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和文字均不涉及真实人物和事件。
“爸，这八年的债总算还完了，咱们去把公司注销，这事就彻底翻篇了。”我扶着岳父，走进了工商局。可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却让我如遭雷击：“先生，您才是法人代表。”
我彻底懵了，机械地办完手续，直到在银行查到公司账户的结余，看着屏幕上那串数字时，我才明白，这八年的所有辛苦，可能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
01
那一年是二零零八年。我跟林晓刚结婚不到半年，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里，对未来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记忆里的夏天似乎格外炎热，滨海市的空气里漂浮着海水的咸腥味，也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息。
变故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
林建国，我的岳父，那个在我印象里永远挺直腰板、说话中气十足的男人，开始变得沉默。他经营了十几年的建材贸易公司，叫“宏业建材”，在滨海市不大不小，也算是有头有脸。可那段时间，他回家越来越晚，身上的烟味也越来越重。
“爸的公司资金周转有点困难。”林晓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事时，脸上还带着点不以为然。
我当时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绘图员，工作稳定但薪水微薄，对生意场上的事情一窍不通。我揽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担心，爸经验那么丰富，做了一辈子生意，这点小风小浪肯定能挺过去。”
林晓点了点头，我们谁也没把这当回事。
可风浪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没过多久，林建国就不再去公司了。他开始整晚整晚地待在书房，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和缭绕的烟雾。家里的电话变成了烫手山芋，每次响起，岳母都吓得一哆嗦，接起来的声音都是颤抖的。
后来，家里开始出现一些陌生面孔。他们通常两三个人一起来，也不吵不闹，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自己倒水喝。他们说话声音不大，语气也算客气，但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屋子里每个人的心上。
“林老板，我们也是小本生意，您这笔货款再不结，我们厂子可就要停工了。”
“建国啊，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你得给个准话，那五十万到底什么时候能还？”
我这才真正意识到，完了，是真的完了。宏业建材这艘船，在金融风暴的巨浪里，彻底沉了。
为了挽救公司，林建国几乎用尽了所有办法。他不仅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填了进去，还把能借的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最后甚至碰了利息高得吓人的民间借贷。窟窿没堵上，反而被越扯越大。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跟林晓回岳父家吃饭。饭桌上，林建国拿出一个账本，推到我面前。
他声音嘶哑地说：“陈默，你帮我算算，看有没有算错。”
我打开账本，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我头皮发麻。银行贷款、供应商货款、私人借款……我用计算器按了半天，最后得出了一个让我手脚冰凉的数字。
五百万。
在二零零八年的滨海市，对于我们这种刚起步的工薪家庭，这无异于一个足以压垮一切的天文数字。
林建国看着那个数字，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气神，一夜之间，那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就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老头。他不再见客，不再接电话，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有时候我跟林晓过去，能看到一地烟头，和他毫无神采的眼睛。
林晓每天下班回来，就躲在我们的出租屋里哭。岳母也跟着唉声叹气，整个家被一层厚厚的阴霾笼罩着，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天晚上，又有两个自称是材料供应商的人找上门。他们倒是没为难岳父岳母，只是坐在客厅里，反复说着自己家的难处。我好说歹说，把他们劝走后，回到房间，看到林晓正抱着膝盖坐在床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悄无声息。
“陈默，我怕。”她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她，一遍遍地说：“别怕，有我呢。”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看着窗外从漆黑到泛白，想了很多。我想到了当初跟林晓谈恋爱时，林建国虽然嘴上不说，但看得出对我很满意；想到了我们结婚时，他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女儿就交给你了”；想到了林晓哭红的眼睛，想到了这个我刚刚融入，却即将分崩离析的家。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是周日，我把林晓和岳父岳母都叫到客厅。我看着林建国憔悴的面容，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爸，这笔债，我来想办法。我跟晓晓，我们来还。”
话音落下，屋子里一片死寂。
林建国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震惊，接着是无地自容的羞愧和难堪。他嘴唇哆嗦着，像是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岳母最先反应过来，她冲过来拉住我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陈默，使不得，这怎么能让你来背……你和晓晓才刚结婚，你们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啊！”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坚定地说：“妈，我们是一家人。现在爸倒下了，我这个做女婿的，就得站出来。”
我的目光转向林建国，他依旧呆呆地坐着，像一尊石像。
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起身，走回了书房。过了好一会儿，他拎出来一个看起来很沉的黑色公文包，放在茶几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他打开包，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还有已经泛黄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以及好几本银行存折和对账单。
“公司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他声音嘶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我……我没脸再管这些事了。陈默，都交给你了。”
我看着茶几上那堆东西，感觉每一件都有千斤重。我知道，从我点头接过它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将驶入一条完全不同的航道。
02
还债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要艰难一万倍。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房。那是我和林晓婚前用双方父母的资助和我们自己的积蓄，在市区买的一套小两居。我们亲手设计了装修图纸，幻想着未来的温馨生活，可我们一天都还没住过。
没有丝毫犹豫，我把房子挂到了中介。签合同那天，买家是一对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小夫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憧憬，像极了半年前的我们。林晓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眼圈红红的，但她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她只是转过头，对我笑了笑，说：“陈默，没关系，只要我们在一起，租房子也一样是家。”
卖房的钱，加上我们手里所有的存款，凑了将近一百万。我拿着这笔钱，开始了漫长的“谈判”。我把所有债主都列了一个清单，按照银行、供应商、私人借贷分类。我一个个地打电话，一个个地约见面。
我把房产交易合同和银行流水拍在他们面前，态度只有一个：钱，我会还，但请给我时间。
有些人被我的诚意打动，同意我分期还款。也有些人不依不饶，说些难听的话。我也不跟他们争辩，只是把还款计划写下来，告诉他们，每个月我会固定还多少。
钱还了一部分，剩下的巨大缺口，只能靠我们俩去挣。
我们从那个没住过的新家，搬进了滨海市西郊一个老旧小区的顶层。一室一厅，三十多个平方，夏天像蒸笼，冬天四处漏风。但这已经是我们能承受的极限了。
我开始了陀螺一样的生活。
白天，我在设计院画图，那是我最稳定的一笔收入，不能丢。每天下班，我骑着那辆破旧的电瓶车飞奔回家，花十分钟扒拉几口林晓给我留的饭菜，然后就立刻出门，开始我的第二份工作——开代驾。
滨海市的夜晚灯红酒绿，我穿梭在不同的酒店和饭馆门口，等待着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的客人。我载过大发酒疯的，载过痛哭流涕的，也载过在后座跟情人腻歪的。无论他们怎么样，我始终一言不发，只想着安全把他们送到目的地，拿到那几十或者上百块的代驾费。
代驾通常要跑到凌晨两三点。回到家，林晓已经睡熟了。我轻手轻脚地洗漱，然后躺在她身边，常常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周末是我的“黄金时间”。别人休息、逛街、看电影，我则跟着一个做工程的中学同学去工地打零工。搬砖、和水泥、扛钢筋，什么脏活累活，只要给钱，我都干。
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我在一个没封顶的楼盘里扛水泥，一袋五十公斤。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水泥的粉尘呛得我直咳嗽，浑身上下都是灰色的。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跟工人们一起蹲在墙角吃盒饭，看着头顶火辣辣的太阳，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疲惫和茫然。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我不敢停下来，我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撑不住了。有一次在工地上，一根生锈的钢筋没拿稳，从脚手架上掉下来，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脚脚背上。当时就肿得像个紫色的馒头，疼得我冷汗直流。同学要送我去医院，我摆了摆手，让他找了点红花油随便揉了揉，一瘸一拐地继续干活。因为我知道，去一趟医院，一天的工钱就没了。
林晓的变化比我更大。她辞掉了原来那份朝九晚五、清闲安逸的文员工作，跳槽到一家保险公司做销售。那是一个需要把尊严踩在脚下，不停求人的工作。我知道她骨子里是个多么骄傲和内向的人，但她为了更高的提成，义无反顾地去了。
她开始学着化妆，学着穿职业套装，学着对各种各样的人笑脸相迎。她开始学着喝酒，学着在饭局上跟客户周旋。
很多个深夜我代驾回来，她还没睡，正坐在那张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小桌前，借着一盏昏黄的台灯，一遍遍地背诵那些拗口的产品条款和销售话术。看到我回来，她会立刻抬起头，对我露出一个有些疲惫的笑容：“回来了？饿不饿，我给你留了饭。”
也有好几次，我回来时，她已经带着一身酒气睡着了。我帮她脱掉高跟鞋，盖好被子，看着她紧锁的眉头和睡梦中都不安的脸，心如刀割。
我们的生活被压缩到了极致。八年里，我们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超过一百块的新衣服，没去外面看过一场电影，更别提出去旅游了。我们像两只勤勤恳懇的蚂蚁，每天睁开眼就是计算着怎么挣钱，怎么省钱，然后把攒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填补那个巨大的窟窿。
生活里唯一的亮色，是儿子安安的出生。那是在我们还债的第三年。他的到来，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了我们灰暗压抑的生活。但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林晓出了月子没多久，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孩子只能拜托我妈从老家过来帮忙带着。
我妈看着我们俩，总是背着我们偷偷抹眼泪。她不止一次地跟我说：“陈默，你们这是何苦啊。那不是你们的债。”
我只能咧着嘴笑笑：“妈，快了，就快还完了。”
那些年，我几乎没有个人时间，脑子里只有两件事：挣钱，还钱。账本上的数字，从五百万，到四百万，三百万……每划掉一笔，我们就离解脱更近一步。
03
时间来到二零一六年秋天。
那天下午，我坐在公司的电脑前，完成了手上最后一张图纸。然后，我打开手机银行，将这个月所有的收入，凑成一个整数，转给了最后一个债主。
当我点击“确认转账”，输入密码，看到屏幕上跳出“转账成功”的提示时，我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八年，两千九百二十个日夜。我终于把这座压在我们身上，几乎让我们窒息的大山，彻底搬空了。
那一刻，我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虚脱。我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动弹，窗外的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没有去开代驾。我绕到菜市场，奢侈地买了一只烧鸡，又买了一瓶啤酒。
回到家，我妈和林晓已经做好了饭。我把烧鸡放在桌上，一家人，包括特意接过来的岳父岳母，都愣住了。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林晓笑着问我。
我打开啤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举起来，对所有人说：“还完了。所有的债，都还完了。”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岳母的哭声第一个响了起来。林晓也红了眼圈，走过来抱住我。我妈在一旁不停地念叨着“谢天谢地”。
林建国默默地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烈酒下肚，他呛得满脸通红，眼圈也红了。他颤抖着举起杯子，对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出两个字：“陈默……”
“爸，都过去了。”我笑着打断他，“以后都是好日子了。”
所有人都笑了，笑着笑着，眼泪都止不住地往下掉。那是解脱的泪，是喜悦的泪，也是这八年所有辛酸委屈的集中释放。
债务还清了，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有件事没做完。林建国的那个“宏业建材”，虽然早已名存实亡，但从法律上讲，它还像个幽灵一样存在着。为了避免以后有任何潜在的法律风险和麻烦，我决定，必须把它彻底注销掉。
我跟林建国说了我的想法，他连连点头，说：“对，对，是该注销了，彻底了结了。”
于是，我从床底下那个落满了灰尘的角落里，拖出了那个尘封了八年的黑色公文包。打开它，一股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翻出那些证件，营业执照已经泛黄，上面的公司名称“滨海市宏业建材有限公司”和法人代表“林建国”的字样，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
我花了两天时间，在网上查阅了公司注销的全部流程，准备好了所有需要的材料。然后在一个周二的早上，我跟单位请了半天假，带着林建国和那一大堆材料，来到了滨海市工商局。
工商局大厅里人来人往，各种办事窗口前都排着队。我们取了个号，坐在塑料椅子上安静地等待。林建国的精神比前些年好了很多，但背还是有些佝偻，他局促地坐着，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孩子。
“下一位，B零三七号。”
广播里叫到我们的号，我扶着林建国走到窗口。我把所有材料从文件袋里拿出来，恭恭敬敬地递了进去。
窗口里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戴着黑框眼镜，表情很严肃。她低着头，一份份地核对我们的材料，时不时在电脑上敲敲打打。
大厅里的嘈杂声仿佛都离我们远去，我只听得见自己有些急促的心跳声。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她终于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旁沉默不语的林建国。
她脸上带着一丝职业性的疑惑，开口问道：“请问，哪位是公司的法人代表？”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伸出手指，指了指旁边的林建国，回答说：“他是我岳父，法人是他。”
工作人员摇了摇头，然后把电脑显示器稍微转向我这边。
她指着屏幕上“法人代表”那一栏后面的一个名字，用清晰无比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不对。系统里登记的法人代表，叫陈默。是你。”
04
我愣住了。
大脑在听到“陈默”两个字的时候，仿佛瞬间宕机，一片空白。
陈默？法人代表是我？这怎么可能？
我僵硬地转过头，看向林建国。我发现他脸色有些不自然，眼神躲闪着，根本不敢和我的目光对视。
“爸，这是怎么回事？”我压低声音追问道，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林建国低下头，双手紧张地搓着衣角，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一样：“那……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公司刚注册的时候，”他含糊地说，“我当时……我当时还在原来的国企挂着职，政策上不允许经商。所以，所以就借了你的身份证去注册。”
他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一些被我遗忘在角落里的、模糊的记忆碎片开始浮现。
那大概是九年多前，我跟林晓还在谈恋爱，关系已经很稳定了。有一次林建国确实找过我，说他准备自己出来干，注册个公司，想借我的身份证用一下。当时我二十多岁，涉世未深，觉得这不过是帮未来岳父一个小忙，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后来，我还跟着他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在一个戴眼镜的人面前，签了好几份文件。我记得当时我还问了一句签的是什么，林建国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就是些注册的必要流程，你签就行了。”
我当时完全没有多想，签完字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当年随手签下的那个名字，竟然是“法人代表”。
这意味着，从法律意义上讲，那家欠了五百万巨债的公司，是我的公司。
那五百万的债务，从一开始，就不是林建国的，而是我的。
我站在窗口，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原来，我这八年，顶着“替岳父还债”的好名声，背负着道德上的重压，实际上……我只是在为自己还债。这个事实太过荒唐，荒唐得让我几乎想笑出声来。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见我半天没反应，又敲了敲桌面，催促道：“先生？是你本人吗？要核对一下身份证。”
我深吸一口气，从混乱的思绪中抽离出来，从钱包里拿出身份证递了过去。
“是，是我。”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那就好办了。”她核对完身份证，把一堆表格从窗口里推了出来，“按照流程，你先把这些清算组备案的表格填了，然后去税务局那边把税务清缴证明开了，最后再回到我们这里，办理最后的注销手续。”
整个上午，我都在震惊和恍惚中度过。我机械地接过表格，在林建国的小声指点下，填写着那些陌生的栏目。林建国就站在我旁边，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几次想开口解释，都被我抬手制止了。
我们跑了一上午，税务局、工商局来回折腾。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大部分的手续总算都办完了。
最后，我们再次回到工商局的那个窗口。工作人员收了我们从税务局开回来的证明，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然后对我说：“好了，陈先生。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和几份文件，一起递给我。
“这是公司当初开户行的银行卡，你现在需要去这家银行，把公司账户里的资金做最后的清算，然后凭银行出具的销户证明，再回到我们这里，就能拿到正式的注夕通知书了。”
我接过那张看起来很旧的银行卡，上面印着“宏业建材”的字样。我心里没什么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多此一举。一个破产倒闭了八年的公司，账户里能有什么钱？估计早就被银行扣年费、管理费扣成负数了。
我捏着那张卡，对林建国说：“走吧，爸。去把这最后一步走完。”
05
我和林建国走出工商局大楼，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照得我一阵眩晕。
我们俩一路无话，气氛尴尬到了极点。他几次想开口说些什么，都被我用沉默挡了回去。我不是生气，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太荒诞了，荒诞得让人笑不出来。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
我们打车来到宏业公司当初的开户银行。银行里人不多，我没有去柜台排队，而是直接走向大厅角落里的自动取款机。我想先查一下余额，看看是不是像我想的那样是负数。如果是，我得先往里存点钱，才能去柜台办理销户。
我站在机器前，回头看了林建国一眼。
“密码是多少？”我问。
林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极低的声音说：“是……是你和晓晓的结婚纪念日。”
我的心猛地一沉，拿着卡的手指停在了半空中。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做公司账户的密码？这又是什么操作？
我没有再问，把那张落满灰尘的银行卡插进了卡槽。冰冷的机器发出一声轻响，屏幕亮了起来。
我盯着屏幕，心里想着，最多就是零，或者几十块钱的手续费余额。
我抬起手，指尖因为紧张而有些冰凉。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输入了那串对我来说无比熟悉的日期，然后按下了绿色的确认键。
屏幕跳转，出现了几个选项：取款、转账、查询余额。
我的食指，在“查询余额”那个按键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用力按了下去。
屏幕闪了一下，切换到了余额显示界面。
然后，一串数字清晰无比地跳了出来。
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懵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