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如何评价黎笋？两大贡献难掩一大缺憾，死后路线被全面抛弃

1966年3月的河内，下着毛毛细雨。街头的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一段话：“黎笋同志指出，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是我们最大的使命。”当年很多北方青年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这个名字，从此深刻记住了那位声音沙哑却语气强硬的第二号人物。时隔半个多世纪，越南人谈论黎笋，仍绕不开“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这两条主线。

黎笋生于中部广治省，出身贫寒。1928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此后因地下活动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两次：1931年重判二十年、1940年再判十年并流放昆仑岛。牢房里，他用椰叶纤维写下“打碎锁链，光复山河”八个字，这段往事后来被官方视作“献身民族”的样板。不得不说，越南人在回忆反法斗争时，总爱把黎笋与“血与铁”联系在一起，这种叙事深深影响了几代人。

1946年，胡志明任命他为南部区书记。南方局缺枪少粮，他却坚称“必须把法国人逐出湄公河三角洲”。正是那一年，黎笋登上越共高层舞台，成为仅次于胡志明的领军人物。1954年奠边府炮声停歇，越南被迫以北纬17度为界南北分治。胡志明主张暂时维持协定，但黎笋暗中认为“统一只能靠枪杆子”。这种激进思路，为他后来在党内累积了巨大声望，也埋下外交隐患。

胡志明去世后，统一大旗彻底交到黎笋手中。1973年至1975年，仅用两年多时间，他指挥北方军队连下西原、攻克西贡，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份战果，对越南人而言分量极重——历史上长达百年的分裂终于结束。无论学术派还是军史爱好者，都承认这是黎笋最亮眼的功劳之一。

统一带来的自信，让黎笋很快将目光转向区域格局。越南开始强势介入柬埔寨事务，公开要求在中南半岛确立“印度支那联邦”式影响力。与此同时，他大幅度向苏联靠拢。1977年武元甲两次赴莫斯科签下扩大军事合作协议，金兰湾、岘港基地向苏舰开放，引发北京强烈不安。一位越南老干部回忆道：“黎笋连续拍板，几乎不给外交部喘息机会。”

1978年9月，黎笋带团访华试图缓和矛盾。当面听到国内激进派要求“与苏绝交”的提议，他摆手说：“不能自断臂膀。”随后拒签联合公报匆匆返国。短暂的善意随之消散。越中摩擦升级，1979年爆发边境冲突。越南国内村镇、公路、耕作体系遭受重创，年财政赤字接连攀升。此后十年边境轮战，常备陆军维持在一百二十万人，粮食与外汇几近枯竭，青年劳力过半耗在战壕里。越南学者点评那段岁月时直言：“统一成果几乎被无休止的备战吞噬。”

经济困顿激化党内矛盾。1986年7月，黎笋病逝。长征代理总书记，旋即启动路线大调整。阮文灵被推上第一把手，随即提出“革新开放”。对外关系也急转：1989年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1990年武元甲赴北京出席亚运会；1991年中越发表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正常往来。越南摆脱对苏联的过度依赖后，抢在冷战落幕前迈出市场化步伐。此后30年GDP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外溢，“世界工厂第二梯队”之称不胫而走。越南媒体总结这一系列政策时，用了“全面抛弃黎笋晚年路线”八个字，措辞相当直接。

越南官方至今保留对黎笋的崇高称号——“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的杰出领导人”。然而，教科书里对他1980年代对华、对柬政策的篇幅明显缩减，没有激烈指责，也绝少赞誉。一名河内历史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若没有黎笋，统一或许延后；若他一路高举大旗不转弯，国家的发展又会怎样？”仅这一句反问，已折射出越南社会对黎笋的复杂心态。

有意思的是，黎笋去世后，其遗体长眠在西贡统一宫北侧的公墓，而非胡志明陵旁边。有游客惊讶地询问导游缘由，导游笑答：“这位同志生前走得太快，死后就让他静静吧。”寥寥一句，道尽尴尬。

综合来看，越南人对黎笋形成了一种“功过并存”的叙事框架：前半生的浴血抗法、后来的闪电统一是立国功勋；晚年的强硬外交却拖累国力，也迫使后继者彻底改弦易辙。两大贡献牢牢写进史册，一大缺憾同样难被忽视。用越南学界的话说，“黎笋让国家站了起来，但也让经济跪了下来”，这句略带戏谑的评语，如今仍在坊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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