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台湾帮"：图谋分裂台湾的右翼势力，他们究竟有多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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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台湾当局继续保持密切关系，日本右翼政客在中日复交后不久迅速组织化，形成若于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的政界“台湾帮”组织。

尽管在自然规律面前老一代“台湾帮”或已作古、或退出政界，但该集团一直香火不断，现在接力棒已传到小泽一郎、平沼赳夫、安倍晋三等人手中。

目前属于“台湾帮”的主要政治组织有：

“日华议员恳谈会”（原“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自民党青年局”、“民社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日台友好议员联盟”、“亚东亲善协会”、“日华亲善协会”、“APU”(反共政治议员俱乐部)、“日华青年亲善协会”、“日华亲善议员联盟”、“日台国会议员友好联盟”、“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促进日台共存共荣地方议员联合会”、“蒋介石遗德显彰会”以及33个县（市）的“日华亲善议员联盟”等等。

在这些“亲台”右翼团体中，最具影响力的要数被称为“台湾帮”据点的“日华议员恳谈会”、被称为“台湾帮的别动队”的“青岚会”、被称为“台湾帮”后备军摇篮的“自民党青年局”三个政治组织。

1、“台湾帮”的据点——“日华议员恳谈会”

原称“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成立于日台“断交”半年后的1973年3月14日，事务所设在永田町的山王大饭店，是由自民党内重量级国会议员滩尾弘吉、藤尾正行、石原慎太郎、田中龙夫等人发起成立的超党派“亲台”议员团体，也是日本政界最大的右翼“亲台”政治组织，被称为“台湾帮”的据点和老巢。

除自民党、新进党议员外，就连曾经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公明党议员（如草川昭三）、民社党议员（如池田元久）也都参加进来，甚至被称为“鸽派”的武村正义、被认为是头号“亲中派”的田川诚一等人，在李登辉主政时期相继访问台北。

该团体成立之初有152名国会议员参加，到冷战结束前夕增至300余人，而且有不少现任阁僚置身其中，其能量可想而知。不属于自民党任何派系但被称为亲台派“总司令”的滩尾弘吉担任首任会长，藤尾正行、山中贞则、平沼赳夫等先后出任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会长。

1993年6月自民党发生分裂，以小泽一郎为首的反主流派成立新进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随之一分为二，其中新进党内以小泽辰男为首的议员组成“日华议员联盟”。

1997年2月5日，自民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与新进党的“日华议员联盟”合并，扩大成立了“日华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华恳”），成为跨党派“亲台”议员团体，成员计269人。

目前，“日华恳”已成为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跨党派“亲台”右翼组织和对台政治交往的主要渠道。

该组织的主要特点是：

(1)老一辈成员多为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鹰派”议员；
(2)世袭或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日益增多；
(3)老一辈议员主要基于对蒋介石政权的“感恩”和反共意识而人会，年轻一代议员则基于看重台湾的战略地位和“共同价值观”而加盟；
(4)约三分之二成员脚踩两只船，他们既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员，也是“日华议员恳谈会”成员；
(5)真正的“台湾帮”虽然只是少数，但他们却把持着该组织的领导权；
(6)最显著的特点是入会议员名单秘不示人，即使对内部会员也不提供。

本泽二郎对此评论道：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带有封闭性、秘密性。由日本国民代表组成的集团，一个正在活动的议员组织居然不公开它的成员名单，这不能不让人们对‘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产生怀疑。…‘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真面目可想而知，实在是悲哀之至。”

该组织的政治主张和活动也颇引人注目。它声称“以继续发展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业已存在的传统友好亲善关系为目的”，但实际是在搞“双向承认”即“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关于这一点，自民党亲台议员武见敬三自己就供认不讳：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并未主张日本政府与国府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仍然承认国府代表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政府应将国府作为外交上正式承认的国家看待，并与之维持良好的关系”；“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帮助交流协会解决日台之间高度政治难题之不可或缺的一个管道”。

该组织还公开鼓吹日美安保体制的目的在于防卫台湾，一旦台湾海峡出现紧急事态，日美两国就要军事介入。1990年7月，该团体竟出面邀请台湾“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访日。

在鼓动李登辉访日活动中，也每次都能看到“日华恳”成员活跃的影子。李登辉之所以能够在2001年访日成行，主要就是在该组织尤其在隶属该会的内阁大臣平沼赳夫、麻生太郎、扇千景等人的推动下实现的。

“日华恳”副会长、自民党籍参议员村上正邦更是一个顽固“亲台”分子，曾于1997年春获得一枚由台湾当局颁发的“勋章”。

村上的内弟曾不无得意地透露说：“勋章表示村上长期以来对台湾的贡献得到了认可。…（村上）只要访问台湾，李登辉必会亲自接见。最近的功劳就是在（广岛）亚运会期间致力于推动李访日。”

本泽二郎就此指出：该团体所具有的能量和施加的政治压力，“深刻地反映到政府的决策上”，“这和差不多已是空架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台湾帮”的别动队——“青岚会”

“青岚会”成立于1973年7月17日，事务所设在有名的“十全大厦”，是在具有“永田町的妖怪”之称的“台湾帮”鼻祖岸信介的幕后操纵下，由自民党31名少壮派右翼国会议员纠集成立的“亲台”议员团体。

成立的直接动机是反对中日复交和日台“断交”，破坏中日友好关系。“青岚”二字寓意（青岚会）“宛如劲风刮起片片青叶，在混乱的自民党内掀起阵阵波澜”。该团体表面上是为了改变自民党的混乱和堕落，实际上是以反对中日友好和恢复日台“外交”为宗旨。

“青岚会”自称是“忧党”、“忧国”、“忧民”的有“正义感”的日本国民的代表，属“行动派”政治家团体。该会发起人代表中川一郎出生于北海道，担任过自民党副总裁大野半睦的秘书。由于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极端憎恨，加之又有一段颇为自负的“天皇制官僚”经历，就其本能而言是会站在台湾一边的。

该组织干事长石原慎太郎是一个以狂言乱语著称的“鹰派”右翼政客。自参政以来，他一直以岸信介、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为榜样，经常提出极端政治主张。他不仅积极倡导修宪，而且在1997年5月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并于1999年11月以东京都知事身份赴台拜会李登辉，开了日本重量级官员出访台湾的恶例。

“青岚会”骨干成员有中尾荣一、滨田幸一、三冢博、藤尾正行、玉置和郎、渡边美智雄、森喜朗、山崎拓等众多右翼政客。

该会的主张较为系统。

关于立会缘由，成立《宣言书》称：

“自由民主党实现了日本从战后经济最贫穷状态到今日惊人的繁荣景象。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高度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公害等各种不良影响。我们必须纠正和克服这些不良影响，回归最初的立党精神，不断敲响警钟，坚决实行与政治并行的党的改革路线。我们不屈服任何势力，我们将超越派阀，结合志同道合人士之力量，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展开行动。我们坚信这些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关于立会目的，成立《宗旨书》称：

“(1)保卫自由社会，奉行与自由主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并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2)为实现弘扬国家道义之目的，必须首先改变物质万能的社会风气，推动教育正常化。(3)尊重劳动，关心弱势群体，铲除不劳而获，以确立新的社会正义和改变畸形的财富状态。（4)为建设和平国家，必须向国民说明加强国防和治安的必要性，并积极致力于这一问题。（5)必须制定独立自主的宪法，以确保日本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真正的自由、安全与繁荣。（6)必须打破自民党妥协、官僚化以及机会主义政党运营方法之陈规陋习。”

该会的行动更具特点，声称：“歃血盟誓，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个堂堂国会议员组织，居然采取封建时代歃血盟誓做法划破手指，加盖血印；居然在国会这样一个严肃的立法机关里粗野到推翻桌子和扔掷烟灰缸的程度，致使田中和大平等政要身边不得不经常配备警卫人员以防不测。

这样，当年赴北京谈判前田中首相给女儿真纪子留下遗书、大平外相发出“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干到底”的誓言，看来都绝非故弄玄虚而可以理解了。这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与黑社会暴力团毫无二致的右翼政治团体，在自民党内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在社会上则经常煽动民间右翼分子进行反华喧嚣和支持“台独”。

中日复交谈判期间围绕“日台关系”问题，青岚会核心人物之一玉置和郎叫嚷：

“同中华民国断交是莫大的损失”；中川一郎率“青岚会”分子与田中内阁对抗，要求维持日台“外交关系”。中日复交后围绕中日航空协定问题，“青岚会”与田中内阁又爆发了“犹如火山般”的冲突，甚至扬言对大平等人进行人身加害。

田中内阁日后下台主要缘于洛克希德事件曝光，但“青岚会”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木内阁成立后围绕中日缔约问题，玉置和郎要求三木首相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和平”二字删掉，并以“青岚会”名义提出复谈四条件：

(1)确保台湾的国际地位；(2)就反霸权条款确立日本立场；(3)确认“尖阁列岛”（即钓鱼群岛）为日本领土；(4)确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消失。

可见，第一个条件就是台湾问题。

他们甚至声称：“如果不能满足这四个条件，则不应重开外交谈判：如果园田直外相没有信心使这四个条件得到满足，就不应访华。”其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意图至为明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背后有着台湾当局庞大资金支持的政界右翼团体，在成立迄今的40余年时间里一直香火不断，甚至“子承父业”，明显流露出“对以往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眷恋”。

有如前述，中川一郎的儿子中川昭一、滨田幸一的儿子滨田靖一、船田中的孙子船田元等，就全盘继承了长辈们的思想和行动，而且在“亲台反共”方面较前辈更加“鹰派”。这恐怕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岸信介、船田中之流都是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者息息相关。

用本泽二郎的话说就是：“父亲和祖父都是战前派，而且位居于战争势力的中枢，其国家主义思想不会不直接或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

与“鹰派”政治家的第二代必定是更加强硬的“鹰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鸽派”政治家的第二代就未必都还是“鸽派”（如河野洋平、林义郎等人之子等），这是值得关注的。“青岚会”势力之大和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3、培养“台湾帮”后备军的摇篮——“自民党青年局”

自民党在1955年设立青年局，其青年党员多达50余万人，局长均由年轻国会议员担任。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自民党青年局就成为日台双方交流的重要管道”。

“自民党青年局”一直保持了这样一个传统，即让第一次当上国会议员的青年党员访问台湾，几乎每年一次，“这个习惯…是从佐藤内阁时开始的”；“精力充沛的年轻议员只要去了一次台湾，就能变成‘台湾帮’”。一位世袭国会议员甚至感叹说：“台湾太好了，还想再去。”

对此，本泽二郎不无感慨道：愿意去台湾的国会议员这么多，“但是表示想去北京的自民党议员可以说一个都没有。这也许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衰落的证明吧。”他进一步分析道：所以如此的最主要原因，“是与台北相比，北京没有那种让日本的政治家动心的特权和乐趣。”

“自民党青年局”几十年持之以恒的这一做法，与其轻描淡写说成是一种“习惯”，莫如说这是自民党高层特别是“台湾帮”首要们为支持“台独”所采取的富有“政治远见”的谋略。因为青年历来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而年轻政治家更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掌舵人。

对一个日后将要入阁拜相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来说，最初步入政坛时的访台印象以及来自台湾的雄厚政治资金供给，一定会对其掌权后的思想倾向和政策选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事实正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已有竹下登、海部俊树、宇野宗佑、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五位担任过“自民党青年局”局长的政治家登上过首相宝座，至于其他担任过该局局长或主要干部日后当上内阁大臣者，更是大有人在。这正是造成“台湾帮”香火不断、日台关系不断提升的一个“战略性”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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