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丈夫前妻还活着，陈少敏主动要求离婚：她此刻更需要你的安慰

1937年春夜的延安，灯火昏黄。陈少敏拖着疲惫的步子走进窑洞，怀里压着一封刚拆开的家信。一个消息猝不及防——涂正坤失散多年的前妻竟然在湖南找到了党组织，并坚持要赶来延安与丈夫相聚。信纸被折得整整齐齐，每一行字却像锤子一样敲在陈少敏心头。

坐在炕沿，她的脑海里闪过七年前在青岛的暗夜。本来只为掩护行动，她与任国桢假扮夫妻。为了租房，“没眷属不租”这一行冷冰冰的字逼得他们临时成婚。白天，她是打蛋厂普通女工；夜里，二人抄写文件、联络工人，忙得只剩喘息。任国桢化身人力车夫，她坐车装乘客，夫妻配合天衣无缝，青岛码头的风把他们的誓言也吹得铿锵。

1931年冬，北平的大雪还没化，叛徒告密。任国桢受尽酷刑，33岁命丧敌手。噩耗迟到数月，那时陈少敏刚生下女儿。孩子还在襁褓，她把泪水咽回肚子，硬是把八个月大的女婴托付给母亲，重新投入秘密工作。没多久，麻疹夺走了孩子的生命；两次丧亲的疼痛像沉石压在胸口，却没有压垮她。她只一句：“革命不停，我就不停。”

时间回到信纸仍在指尖颤抖的1937年。涂正坤是江西游击战里走出的硬骨头，双亲惨死，他却把血泪熬成信仰。在党校相识，两人志趣相投，结婚手续办得干脆。陈少敏原以为自己重获温暖，谁料世事再度翻页——那张薄薄的纸让她整夜失眠。

凌晨三点，窑洞外的星光暗淡，她轻声对自己说：“那位大姐正漂泊无依。”短短一句自语，包含了她对前尘往事的理解。任国桢牺牲后，她品过独守的苦；女儿夭折，她懂得亲人的脆弱。她清楚死亡不可逆，尚在人世的人才更需要扶持。

天亮时，她端着一盆热水和一顿在根据地算得上豪华的早饭进了涂正坤的屋。等他吃完，她把信递过去，声音压得极低：“你读。”涂正坤展开信，泪滴击在纸面。“她还活着……”他哽咽。陈少敏把破袜子迅速缝好，抬头说了一句：“她此刻更需要你的安慰。”短短十四字，像剪刀斩断自己的情丝，却无比坚决。

组织考虑再三，同意上午送行、下午办手续。窑洞外的黄土路见证了离婚的速度，也见证了革命者将个人悲欢让位于大局的决绝。同行的干部悄悄议论，更多的是敬佩。有人说：“少见这样的胸怀。”有人摇头：“女同志心比山大。”

涂正坤离开延安后，很快奔赴平江前线。1938年暮春，他在平江惨案中中弹，倒在稻田边的血水里，年仅四十二岁。消息传来，陈少敏正指挥鄂中部队打扫战场。身边战士问她是否需要休息，她只是挥挥手，继续整理缴获的日军文件。夜深人静，她才翻出那张离婚证明，默默折好放回怀里。

1941年，鄂中山区流传一句土语：“陈大姐来了，门闩可以拆掉。”这不是夸张。她带的三千人马突袭汉奸李又唐八个大队，拔掉十几处碉堡；随即策划新街伏击战，百余名日兵进村成了刀下魂。老乡们说她“身骑战马、双手开枪”，日军岗哨甚至贴出警示：注意那个“会错打你鼻梁”的女人。

抗战结束，内战烽火又起。她分管根据地后勤，常常破晓就走进纺织作坊，亲手把粗布扔进染缸，测算每匹布的耗棉量。有人提醒：“现在是负责干部，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她偏摇头，“算错一斤棉，前线就少一颗子弹。”

1954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提名她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办公室的抽屉里，她放着两张照片：任国桢的黑白遗像、涂正坤的一寸侧面。照片背后写着八个字——“付诸大众，勿念己身”。部长要跑工厂，她沿着机器轰鸣的车间一路走，一手拂去纱线飞絮，一手记录数据。工人私下议论：“这位陈部长脸黑得像熬夜的我们，没一点官架子。”

1962年盛夏，她回鄂中老区调研。汽车在山口停下，她 insist徒步翻山。集市上的白发老汉抬眼就认出她，“陈大姐来了！”喊声一出口，摊贩们丢下算盘冲过来。警卫紧张，她摆手：“群众是靠山。”几句家常之后，她组织现场座谈，询问棉花产量、布料供销、娃娃入学率，记录本上密密麻麻，一丝不苟。

岁月无情。改革开放前夜，陈少敏已是耄耋。有人问她为何终身未再婚。她淡淡回应：“女人的真情只有一次，我已用完。”说罢转身，把陈旧木框里的两张照片轻轻掸尘，重新挂正。

在战火和硝烟中，她两次把个人幸福让给信仰。一纸离婚，不是悲剧，而是选择。有人曾感慨：“枪林弹雨夺不走这样的意志。”更有人说：“陈少敏给后人留下的，从不是眼泪，而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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