产业-科技良性发展新规律的认识，来源于我们对苏联、美国过去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所以我们提出，要服务实体经济，要让制造业的比重适度稳定。

2025年11月14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巴铃重工业园区，工人在加工汽车轮毂。 东方IC

我认为，制造业比重应该稳定在占GDP的25%左右。历史上，很多大国在强盛历史时期，其制造业占比就是在25%左右的水平，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一旦一个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它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就会萎缩，服务业就会大幅飙升。但是现在大家认为这种观点，包括丹尼尔·贝尔等人关于后工业化社会和产业梯度发展的理论，与大国战略实际上是不相匹配的。所以美国人也大呼他们上了后工业化社会理论的当。所以我们要抓住产业，但这需要很多制度体系和战略体系作为基础，而不是简单的喊口号。

王慧：刘校长，还想跟您讨论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词——投资于人。这个词也出现在了“十五五”规划建议当中，强调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人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考量或者经济学逻辑？

刘元春：要投资于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大量的民生建设，比如说投资于教育，提高人力资本，这是比提高物质资本还重要的一件事。

投资于人不会直接反映在产能上，这就避免了投资于物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此外，投资于人能够使民生得到很好的改善，直接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也会释放出新需求，使内循环的动力更充足，改变目前消费不足、内需不足的局面。

过去，我们简单地注重物的投资，实际上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扩大了供给，导致在（供给）轮番上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供需不匹配、供大于求的问题。所以未来我们投资的内涵、方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像传统增长模式中大规模进行物质资本的投入。投资要体现在技术、人力资本、福利、素养等方面的提升，从而改变主体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内需结构和总量。

王慧：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部分当中，就业问题被摆在最靠前的位置，强调要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您在高校担任领导工作很多年了，您觉得要如何保障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堵点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怎么才能既能治标又能治本？

刘元春：未来十年是高校毕业生不断增长的十年。2025年有1222万高校毕业生，按照目前的预测，到2038年，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将会达到1600多万，也就是要增加400多万高校毕业生。

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人群的供给提升了，另外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相应的高端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下降。因此，未来10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就业一旦出现问题，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关乎社会和政治。要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发展，特别是更好地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劳动力吸纳能力最强的产业，在欧美国家，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80%左右。因此，在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中，发展服务业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

这其中，我们要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行业进行优先安排。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有3000多万失能老人，这些失能老人的陪护照顾需要3000多万的劳动力，如果我们给予失能老人一些财政补贴，使他们能负担陪护服务，这一方面解决了养老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解决了就业的问题。

未来，劳动力的供应首先要与服务行业的需求相匹配。第二，我们要打造一种新型服务体系，国家要通过财政补贴、产业政策、市场引导等举措，使这些行业能够真正地发展起来，而不是持续处于低迷状态。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很好的构建。当然，在一些特殊时期，也不能排除采取以工代赈，由国家构建一批适应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项目，一方面培养他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

2025年10月28日，吉林大学2026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在长春举行。 东方IC

我们要根据未来的产业发展结构，很好地计算出就业需求，根据供需缺口来提供国家政策主导型的就业方案。

王慧：刘校长，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房地产的问题。我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当中，对房地产的相关表述被放在了民生这一部分中。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目前推动的房地产止跌企稳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刘元春：就五年规划来说，涉及到房地产，更多是从民生的角度，金融角度会从风险方面涉及。房地产毕竟是一个支柱行业，即使深度调整，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依然起到了核心作用。“十五五”规划建议在民生部分谈及房地产，是希望贯彻房住不炒，突出“房住”这一民生功能，更关注房子的居住属性。但这不等于中央不承认房地产的资产功能，不必过度解读。

在今年7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中央已经对房地产下一步的调整做出了明显部署，第一是从增量时代进入到存量时代，第二是要以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镇化作为两个核心抓手，通过市场化和政府进行双轨解决。因此，高质量的住房建设和新型发展模式是“十五五”关注的重点。在这一点上，要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下一步房地产的调整拿出一系列新的落实方案，这是值得关注的。

王慧：您觉得房地产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您对未来5年房地产的走势有什么判断？

刘元春：经过四年的调整，我认为房地产已经摆脱了最危险的时期。过去四年，国家一方面通过“保交楼”防止房地产的风险向社会蔓延，另外一方面通过白名单制度，通过对流动性的关注，防止房地产深度调整向金融体系进行蔓延。这两个目标完成得很好。下一步，就会进入到房企债务重构、市场出清，以及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和国家新的住房建设体系建设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应当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这些政策的出台会帮助房地产快速触底。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像买青菜萝卜一样，少了就涨，多了就跌。并且相应政策的出台也涉及到大量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房地产底部调整的这个阶段会经过一段时期，但它也恰恰是我们构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构建中国特色住房保障体系的最佳时刻。只要我们能做出一些突破性的调整，那么中国房地产进入到一个新的健康的阶段是可期的，而不是像国外一些机构所认为的，还要在底部爬行很长的时间。当然，政策依然是核心要件。

王慧：我们今天的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刘校长。

刘元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