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边境战俘交换，他被押送回国时，三次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那是我五年前教他的暗号：“别接我，队伍里有内鬼！”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文中涉及的人物、组织、地名及情节均为艺术创作，旨在探讨极端环境下的信任与人性，不代表任何真实立场或事件。请勿与现实挂钩，任何雷同，纯属巧合。
“你确定要这么做？李锐。”沙哑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里回响，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闭嘴，王副局长。”我的声音很冷，手里的枪稳得像焊在桌上的铁块，“现在，是我在问你。茶凉了，要不要我给你续上？”
他死死盯着我，额角的青筋一跳一跳，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
“你疯了。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前程？”我轻笑一声，端起桌上已经冰凉的茶杯，凑到嘴边，目光却越过杯沿，锁定在他惊疑不定的脸上。“我的前程，早在五年前那个下雪的清晨，就已经交给了另一个人。”
01
二月的北疆，风是硬的。
它不像南方的风那样带着湿气和温度，这里的风是干的，冷的，像无数把看不见的刻刀，从西伯利亚的冰原上一路呼啸而来，刮过光秃秃的山脊和冻得如同铁块的黑土地，最后狠狠地抽打在国境线上那座庄严的87号界碑上。
雪沫子被风卷着，贴地飞行，给视野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迷蒙的白。
我叫李锐，安全部门外勤三处副处长。
此刻，我正站在边境口岸二楼的观察哨里，手里攥着一副冰冷的“红星”牌军用望远镜，镜筒的金属边缘硌得我指关节生疼。
我的视线穿过布满霜花的窗户，牢牢锁定在国境线那头。
一辆墨绿色的苏式“嘎斯”军用卡车正缓缓驶来，车轮碾过积雪，发出沉闷的“咯吱”声，像是在咀嚼这片大地的骨头。
观察哨里很安静，只有墙角那台老式电暖器在徒劳地发出“嗡嗡”的低鸣。
旁边一个年轻的哨兵，大概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紧张地搓着手，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地扑在玻璃上，又迅速凝成冰霜。
“李处，要不要喝口热水？”他小声问，指了指桌上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军绿色大搪瓷缸子。
我摇了摇头，没有把望远镜从眼前移开。
气氛庄重得近乎压抑。
今天的这场交换仪式，背后是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外交斡旋和秘密谈判。
桌上的流程文件摞起来有一指厚，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了秒。
我们要接回一个人，一个失联了整整五年的同志。
他的名字叫陈默。
在公开的档案里，他的身份是“在边境地区进行地质勘探时，因天气原因误入邻国境内，被对方非法扣押的工程师”。
这是说给外人听的。
只有我们这些坐在保密办公室里，签过无数份保密协议的人才明白，陈默的真实身份是代号“沙蝎”的特工。
五年前，他孤身一人，带着我们所有的希望，踏入了那片未知的土地。
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我时常会想，他过得怎么样？
那些冰冷的审讯室，那些孤独的夜晚，他是如何熬过来的？
他还记不记得我们，记不记得他出发时，我们曾一起许下的诺言？
今天，他要回来了。
他终于要回来了。
我和陈默是同一批进的单位。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我们都还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对未来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的性格截然相反，我内向，喜欢待在档案室里分析情报，从故纸堆里找出蛛丝马迹；而陈默外向，爱说爱笑，格斗、射击、驾驶，样样都是尖子。
他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外勤工作而生的。
他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还是我陪他去配的。
那时候他刚通过外勤考核，单位发了置装费。
他拉着我逛遍了首都的各大百货商店，最后在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里，看中了这副最普通、最大众化的黑框眼镜。
“就这个了，”他戴上眼镜，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扔人堆里都找不着，多好。”
我当时还笑他：“你一个外勤，戴个眼镜不是累赘吗？”
他扶了扶镜框，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李锐，这东西有时候比枪还管用。它是伪装，也是工具。”
那时的我，还不完全明白他话里的深意。
直到五年后，我亲手制定了代号“沙蝎”的渗透计划，需要选派一名最优秀的特工潜入那个对我们充满敌意的邻国，获取一份关于他们边境军事部署的关键情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陈默身上。
任务发布前夜，我和他坐在单位后山的小树林里，抽了一整包烟。
“怕吗？”我问他。
他弹了弹烟灰，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暗。
“怕。怕回不来，见不到我爹妈。更怕任务失败，对不起你们。”
“放心，后方有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会盯着你走的每一步。但那边的情况太复杂，电台联络随时可能中断。我们得约定几个紧急情况下的备用暗号。”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我们约定了三种只能在目视范围内使用的、非语言的紧急求救信号。
第一种，用手帕擦拭嘴角三次，代表“我被严密监视，无法传递情报”；第二种，整理衣领时，左手食指弯曲轻敲锁骨两次，代表“我已获取部分情报，但处境安全，请耐心等待”；第三种，也是最危险、最极端的一种，是我们都不希望用上的。
我记得我当时对他说：“陈默，你听好。这个动作，只有在确定我们内部出了问题，接应你的人里混进了叛徒，或者整个行动就是个圈套的时候才能用。一旦你做出这个动作，我不管当时是什么情况，都会立刻中止一切接触，启动B计划，不惜任何代价把你弄出来，哪怕是硬抢。”
“是什么动作？”他问。
“推眼镜。”我看着他那副熟悉的黑框眼镜，一字一句地说，“用食指和中指，并拢，缓慢地、一次、两次、三次。每次之间停顿一秒以上。这个动作很自然，不容易引起怀疑，但只要是我在场，我一定能看懂。”
陈默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把这个动作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
出发那天，是个下着小雪的清晨。
我送他到边境线附近的一个秘密接头点。
他背着一个硕大的地质勘探包，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那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地质队员。
临走前，他回过头，对我笑了笑。
“等我回来，喝你珍藏的那瓶茅台。”他说。
“好，我给你留着。”我答。
这一别，就是五年。
那瓶茅台的红色封条上，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
望远镜的视野里，交换仪式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对方两名穿着厚重军大衣的军官押着陈默，走到了国境线的中间位置。
我们这边，以局里的王副局长为首的迎接小组也已经就位。
王副局长叫王建国，五十出头，微胖，总是笑呵呵的，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他是这次交换仪式的总负责人。
我看见陈默了。
他走下卡车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他瘦得脱了形，两颊深陷，脸色是那种长期不见阳光的苍白。
身上的衣服很不合身，空荡荡地挂在骨架上。
但他走得很稳，每一步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即使被折磨成这样，他的脊梁依旧挺得笔直，像一杆不倒的标枪。
那副黑框眼镜还戴在他的脸上，只是镜片上似乎有些污渍。
他比五年前老了至少十岁。
岁月和苦难，在他脸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双方在界碑前停下，履行着简单的交接手续。
文件签字，身份核对。
对方的军官说了几句什么，陈默面无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他被示意可以走向我们这边了。
他迈开了脚步。
一步，两步……他走得很慢，像是在丈量这片他阔别了五年的土地。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但我强忍着，死死盯着望远镜里的他。
王副局长满面春风，张开双臂，准备给这位“归来的英雄”一个热情的拥抱。
周围的同志们也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就在这时，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越来越近的身影上时，我通过放大的镜片，看到了一个让我如坠冰窟的动作。
陈默的右手不经意地抬了起来，食指和中指并拢，极其缓慢、甚至带着一丝刻意地，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我的呼吸瞬间停止了。
他的动作没有停。
在空中短暂停顿了一秒后，他的手指再次落下，第二次推了推镜框。
这个动作是如此的细微，以至于在场的其他人，包括离他最近的王副局长，都毫无察觉，只当是他长途跋涉后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接着，他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我方的人群，那眼神空洞而疲惫，但我却从中读出了一丝焦灼。
然后，就在他即将走到王副局长面前，两人相距不到两米的时候，他的手第三次抬起，完成了第三次推眼镜的动作。
缓慢，清晰，准确无误。
一次，两次，三次。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有一颗炸弹在颅内引爆。
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画面都在瞬间离我远去，只剩下那个在视野中被无限放大的动作。
那是我们的暗号。
是那个我祈祷他永远也用不上的、代表着最高危险等级的暗号。
“别接我，队伍里有内鬼。”
我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成了冰渣，手脚冰凉。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正笑容满面准备拥抱陈默的王副局长，一股寒气从我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
内鬼……是谁？
02
我的大脑在经历了一瞬间的空白后，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
不能声张。
绝对不能暴露我读懂了暗号。
一旦暴露，内鬼就会立刻警觉，陈默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危险。
对方可能会当场杀人灭口，或者制造一场混乱将他重新带走。
望远镜的视野里，王副局长已经热情地握住了陈默的手，用力地摇晃着。
“欢迎回家，陈默同志！欢迎回家！这五年，你辛苦了！”
陈默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了一个沙哑的音节。
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那种长期的囚禁生活似乎已经剥夺了他表达情感的能力。
“车已经备好了，”王副局长亲热地拍着陈默的肩膀，另一只手指了指不远处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黑色“伏尔加”轿车，“我们马上回后方的招待所，局里最好的医生都在那儿等着给你做全面检查。你得好好休息，好好调养。”
这个流程听起来无懈可击，充满了人文关怀。
但结合陈默刚刚发出的信号，这个所谓的“问询”和“身体检查”，极有可能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一旦陈默上了那辆车，被他们带到那个“招待所”，就等于脱离了我的视线，落入了内鬼的掌控之中。
等待他的，恐怕不是温暖的床铺和热腾腾的饭菜，而是更隐秘、更致命的审问。
不行，我必须阻止他上那辆车。
我把望远镜往桌上一扔，发出的“哐当”声让旁边的小哨兵吓了一跳。
我没有理会他，猛地拉开门，大步冲下楼梯。
寒风立刻灌满了我的肺，让我因震惊而发热的头脑冷静了几分。
我一边快步走向交换现场，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我现在的身份是现场安保负责人，这是我唯一可以利用的权限。
“等一下！”我高声喊道，声音因为急促而有些变调。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
王副局长正要扶着陈默上车，听到我的声音，他停下了动作，眉头不悦地皱了起来。
“李锐，你搞什么？”他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
我跑到他们面前，先是朝陈默点了点头，然后转向王副局长，立正敬礼，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严肃而公式化。
“报告王副局长，根据边境口岸安全预案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所有从高度风险地区回归的人员，必须在口岸隔离区进行初步的消毒和安全检查，排除携带危险物品或生物制剂的可能后，方可转入内地。”
我语速很快，把事先想好的理由一股脑地抛了出来。
这套规定确实存在，但通常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对于陈默这样的“英雄”，一般都会特事特办，简化流程。
我此刻把它搬出来，就是为了强行打断他们的计划。
王副局长的脸色沉了下来。
“李锐同志，你要懂得变通。陈默同志的情况特殊，他身体很虚弱，需要的是立刻休息，不是这些繁文缛节。有什么安检，回招待所再做不行吗？”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声音大到足以让周围所有人都听清楚，“王副局长，规定就是规定！这里是国境线，不是内地。对方刚刚才离开，我们无法保证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后手。万一陈默同志身上被安装了窃听器、定位器，甚至是延时引爆的微型装置呢？这个责任，谁来负？”
我故意把话说得非常严重。
在我们的工作性质里，“安全”是压倒一切的铁律。
任何人都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我的话起到了作用。
周围原本喜气洋洋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几名负责具体交接工作的干部脸上露出了犹豫的神色。
王副局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显然没想到我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他“叫板”。
他盯着我，眼神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我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
从这一刻起，暗中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我赌的就是他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违反安全规定。
僵持了大约半分钟，王副局长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最终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好，好。李锐同志考虑得周到，是我疏忽了。那就按规定来吧。先去隔离区。”
他妥协了。
但我心里没有丝毫放松。
因为他接着说：“不过，我和我的两名助手，必须全程陪同。陈默同志是我们局的宝贵财富，他的安全，我们也要负责。”
“当然可以，”我点头同意，“欢迎王副局长监督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成功地把陈默从那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前拉了回来，暂时将他置于我的控制之下。
但我很清楚，这只是第一步。
我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但也彻底引起了内鬼的警觉。
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是刀尖上的舞蹈。
口岸的隔离区是一排独立的平房，平时用于特殊旅客的临时观察，安保措施很严密。
我以“需要进行电磁信号检测”为由，将陈默带进了一间装有屏蔽设备的房间。
王副局长和他的两名随行人员——一个精瘦的年轻人，一个沉默的中年人——紧紧跟在后面。
“王副局长，”我指了指房间门口的警示灯，“里面的设备会干扰电子表和心脏起搏器，为了您的安全，您和您的同事还是在外面稍等片刻吧。检查很快就好。”
王副局长显然不情愿，但看了看门口贴着的“高强度磁场”警告标识，最终还是没再坚持。
他只是冷冷地说：“给你十分钟。”然后便和他的两个手下像门神一样守在了外面。
我关上厚重的铅制隔音门，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打开了所有的检测设备，让它们发出“滴滴”的扫描声，以掩盖我们的谈话。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陈默，以及我特意叫来的一位绝对信得过的老军医——孙医生。
孙医生是我们单位的老人了，参加过抗美援朝，经验丰富，嘴巴比保险柜还严。
我叫他来的借口是为陈默做初步的伤情评估。
五年了，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独处。
陈默疲惫地坐在一张铁架床上，摘下了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着。
没有了镜片的遮挡，我才看清他那双眼睛。
那里面没有重逢的喜悦，只有深深的疲惫和化不开的警惕，像一潭结了冰的深水。
“感觉怎么样？”我一边假装调试设备，一边低声问他。
“还活着。”他回答，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信号我收到了。”我压低声音，语速极快，“内鬼是谁？在什么位置？”
陈默没有直接回答。
他抬起头，看了看紧闭的房门，又看了看正在发出噪音的设备，然后对我做了一个极其细微的摇头的动作。
我立刻明白了。
这里不安全。
孙医生走上前，开始为陈默检查身体。
他解开陈默的衣扣，那单薄的衬衫下，是一具布满伤疤的躯体。
新伤叠着旧伤，有鞭痕，有烙印，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狰狞的伤口。
孙医生倒吸一口凉气，眼圈瞬间就红了。
我别过头去，不忍再看。
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
我帮陈默脱下他那件破旧的外套，准备递给孙医生。
就在这时，他的手“不小心”地抖了一下，一个东西从外套的内侧口袋里滑了出来，掉在了地上。
那是一包被压得皱皱巴巴的“友谊”牌香烟。
在那个年代，这是最普通不过的牌子，几毛钱一包。
我弯腰去捡。
在我指尖触碰到烟盒的一瞬间，陈默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字：“烟。”
我捡起烟盒，抬起头。
他的目光正落在我手里的烟盒上，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示意。
我瞬间领悟。
线索，就在这包烟里。
我把烟盒攥在手心，不动声色地对孙医生说：“孙叔，麻烦您给陈默同志做个详细检查，特别是胸腔。我出去安排一下后续的食宿问题。”
孙医生点了点头，会意地加重了语气：“对，必须详细检查！我看他有内伤的迹象。李处长，你跟外面的人说，在我检查结束前，任何人不准进来打扰，否则病人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老同志的经验，在关键时刻总能派上用场。
我捏着那包决定了无数人生死的香烟，拉开了那扇沉重的铅门。
门外，王副局长和他那两名手下，正用鹰隼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我走出隔离室，迎上王副局长审视的目光，表情平静地汇报：“王副局长，孙医生正在给陈默同志做初步检查，他怀疑有内出血的可能，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可能要花点时间。”
“内出血？”王副局长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这么严重？”
“五年的折磨，身体垮了很正常。”我回答得滴水不漏，“我已经让后勤准备了最好的病房和流食。等孙医生检查一结束，我们立刻送他过去。”
王副局长沉吟片刻，似乎在权衡利弊。
“好，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你，李锐，也别走了，就在这儿陪我们一起等。”他指了指走廊里的长椅，语气不容置疑。
“好的，王副局长。我正好也有些关于现场安保收尾工作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
我坐了下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无关紧要的安保细节。
王副局长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时不时地瞟向隔离室的门。
他的两个手下，那个精瘦的年轻人和沉默的中年人，则一左一右地站在走廊两端，看似在警戒，实则封锁了我所有的退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手心里全是汗，那包香烟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在我裤子的口袋里散发着致命的热量。
我必须尽快找个机会脱身，查看里面的秘密。
口岸办公室的一名通讯员小跑着过来，气喘吁吁地对我喊：“李处长，您的紧急电话，首都打来的！”
我立刻站起身：“王副局长，抱歉，我得去接个电话。”
他点了点头：“去吧，工作要紧。”
我转身快步走向办公室，用眼角的余光能感觉到，那个沉默的中年人跟了上来，不远不近地缀在我身后。
我没有回头，径直走进了位于走廊尽头的自己那间临时办公室。
关上门，但我没有反锁——反锁会显得我心虚。
我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大声地“喂”了几声，装作信号不好的样子，对着话筒喊道：“是！我是李锐！请讲！……什么？声音太小了，听不清！”
我一边表演，一边用另一只手迅速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友谊”牌香烟。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像在擂鼓。
我撕开烟盒的玻璃纸，动作尽量轻柔。
烟盒已经被压得不成样子，我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二十根香烟倒在桌上。
我一根一根地捻过，检查它们的重量、硬度。
所有的烟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难道是我想错了？
陈默的意思不是这个？
不，不可能。
他的眼神那么肯定。
我把所有香烟重新拿起，这一次，我开始检查过滤嘴。
一根，两根，三根……当检查到第十二根的时候，我的指尖传来了一丝异样的触感。
这根烟的过滤嘴，比其他的要硬一些，而且连接处似乎有被重新黏合过的微小痕迹。
就是它了！
我用指甲，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把那圈金色的箍纸刮开，然后轻轻撕开黄色的过滤嘴棉纸。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海绵。
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片被卷成细棍状的、黑色的、泛着光泽的薄膜。
微缩胶卷！
我的瞳孔猛地收缩。
这东西，就是陈默用五年的自由和尊严，用一身的伤疤换回来的核心情报。
这东西，也一定是内鬼——王建国他们——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然后销毁的东西！
我正要把胶卷展开，想看看上面到底记录了什么惊天秘密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不行，这里不安全。
办公室里最简易的放大镜和台灯，也足以让我看清上面的内容，但时间来不及了。
我必须立刻带着它离开这里，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就在我重新将胶卷卷好，准备想办法藏起来的时候——
“咚！咚！咚！”
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敲响，力度之大，让薄薄的门板都在震动。
我浑身一僵，手里的胶卷险些掉在地上。
门外，传来王副局长那不容置疑、甚至带着一丝狰狞的声音。
“李锐，开门！总部的紧急命令，需要你立刻和我一起审阅一份来自首都的绝密文件，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