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拉斯洛｜这一切始于我对自己说：忘掉文学吧，尤其是“严肃”文学，而且这不是“熔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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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asznahorkai）一直自我放逐于欧尔班（Viktor Orbán）统治下的匈牙利，居住在特里雅斯特（Trieste），并爱上了那里“臭名昭著”的布拉风（Bora wind）。

这种难以预测的猛烈阵风保护着这座城市，使其免遭大众旅游业的侵蚀——否则，凭借其内敛、保存完好的美丽以及大部分新古典主义的外立面，这座城市那数个世纪以来都难以寻觅的宁静早已被破坏殆尽。

从公寓的阳台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可以看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一角；几步之遥便是那座如今只有寥寥信徒的大犹太会堂（Grand Synagogue），还有圣马可咖啡馆（Caffè San Marco），那里有高大的木质镶板墙、巨大的镜子和摆放着精美糕点的陈列架。

这家咖啡馆在1914年开业时，亲意大利的活动家们常在此流连，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拉格泰姆乐手们也是这里的常客——所有这些，都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钟爱的“伙伴”，他与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马尔科姆·劳瑞（Malcolm Lowry）以及他灵魂的知己卡夫卡一同安居于过去。就是在这里，我们与他进行了一次关于无限、永恒以及其间诸多话题的访谈。

采访：克劳迪娅·斯坦伯格（Claudia Steinberg）

摄影：莱昂纳多·斯科蒂（Leonardo Scotti）

克劳迪娅·斯坦伯格（CS）： 自从你上次告诉我你在前东德（GDR）的研究以来，已经过去几年了——关于一个被遗忘的小镇和被困在那里挣扎求存的人们，关于好公民和反叛者。年轻时，你决心生活在最贫穷的人中间，你甚至下矿井从事体力劳动。卡夫卡写道，他从不渴望与胜利者为伍，你似乎也避开他们，而与失败者厮混，他们在你的小说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你是如何着手研究那个被你称为"卡纳"（Kana）的、被遗忘的城镇区域的？它距离真实的中世纪小镇卡赫拉（Kahla）应该不远，就在高速公路旁边。你是在酒吧还是小吃摊与人们交流的？你如何与他们接触？他们又如何回应你？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K）： 这一切始于我对自己说：忘掉文学吧，尤其是"严肃"文学——严肃的读者早已成群结队地抛弃了我们，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是时候完成一些明智的事情了：我终于必须写一本关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书。从我的少年时代起，他就是我日常生活和节庆日的一部分；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更崇高的艺术。这种崇高的伟大，这部浩瀚而多样的作品，这空灵的音乐，既向后也向前照亮了当艺术抵达其边界时我们所抵达的地方——这总是让我思考，艺术的这些边界究竟是什么，以及在这些边界之外是否还有任何东西。我准备撰写一部个人化，但又经过充分考证、准确的巴赫生平记录，因此我研究了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地点，然后我出发去旅行，勘察每一个地方，因为我最想了解他生活过的地方；我渴望走在他走过的路上，在他曾经坐、立、睡、吃、喝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我从图林根（Thuringia）开始。我在他祖先曾拥有的旧磨坊里的出生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在他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职业生涯的各个驿站。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计划中关于他的书会是什么样子，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小镇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出现在我身边，仿佛他早已在某个角落等待我的到来多时，以便最终能与我建立联系。我一生中曾有过类似的遭遇，而我似乎是唯一能看到这些角色的人，这一点我毫不惊讶。他们会告诉我一个改变人生的事件，并且他们会说出那个，可以说，被馈赠给他们的句子。而他们又基于一种我至今仍觉无法解释的信任，将其托付给我。这就是在图林根那个小镇上发生的事：这个年轻人出现在我身边，而我计划中的那本关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书也就此终结。因为这个年轻人向我讲述的特定命运——在他向我介绍了他常去的地方、他喜欢的小径、他生活中那些古怪的角色之后——通过一个单一的句子向我揭示的命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立刻觉得它重要到不能不写下来。更准确地说，这就是我最终写下的东西。因为文字是自行到来的，仿佛它们早已预先谱写完毕，而我的任务，结果仅仅是将其记录下来。这就是《赫施特07769》（Herscht 07769）的诞生。

CS： 你在图林根的研究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旁"卡纳"镇上那集体的、无法阻挡的意识流。你那400页的小说《赫施特07769》不间断地滑行，没有被段落甚至句号打断，像一个无尽的、蜿蜒的、复调的句子，从一个人的沉默或出声的想法无缝编织到下一个，从物理学家到家庭主妇再到新纳粹分子。你这多声部的词语串流几乎具有纪录片的品质——这些他人思维过程的片段是如何以如此真实的方式传达给你的？像一种传输，在恍惚之中？你是一个灵媒吗？还是像猫一样在倾听？

LK： 是的，这像是一种恍惚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自我意识。因为在恍惚状态内部，存在着一种秩序，一种严格的纪律：我在写一个句子。尽管文本确实向前奔涌，不被句号打断，但它并非“熔岩流”，正如某位英国诗人试图描述的那样。不，熔岩是缓慢的，而我的文本更像一个生物在拼命奔跑，气喘吁吁，灵魂中承载着某种宿命，逃离某物，同时又奔向某物。它不需要句号，但需要呼吸和节奏，速度和旋律。而且，说我不使用句号是不对的；我确实使用句号，只用一次，仅此一次——原因是句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随着文本奔跑，文本向前奔涌，突然间，终点到了，某个远比我、比我们更强大的存在在我耳边低语：“嘿，你就在这里加上那个句号。”

CS： 图林根当地人的那些句子是如何留在你记忆中的？你做笔记吗？你小时候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有没有对应的听觉记忆力？你说“记忆是遗忘的艺术”，那么记住重要的东西是否也是一种艺术，即使所说的是日常生活的洪流？在《赫施特07769》中，你极其精确地再现了卡纳居民表达自我的许多不同语调，他们思考的方式，他们头脑中的声音——仿佛你像演员一样在倾听，然后用他们所有的声音说话。在这个过程中，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是怎样的？

LK： 正如我所说，在恍惚状态中必须有秩序；当然，这是一种疯狂的秩序，一种疯狂的纪律。来自非存在空间、从我大脑后方某处冲撞向我的那些角色，带来的是绝对的要求，要求我记录下他们的状况，与其说是他们的故事，不如说是他们的处境，从而将他们的现实、他们的存在，提升到我们的水平——是的，他们以可怕的速度喋喋不休，告诉我写下来，把一切都写下来！找到正确的词语是我的责任，而且词语必须顺序正确，即使内容是谵妄的。我必须用像拉丁语一样严格的纪律，将这种疯狂的唠叨强行纳入句子。正如莎士比亚所言，疯狂之中有——也必须有——条理。

CS： 你这小镇戏剧中的悲剧英雄是可爱的弗洛里安·赫施特（Florian Herscht），他拥有非凡的体力、极大的耐心、一定的智慧、谦卑和神圣的天真。一只羔羊，变异成了复仇者，却依然天真无邪，受到一只鹰的保护。你是如何将一个日益荒凉的偏僻之地的高度精确的社会关系图谱，上升到神话层面的？

LK： 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其神话。我们如何看待它，只是一个侧重点的问题：视为日常生活——或者视为神话。

CS： 在每一部小说中，你都说你有一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那样的角色：一个不设防、天真的形象。弗洛里安拥有这种品质，但他最终以暴力自卫——他仍然是梅什金公爵吗？

LK： 简而言之，是的，他是。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天使性（the angelic）的一种显现；天使性也是存在的一部分。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自己对天使的描绘存在巨大差异：他倾向于在他的罪人身上看到不设防的受害者，这些罪人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却又茫然无知；而我，除此之外，还记录了审判以及它传达的信息。在我的情况下，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天使双重面孔。天使是信使，信息可能是恩典，也可能是毁灭。然后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像在《赫施特07769》中那样，同一个天使——即天使性——既传递了恩典的信息，也传递了对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者的审判。

CS： 弗洛里安误解了他的导师——一位和蔼的物理老师——关于某天会湮灭一切的反物质的言论，将其视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我小时候听说，世界的终结恰恰会在没人想到它的时候到来，因此我许多个夜晚都拼命思考终结，因为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弗洛里安同样承担起拯救世界的巨大责任，并给身为物理学家的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写紧急信件，后者没有回复。对你来说，人类末日（或译为启示录）（apocalypse）从未远离。弗洛里安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确，因为我们终于睁大眼睛看着我们世界的消亡，却几乎无所作为？

LK： 我曾不止一次试图阐明，我认为"人类末日"一词的原始含义最为贴切（apocalypse也可被译成“后人类世”、“启示录”等）：即，它并非某种威胁我们但尚未到来的世界终结事件。不，“末日”就是此刻的存在形式。每一个时刻都是末日般的。当我们提及所谓的日常生活时，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回到你的问题：主角弗洛里安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他感觉到在一个末日式的时空里，某个巨大的灾难正在逼近，而他在哪里定位这个灾难实际上并不重要；他呼吁当权者帮助避免它。也许安格拉·默克尔没有回复，也没有阅读那本——顺便说一下——已经寄给她的书，因为她作为当权者之一，碰巧处于已经知道“末日”本身就是现在进行时、无法避免的位置。避免现在？那是艺术家的任务，不是政治家的。

CS：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是如你这样书写繁密且旺盛的绝望（exuberant despair）这一流派中的同行之一，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散文闪烁着讽刺的光芒。他是一个控诉者，甚至转向反对自己。你似乎对我们的困境更富有同情——还是并非如此？

LK：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小说《温克海姆男爵归来》（

Baron Wenckheim's Homecoming

CS： 我尤其想到那个被称为“老板”（The Boss）的新纳粹分子，他被杀人的狂怒所驱使，剥削虐待弗洛里安，他那位温和的巨人“门生”。两人开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普通的德国欧宝（Opel）品牌——在省内转悠，清除越来越频繁出现的、不祥的狼涂鸦，这些涂鸦玷污了引以为豪的历史建筑的外立面，这种亵渎行为让老板深感不快。他对巴赫怀有极大的热情，源于对这位图林根作曲家的民族自豪感。老板定期与当地的巴赫乐团排练，但每个人——尤其是他本人——都缺乏技巧、纪律和才华，这让他非常沮丧。然而，在某个时刻，读者会感觉到巴赫的光芒甚至穿透了这个黑暗的灵魂，老板实际上是爱他的，而不仅仅是以那种狭隘的本土主义方式，视其为一位著名的同胞。是这样吗？是否有一线希望，或许崇高的艺术终究能帮助我们？

LK： 不，没有那样的希望，也没有任何其他事情的希望。你说得对，老板在音乐意义上感受到了巴赫的巨大伟大，但话虽如此，他仍然一如既往，是一个新纳粹分子，脑子里充满了可怕的幻象，灵魂里充满了可怕的内容。唉，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心怀仇恨的同时，也怀有对巴赫的崇拜。巴赫无法根除我们的愚钝。什么都帮不了那个。

CS： 至于同情——在你的作品中，动物总是情感的坚忍承载者：在日本那座伊甸园般的花园里，将真实时间从悬停状态带回当下的垂死之狗；或者那些迁入卡纳并被作为邪恶信使追捕的狼。在中篇小说《赫尔曼》（

Herman

The Last Wolf

AnimalInside

LK： 不是我回到它；我从未离开过它。生物性存在于我们存在的炼狱（inferno）中，并且留在那里。你看，我同时感知整个地球世界的全部——无一遗漏，万物共存，没有时间给这个或那个，因为如果我们同时思考一切，时间就不存在。

CS： 战争的主题在你的作品中一再出现：“这最恶毒的恶魔与死亡天使不同，因为他不是和平之灵，而是战争之魔，是喜悦于一切存在都能被摧毁。”没有什么，也没有人能豁免于他的力量。过去你曾以哪种化身遭遇过这个恶魔？

LK： 我宁愿不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我能够避免这个极度私人的回答，因为可以说：生命天使与战争天使是同一个。你或许能通过想象两者为一个存在来更好地接近他们，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的角色也是如此，但实际上他们并非存在物，而是存在的力量，并且他们同时存在于每一个时刻，也就是说，存在于那唯一真正存在的时刻，但只有当你瞥见它时，它才存在。

CS： 现在你花很多时间远离欧尔班统治的匈牙利，在宁静、庄严的特里雅斯特找到了避难所，那里现在停泊着一艘由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设计的俄罗斯寡头游艇。在俄乌开战之前曾停靠其他港口的国际船只，如今停泊在那个古老、充满故事的港口。战争并不遥远。它对你来说是如何呈现的？

LK： 对此我无能为力。有时我会沿着水边散步，走到那些游艇停泊的街区，朝它们的方向吐口水。这没什么用，我知道，这很可笑，也不对，但之后我感觉好多了。它们应该离特里雅斯特远点！就像其他人喜欢说的：“游艇，快滚开！”

CS： 2018年，伊德拉·诺维（Idra Novey）在《纽约时报》上谈到你的短篇小说集《世界在继续》（

The World Goes On

LK： 我看不出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任何区别，尤其是在这方面。碰巧男人身体更强壮，肌肉更发达，但就邪恶的程度而言，男人和女人之间为什么会有区别呢？如果你指的是身体上的野蛮，那么他们确实不同——但这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天赋。为何提供实施暴力的想法和动机就不那么野蛮呢？麦克白夫人（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

CS： 作家贾里德·马塞尔·波伦（Jared Marcel Pollen）写到你的书，说一切都被保留，无一被揭示。你最近的中篇小说《为一座宫殿做的琐事》（Spadework for a Palace）似乎总结了他的断言：一位名叫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的图书管理员不仅沿着他著名的近乎同名人物的足迹漫步曼哈顿，而且痴迷于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全部内容锁在曼哈顿下城一栋无窗的摩天大楼里的想法——在现实中，那里现在存储着天量的监控数据——使其免于他所认为的不值得且具有破坏性的公众。对我们来说，是否只剩下拯救我们能创造的美好事物，将其从我们自己手中拯救出来，即使知道它无法拯救我们，就像我们一直希望的那样？

LK： 你越来越深奥的询问让我的回答更简短。是的，拯救事物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必须补充，虽然这确实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停止希望。因为，关于这种价值选择，可悲的是，我们现在认为值得拯救的东西，转瞬间就会失去所有意义。实际上，我们对过去一无所知，毕竟人类甚至无法客观描述刚刚目睹的街头事故。或者，用[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表述来说，我们创造过去，也就是说，每一个未来都会选择它自己的过去。我们，也选择了我们的过去，与此同时，未来也在这里，但它不属于我们；它属于其他人，他们将为自己创造另一个过去，而不是我们此刻视为我们的那个。至于你提到的善与美：这，如同世界历史上所有时期一样，专属于善与美，它不是公共财产，因此绝不可能救赎那些对善与美来说仍是陌生人的人。它甚至与他们无关。

CS： 前ATT大厦作为电子数据档案的实际功能，可能已经赶上了收集纽约公共图书馆全部馆藏信息的量。你的女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卡塔（Kata Krasznahorkai）最近在德国策划了一个展览，关于东欧国家间谍针对当地行为艺术家制作的大量情报报告；行为艺术是一种从腐朽的西方引入的、被认为特别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的艺术运动。多亏了这种偏执，现在有大量关于这种存在时间短暂的艺术类型的文件。但这也显示了如今爆炸性的数据生产，这甚至在电子革命之前就已经呈指数级增长——通常是在政府层面。现在我们有了勤奋的聊天机器人，它们已经成了谎言家和还算过得去的作文大师。那么AI是否已经进入了你的反乌托邦世界观？

LK： 是的，它已经进入了。时至今日，任何事物都能吓到我。经历过一场战争，我可能无法感到恐惧了，确切地说——然而，我仍然可能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事物吓到。现在，碰巧是AI让我感到恐惧。我没有时间去惊叹AI，尽管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一旦我开始钦佩它，我立刻想到，天哪，这个AI不仅是人类带来的一项奇妙的技术成就，而且它碰巧掌握在人类手中！而任何落入人类手中的东西，都注定会被用于邪恶。可怕的用途。你可能会指出，那火车呢？或者轮子呢？或者电呢？嗯，火车把我们带到了奥斯维辛（Auschwitz）。轮子把坦克运到巴赫穆特（Bakhmut）战场。至于电——看到它对电椅上的死刑犯所做的事是可怕的。那一条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轨，使得火车每天将数百万人运送到城市工作的事实变得无足轻重。它们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行善，却酿成了恶。再回到前面提到的未来-过去的修正：由于AI，不久的未来将比所有以前的未来都短暂。我们卓越的邪恶正通过AI被神化。

CS： “‘灾难是现实的语言。’”我引用你的话，而你在你刚刚在美国出版的《北为山，南为湖，西为路，东为河》（A Mountain to the North, a Lake to the South, Paths to the West, a River to the East）一书中，至少暂时避开了这场灾难。该书描述了一座根据千年深厚的佛教传统原则布局的花园。通往永恒无时间的旅程由一位年轻、温柔且精为美丽的患病男子引领：他想象自己是源氏公子——那位由一位日本宫廷女官在11世纪创作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孙子。在你小说中这位自封的贵族后裔，在一次火车旅行中开始并结束了他的时间旅行冒险，其间穿插着他在一座寺庙建筑群中的漫步，该建筑群是用最精美的材料以难以估量的细心建造的，坐落在一个经过精心规划的自然飞地中，以丰富的植物学知识进行照料。你对每一个细节的虔敬描述，模仿了该院落中物品无限精细的制作过程。在这里，读者也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甚至自然也被按照其最优美的概念圈养和驯化。除了对这种巧妙的自然结构的钦佩之外，你在那个地方感觉如何？

LK： 我感到着迷，被迷住了。那个小花园如此美丽，当我第一次偶然发现它时，我静止不动地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站在存在之外，在彼岸，在一个超越现实界限的领域。现在我已经透露，不知何故，这个花园是存在的。出现在我书中的源氏之孙没有找到它，但它确实存在——不知何故。我写《北为山，南为湖，西为路，东为河》是因为我想表明，如果这样的美是可能的，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因此美需要我们——我们每一个人！

CS： 当你在特里雅斯特想到日本时，什么是你一直怀念的？

LK： 日本。我思念日本。那种曾到过那里、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幻象。那种日本是世界之外一部分的幻象。我思念那种幻象的确凿性，即，观察他们帝国艺术的宏伟表现时，我实际上参与了对其美的感知，即参与了其美“除其本身”般的存在，及其遗存下来的部分。但要说点不那么高雅的事：当我想起日本时，会发现在特里雅斯特这里还缺少很多其他东西，比如说，日本还挺干净的。

CS： 书写美是危险的吗？在你的书中，你用在不远处发现的凌乱、失修之处的惊人发现，打断了你用如此多细节唤起的崇高氛围，仿佛它们是如此多美学规律无法避免的阴暗面。

LK： 是的，书写美是危险的，因为它将你运送到一种“无限”（boundlessness）之中，并且，眺望那条边界线，你关于边界之外必有某物的假设不再仅仅是一种假设。书写恐怖也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你描述得太好，它就会成真。事实上，如果你能那样驾驭词语，那么书写任何东西都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带来某种与我们的存在不相容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我情不自禁地恰恰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冲动。我是想行善，却反而造成了破坏吗？当然，在这一点上，立刻，一个苹果从上方掉到我头上，我顿悟了。是什么样的盲目迫使我说出这样的话？谁到底在乎我在这里说的或以前说过的话？散文意义上的文学已经完蛋了，它被那些曾将其带入世间的、同样令人厌恶的力量冲刷殆尽。记得吗？文学最初是以在市场摊位展示的小册子形式出现的，是铺在摊位旁边防水布上的通俗小说。时至今日，即使是最好的作家也排着队，手里拿着他们的书，希望能获准展示它们。散文文学？它只是一个市场！“进来吧！”商贩们说。只有诗歌留存——因为诗歌总能幸存。诗歌总能找到显现自身的方式。当然，我们只是凡人。我想知道，当蜗牛或老鼠为我们唱起挽歌，歌唱我们时，会发生什么。

CS： 《战争与战争》（War & War）中狂躁的主角科林（Korin）——他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绝望——也赢得了你完全的同情——他项目的失败丝毫没有减少你的喜爱。你对一心一意的激情的迷恋让我想起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电影，他那些真实和虚构的英雄们各自追求目标直至毁灭。人类处境的这种极端一面是否唤起了你的同情？

LK： 答案很简单：是的。有那么多无足轻重的存在试图蠕动着进入我们的存在，只有真正伟大的狂人才能足够有力地影响我，让我优先考虑他们。他们总是带有某种温和，不知何故，他们的温和在我心中立即引发一种反射性的共情。我为他们担忧；我跟随他们；我与他们同在。但是帮助他们？他们不需要我的援助。他们的道路通向失败，因此引起了我的同情，但他们不需要我的同情。他们正忙于做不可能的事。

CS： 你说过，9·11“摧毁了语言的意义、力量、广度和精确性“。难道没有其他同等量级的灾难吗？这个可怕的事件是否真的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LK： 我简直无法处理发生的恐怖事件的冲击。9·11 触及我个人，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感觉它是如此根本性的。令人恐惧的是，一旦你说出那样的话，就像我当时那样，你立刻意识到，不，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照旧。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取决于某些事件的实际发生；一个时代的终结是难以察觉的过程的结果。所以你根本无法为此做好准备。你可以发出警报，并持续鸣响，你可以提出控诉，你可以绝望地抓住《旧约》中的稻草，但都无济于事。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已经发生的事，而将要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偶然——那才是最终的恐怖。

CS： 我们的行星漂浮在一个由“暗物质“组成的无尽海洋中，这对我们的感官和想象力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只是知道，带着一丝战栗，它必须存在。我一直害怕永恒和无限，宁愿不相信天堂，想到永远漂浮在云层中得不到任何安慰。同时，我发现你关于”天堂是悲伤的“的陈述令人沮丧得惊人。你能解释一下你对超验世界的认知吗？

LK： 嗯，我想对那些可能因我那个陈述而被夺走了什么的人说些鼓舞人心的话。那就是：相信任何你觉得正确的东西。不要纠结于这种信仰的内容或其心理状态是否适合你的这种或那种经历，更不用说其他任何事情了，只需确保基督、那只严厉的羔羊的骨灰得到妥善保存并使其保持干燥，并继续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需要它。

编译：Lenny

来源：Tan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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