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爸妈在一栋房子里分房睡了整整36年，形同陌路。
去年冬天，爸爸临终前，竟将名下价值上亿的5套商铺，全部留给了素未谋面的私生子。
我以为妈妈会崩溃哭闹，她却异常平静，只说了一句：“他的东西，他爱给谁就给谁。”
所有人都骂她傻，骂她懦弱。
直到三个月后，妈妈因病住院，我才意识到，这场长达36年的无爱婚姻背后，我那个隐忍了一辈子的妈妈，究竟布了一个多大的局……
01
我叫周欣然，三十年的人生里，我从未见过爸妈有过任何亲昵的举动，他们甚至不像一对正常的夫妻，更像合租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去年冬天，我爸周建军因病离世，临终前，他叫来律师，立下一份让我震惊的遗嘱：
将他名下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五套商铺，全部赠予一个叫“周浩”的陌生男人。
律师低声告诉我，周浩是我父亲在外面的私生子。
我以为我妈会当场崩溃，会歇斯底里地哭闹，甚至会闹上法庭，去争夺那笔价值近亿的财产。
但她什么也没做，只是平静地站在医院苍白的灯光下，淡淡地说了一句：“他的东西，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吧。”
三个月后，母亲因为长期劳累引发心肌炎，住进了医院。
我陪她去银行取钱缴纳住院费时，看着ATM机屏幕上的数字，一向隐忍沉默的母亲，脸上竟浮现出一抹久违的、释然的笑容。
那个笑容背后隐藏的秘密，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这个家庭尘封三十六年的真相，也彻底颠覆了我对父母关系的所有认知……
02
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家和别人的不一样。
我爸周建军住朝南的主卧，我妈陈淑静住阴面的次卧，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
这个“分居”的格局，自我记事起就存在，一直维持了三十六年。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邻居家的小胖，他爸妈会一起牵着手去菜市场，会为了一盘菜咸了还是淡了而拌嘴，那种充满烟火气的争吵，在我家都是奢望。
我曾天真地问过我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和爸爸睡一个房间呀？”
我妈陈淑静当时正在厨房里洗着豆角，哗哗的水流声中，她的手明显停顿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动作。
“小区里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住在一起的。”我不知深浅地追问。
陈淑静关掉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蹲下身，用那双总是带着一丝疲惫却很温柔的眼睛看着我：“欣然，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都不一样，咱们家就是这样的，你要慢慢习惯。”
她的语气很轻，但眼神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03
我爸周建军是个生意人，脑子活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辞掉了铁饭碗，下海开了一家五金建材店。那时候城市正在大拆大建，他抓住了风口，生意越做越大，后来陆续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买下了五套商铺，光是收租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妈陈淑静则是一家国营纺织厂的会计，工作稳定清闲，收入不高，性格温和内向。
他们两个人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被婚姻这根绳子强行捆绑在同一个空间里。他们各自上班，各自有自己的饭局和社交，甚至连吃饭的碗筷都分得清清楚楚。
“陈会计，你家周老板今晚回来吃饭不？”住对门的张阿姨嗓门很大，经常隔着楼道喊。
“不清楚，他没跟我说。”我妈总是这么礼貌而疏离地回答。
“你们这夫妻关系可真好，跟神仙眷侣似的，都不用天天黏糊。”张阿姨半是羡慕半是打趣地说。
楼下棋牌室的李大妈也跟着附和：“可不是嘛！淑静你真有福气，嫁了个会挣钱的老公，自己工作又清闲，还不用费心伺候他，多自在。”
每当这时，我妈只是淡淡地笑笑，从不接话，转身默默地关上门。
我渐渐长大，才明白他们之间不是关系“好”，而是深入骨髓的“冷漠”。他们从不吵架，因为几乎无话可说；他们也从不离婚，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丢人的事，也或许是都早已习惯了这种互不打扰的“室友”生活。
04
我七岁那年的除夕夜，记忆尤其深刻。
整栋楼都飘着饭菜的香气和家人团聚的欢声笑语，只有我们家，冷冷清清。我爸周建军又一次以“生意应酬”为由，没有回家。餐桌上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面对着四个孤零零的菜。
“妈，爸爸的生意比过年还重要吗？”我小声问。
“嗯，他的事重要。”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那晚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和我妈依偎在沙发上看完。当零点的钟声敲响，窗外传来稀稀拉拉的鞭炮声时，我看见电视屏幕的光映在我妈的脸上，她的眼眶红了，有晶莹的东西一闪而过。
“妈，你怎么了？”我紧张地抓着她的胳膊。
“没事，”她迅速别过头，站起身走向厨房，“可能是刚才的菜有点咸，渴了。”
可我知道，那天晚上的菜，味道刚刚好。
05
初中时，我在书房的旧相册里翻出了爸妈的结婚照。照片已经微微泛黄，上面的人却很年轻。
我妈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看起来文静秀气。
我爸站在她旁边，穿着中山装，两人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表情严肃，没有一丝新婚的喜悦，更像是两个被强行安排在一起拍照的陌生人。
“妈，你和爸爸是怎么认识的？”我拿着照片去问正在备课的她。
她抬起头，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片刻，随即移开：“经人介绍的，那个年代结婚，不都这样吗。”
“那你们……相爱过吗？”我鼓起勇气，问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
我妈握着钢笔的手僵住了。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欣然，有些事情，远比你看到的要复杂。”
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特别强调，希望父母双方都能到场，以便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家和在校的情况。
我把这个“硬性要求”告诉了我妈。她皱了皱眉，面露难色：“你爸……他生意忙，可能没时间。”
“可是老师说了，这次很重要，一定要爸爸妈妈都来。”我坚持道。
我妈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拿起了那个几乎从不使用的座机，拨通了我爸的电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主动联系我爸。
“周建建，周三下午欣然开家长会，你有时间吗？”她的语气公事公办，不带一丝感情。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我妈只回了一个字：“好。”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你爸说到时候会去。”她对我说道。
家长会那天，我爸真的来了。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和周围穿着朴素的家长格格不入。但他和我妈，一个坐在教室最左边的角落，一个坐在最右边的角落，仿佛是两个不相干的家庭。
班主任点名时问：“周欣然的家长都到了吗？”
我赶紧举手：“老师，到了。”
老师环顾教室，疑惑地问：“你爸爸妈妈没坐在一起吗？”
“没有。”我老实回答，脸颊有些发烫。
周围的家长立刻投来异样的目光，窃窃私语声像蚊子一样钻进我的耳朵。
“那对夫妻真奇怪，开个家长会还分开坐。”
“看着关系就不太好，难怪这孩子性格这么内向。”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假装认真地看着课本，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难受。家长会结束后，我爸直接从后门走了，我妈则默默地收拾好东西，从前门离开，全程零交流。
回家的路上，我再也忍不住了，拉着我妈的衣角问：“妈，你和爸爸是不是快要离婚了？”
她停下脚步，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欣然，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可是你们一点都不像夫妻！”我委屈地喊道。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模式，”她轻轻地帮我理了理额前的碎发，“你只要记住，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
可我心里清楚，他们之间，没有爱。
06
高中后，我爸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有时甚至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人影。
他偶尔回来，身上也总是带着一股陌生的、甜腻的香水味。
高二那年暑假，我和同学去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逛街，竟意外地撞见了我爸。他正陪着一个看起来比我妈年轻漂亮的女人，手里还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那个女人亲密地挽着我爸的胳膊，小男孩则仰着头甜甜地叫他“爸爸”。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看起来才像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
我像被雷击中一般，迅速躲到一根巨大的承重柱后面，心脏狂跳不止。原来，他不是生意忙，他只是在忙着经营另一个家。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告诉我妈。我不能让她一直被蒙在鼓里。
“妈，我今天……在商场里看到爸爸了。”我坐在她对面，小心翼翼地开口。
“哦？”她正戴着老花镜对账，头也没抬。
“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还……还有一个小男孩。”我紧紧盯着她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丝表情变化。
她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用算盘噼里啪啦地计算着什么。
“嗯，知道了。”她的语气平静得可怕。
“妈！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生气？”她终于抬起头，摘下眼镜，反问我，“生气能解决问题吗？”
“可是爸爸他在外面有人了！他背叛了你！”我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欣然。”我妈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疲惫和沧桑，“很多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您为什么不离婚？！”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她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家里在这个时候闹得天翻地覆，你能静下心来学习吗？”
我哑口无言。
“再说，”她叹了口气，声音放缓了些，“离婚我又能得到什么？你爸那些商铺都在他自己名下，我一个会计，辛辛苦苦一个月才挣多少钱？闹离婚，我什么都分不到，最后还要落得一个被人指指点点的下场。”
“那……那您就打算一直这样忍着吗？”我不理解，这太委屈了。
“不是忍，”她摇了摇头，嘴角竟泛起一丝苦笑，“是早就看开了。妈妈有工作，有收入，最重要的是，妈妈还有你。这就够了。”
可我分明看到，她眼底深处，是化不开的悲凉。
07
那次谈话后，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我开始理解我妈的“冷漠”，那是一种用坚硬外壳包裹起来的自我保护。
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我因为压力太大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泣不成声。
我妈没有敲门，只是默默地把一碗热腾腾的银耳莲子羹放在了门口。
后来她走进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我床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妈，我是不是很没用？我肯定考不上好大学了。”我哽咽着问。
“不是，你在妈妈心里，永远是最棒的。”她把我揽进怀里。
“可是……我考得这么差，爸爸知道了，肯定会对我失望的。”
我妈突然笑了，那笑声里带着一丝轻蔑：“你爸？他连你高三在几班都不知道，你觉得他会在乎你考了多少分吗？”
我愣住了。
“欣然，你记住，你是为自己读书，不是为任何人。”我妈捧着我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包括你爸。”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妈酷毙了。
她活得那么清醒，那么独立，像一棵在贫瘠土地上顽强生长的树。
高考后，我如愿考上了南方的重点大学。去火车站那天，一向坚强的妈妈，眼眶却红了。
“妈，您会想我吗？”临上车前，我抱着她问。
“当然会，”她强忍着泪水，帮我整理好衣领，“但妈妈更希望你在外面能过得开心，活出自己的样子。”
火车缓缓开动，我趴在车窗上，看着那个站在站台上越来越小的身影。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显得那么瘦弱，那么孤单。但她的腰板却挺得笔直，一直朝我挥着手，直到火车消失在拐角处。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每次打电话，我妈都说一切都好。
“我爸呢？”我偶尔会问一句。
“他在忙他的事，你有事跟妈说就行。”这成了她标准的回答。
08
我毕业后留在了那座南方城市工作。我爸的身体是在我工作的第二年开始变差的，起初只是咳嗽，后来发展成肺气肿，最后确诊为肺癌，晚期。
当我接到我妈电话，火急火燎地赶回老家时，我爸已经瘦得脱了相，虚弱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医生怎么说？”我拉着守在病床边的我妈问。
“最多三个月。”她的声音很轻，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只有一种长久压抑后的麻木。
在医院照顾我爸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看到那个叫张梅的女人，也就是我爸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她总是一个人悄悄地来，站在病房门口远远地看一眼，然后就躲在走廊的角落里偷偷抹眼老爸泪。
有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病房。她站在病床前，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爸，哽咽道：“建军，对不起，都怪我……”
我爸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他费力地伸出手，似乎想去拉她。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我妈突然站了起来，指着门口，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语气对她说：“请你出去。”
张梅吓了一跳，怯生生地看着我妈。
“这是我丈夫的病房，”我妈一字一顿地重复道，“在法律上，我还是他的妻子。请你出去。”
张梅擦了擦眼泪，没敢再说什么，狼狈地退了出去。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妈的身体里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她可以对很多事情隐忍不发，但她有自己的底线，那条底线，谁也不能触碰。
09
我爸是在一个下雪的清晨，叫住我的。
“欣然，去……把你妈叫过来。”他的声音气若游丝。
我妈正在水房洗毛巾，听了我的话，她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沉默地点了点头。
回到病房，我爸艰难地示意我和护工出去。
“我……有话要单独跟她说。”
我退出病房，但没走远，忍不住贴在门上偷听。
“淑静……”是我爸的声音，充满了疲惫与亏欠，“这辈子，是我对不住你。”
里面一片沉默，我妈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什么都知道，这些年你从来没跟我闹过，我……我谢谢你。”我爸继续说。
许久，才传来我妈冰冷的声音：“不用谢。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交易，各取所需罢了。”
“那个孩子……浩浩，我想把市中心的商铺都留给他……”我爸的声音更虚弱了。
“随便你。”我妈的语气里听不出一丝波澜，“你的东西，你想给谁就给谁。”
“还有欣然，我会给她留一套城郊的房子……”
“一套？”我妈突然冷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嘲讽，“周建军，你可真是个‘慈父’啊。”
“淑静，你知道我的难处……”
“我不想听！”我妈打断他，“你的财产怎么分，我管不着。但你别跟我说什么‘对不住’，从我嫁给你的那天起，我就没指望过你。”
病房里再次陷入死寂。我站在门外，脑子里一片混乱。交易？各取所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律师带着公证员来了。我爸当着我和我妈的面，用尽最后力气，在遗嘱上签了字。遗嘱的内容很简单：他名下所有五套商铺，全部由他的儿子周浩继承。
“周浩是谁？”我明知故问，声音都在颤抖。
律师看了我一眼，低声说：“是周先生的……另一个孩子。”
我感觉血液瞬间冲上头顶，整个人都懵了。我转头看向我妈，她却依然平静地站在那里，仿佛在听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妈！”我抓住她的手，“你听到了吗？他把所有房子都给了那个私生子！”
“我听到了。”
“那可是五个商铺！加起来值一个亿！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我无法理解她的冷静。
“他的东西，他爱给谁就给谁。”我妈淡淡地重复着那句话。
她走出病房，留下我一个人在巨大的震惊和愤怒中。
我冲出去追上她：“妈，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你怎么能这么平静？你怎么能忍受？”
她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目光深邃：“欣然，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有些事，争是没用的，忍也没用。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手里有什么。”
10
我爸的葬礼办得很简单。
那个叫周浩的年轻男人来了，他身边跟着张梅。
他走到我妈面前，低着头，满怀愧疚地说：“王阿姨，对不起……”
“你不用对不起我，”我妈打断他，语气平静，“拿好你爸给你的东西，以后好好生活。”
说完，她便转身离开，没有再看他们一眼。
葬礼后，我妈的生活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她辞掉了早已退休又返聘的会计工作，开始学着养花，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甚至还跟着小区里的阿姨们跳起了广场舞。
她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脸上甚至有了笑容。
我以为，她是真的解脱了，放下了。直到三个月后，她因为突发心肌炎住进了医院。
第五天，医院催缴三万元住院费。
“妈，您躺着别动，我去交。”我说。
“不，”她挣扎着要下床，态度异常坚决，“我自己去。”
我拗不过她，只好扶着她来到医院楼下的自助银行。
“妈，卡给我，我来操作。”我准备接过她的银行卡。
“不用，我自己来。”她推开我的手，颤巍巍地把一张看起来很陈旧的银行卡插进ATM机。
她输入密码，按下了查询余额键。
当屏幕上跳出那串数字时，我瞬间石化了。
账户余额那一栏清清楚楚地显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