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租界里的革命春秋

图为上海起义时英军在街道上警卫 来源：《社会观察》2011年第4期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先是湖南、陕西、江西响应，宣告独立，随后山西、云南跟上，再后是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等省群起独立，清政府随之土崩瓦解。

革命风潮来势之猛，清廷统治覆灭之速，出乎统治者的想象，也出乎革命党的意料。考其原因，列强侵略、清廷专制腐败，天下苦清已久、恨清已深、反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都是显而易见者，此外有两点是很具时代特点的，一是革命宣传，二是租界的作用，这两点在上海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辛亥革命史上，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起义队伍的构成、起义的准备、起义方式、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对于遗老的接纳等方面，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在全国的地位极为特殊。

革命的舆论基地

上海的革命报刊之所以能持续出版，关键在于租界的存在。从国家主权角度看，租界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但是从反对清政府角度看，这恰恰是在清朝专制统治的铁板中出现的一道缝隙，是大一统专制统治的薄弱地带。

辛亥革命的成功靠两条，一是武力暴动，一是舆论宣传。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非同寻常。

清末进行反清革命宣传的地方主要有三，在海外是东京与南洋，在国内则是上海。在东京有《醒狮》、《复报》、《鹃声》、《云南》、《河南》、《洞庭波》，在新加坡有《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在马来西亚有《槟城日报》、《光华日报》。

由于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上海租界成为清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的地方。上海宣传革命的报刊先后有《苏报》、《国民日日报》、《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十多种。

东京、南洋的革命报刊虽然很激烈，但离中国本土较远，对中国本土的影响远不能与上海相比。清廷虽然想方设法禁止革命书刊的传播，但上海租界就在中国本土，且为联系南北、沟通国内与国外的交通枢纽，那些流传到内地的革命书刊的煽动、发酵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比如，黄兴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是，1899年阅读了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卢梭的《民约通义》，此书是1898年由上海同文书局刻印出版、同年在长沙出售的。邹容的《革命军》是在上海出版的，1903年苏报案以后虽然遭到查禁，但越禁越热销，不到十年间，先后被摹印二十多版，行销一百一十多万册。

上海的革命报刊之所以能持续出版，关键在于租界的存在。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租界实行中立开始，上海租界逐渐变成中国治安版图上的孤岛，清政府无法在政治上对这里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清廷官员、军队不能随便经过，华捕不能随便入内抓人。

1862年，被怀疑与太平军私通款曲的王韬，遭到清政府通缉，就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的庇护下，逃脱追捕、避地香港的。从国家主权角度看，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但是从反对清政府角度看，这恰恰是在清朝专制的铁板中出现的一道缝隙，是大一统专制统治的薄弱地带。

维新派、革命派都看到了上海租界的这一特点，并且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1898年戊戌政变后，维新领袖康有为靠着上海租界这一特点，躲过了清廷镇压，逃到香港，后来逃到外国。维新派重要成员黄遵宪也是利用租界这一特点，才得以活命的。1900年，寓沪士绅经元善等一千多人公开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唐才常等两次公开在愚园举行反对清朝专制的“中国国会”，都是利用了上海租界的特点。

从1850年代到1900年，经过五十来年的演变，上海租界的特质早已为朝廷上下、国内国际所共知。20世纪初，革命派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将上海经营成革命舆论宣传基地，组织爱国学社，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经常在张园集会演说，将《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办成革命喉舌。

尽管在1903年“苏报案”以后，租界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但上海仍然是全中国的革命舆论基地。于右任等革命党人在《民呼日报》遭到禁止以后，续办《民吁日报》。《民吁日报》遭禁后，再办《民立报》。这种魔术般的变换，与其说是革命党人应付租界当局，还不如说是租界当局在应付清政府。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的广度、深度、激烈程度，在国内无处可比。所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民立报》成为报道前线战况的最有影响的报纸。它及时报道各地响应起义的情况，阐明反清起义的正义性，向人民介绍革命党的政策，说明革命党人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革命党在湖北起义以后，武汉三镇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革命党领导的国民军“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它刊载的《中国革命宣言书》，揭露清朝统治者种种暴行，号召人们同仇敌忾，奋起革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民立报》深受读者欢迎，日销数多达两万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受到《民立报》的影响。

由于革命报刊的影响，上海社会在武昌起义以后，舆论一边倒，纷纷赞成革命。《民立报》馆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每天各方人士往来不绝：

当时上海各报馆均设于望平街一带，每晚出号外，报道当日消息，并在报馆门口张贴。市民群众每日聚集在报馆门外，探听消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见有民军胜利消息，都拍手欢呼，见有失利消息，则认为报馆采访有误，群情愤激，甚至将报馆玻璃窗打碎。后来报馆方面停止在门口张贴军事消息，仅印发号外数种，市民踊跃争购，每日供不应求，片刻即罄，可见人心之一斑。（方椒伯：《上海工商界在光复前后的动态》）

革命派与立宪派联手

革命派与立宪派两派结成统一战线，扩大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减少了反清势力的内耗，对于上海起义的成功，有重要意义。

清末，不满清朝专制统治的，除了革命派，还有立宪派。在日本与南洋，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曾展开论战，在湖南等地也有类似情况。上海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既是革命派活动的基地，也是立宪派的大本营。

立宪派两个著名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和政闻社的本部都先后设在这里，两派在上海的关系，为友好团体，有意见分歧，也相互支持，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比如，黄炎培是同盟会会员，也是立宪团体的会员。张謇、马相伯、赵凤昌等立宪派骨干，都是黄炎培的好友。同盟会员蔡元培与立宪派首领马相伯为莫逆交，于右任与马相伯是复旦校友，关系非同一般。

革命派办《神州日报》，曾得到张謇与马相伯的资助。1908年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陶遗被两江总督端方拘捕，革命党人请张謇出面营救，张謇找了端方，结果端方未敢杀陈。1909年革命派的《民呼日报》遭到封禁，立宪派主持的《时报》和《东方杂志》均为其打抱不平，批评政府压制舆论。

革命派对立宪派的有些主张，亦持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张謇等人在1909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民吁日报》称他为伟大人物，《民立报》称请愿代表为“志士”。

立宪派真诚希望中国实行宪政，废弃专制，以便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清朝统治者对他们始则哄骗，继而拖延，终则镇压，这就不断地加大他们对朝廷的离心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的立宪派很快与革命派合流，这与两派的历史渊源有很大关系。革命派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立宪派在工商界渊源较深，两派结成统一战线，扩大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减少了反清势力的内耗，对于上海起义的成功，有重要意义。

革命党不战而胜

上海起义在县城、闸北都是传檄而定，没有什么激烈的交锋。

上海不是虎踞龙盘式的军事要隘，城墙至清末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全无军事防卫的意义。

从城市区域分布上来说，清末上海由四块构成，南市（包括城厢内外）、法租界、公共租界、闸北，南市、闸北属清政府管辖，但两租界横亘其间，这更增添了管辖和防卫的复杂性。

从城市功能上看，自19世纪50年代小刀会起义以后，上海的重心，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商业、工业、金融等）还是文化方面，都已经移到了租界，而租界并不在清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从人口分布看，至1910年，两租界的人口已占上海总人口的48%，如果加上广大的越界筑路地区，则租界实际人口已超过一半。这就是说，在清末，上海城市的主要部分已经不在清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象征清政府统治的苏松太道和上海知县的衙门设在县城，但这种衙门在晚清上海，并不像在其他城市那样是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其外交意义、海关意义大于行政意义。所以，清末上海市政格局是中间大、两边小的三明治式。

这种格局使得租界在上海政治力量对比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以说，租界偏向哪一边，哪一边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在小刀会事件中，租界先是中立，小刀会与清廷就处于对峙状态；后来，租界站在清政府一边，所以，清政府就胜了，小刀会就败了。

在清末反清革命斗争中，租界一般处于中立状态，在辛亥起义中也是如此。上海起义发动前几天，租界当局已据各方面情况判断，革命党人能在任何时候占据上海，于是确立了“中立”的方针。

起义发动前一天，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发出告示，要求租界英人既不参与反对清政府的战争，也不参加镇压革命党人的战争，否则，一经查出，即处500镑以下之罚金，或监禁两年以下。

租界当局中立，但是，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并不中立。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十多年政治运动的整合，包括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租界华人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这就是以李平书为首的绅商集团。在上海的革命党与清政府两极对峙中，得绅商者得天下，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决定上海的命运。李平书等倒向革命，意味着租界的华人精英倒向革命。

这样，上海在武装起义时，便呈现出其他城市都没有的特点：其一，公开性，在起义以前，已经露出风声，革命党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优势；其二，不战而胜，上海起义在县城、闸北都是传檄而定，没有什么激烈的交锋。

上海起义发动以后，社会秩序相当稳定。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民军占领城厢时，南市新舞台演戏如常，观众看戏亦如常，似不知本城有变者。伶界商团部分团员，在演完夜戏后，便去参加攻打制造局的战斗。

上海是辛亥革命胜利的关键

同盟会中部总会总部设在上海，是革命党人利用了上海特殊的地位。正是有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正确部署，才在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

在全国起义过程中，上海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

其一、对于全国起义的组织领导。

清末革命据点在国外为东京，国内为上海。到1909、1910年，由于多种原因，东京同盟会总部对革命的领导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同盟会的领导，而孙中山等人此前发动起义的地点多在两广、云南边境，对长江流域注意不够。

于是，建立一个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统一机构的问题十分现实地提了出来。

1911年7月31日，在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领导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会后，确定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相继派人到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联络组织，运动新军，策划起义。同盟会中部总会总部设在上海，是革命党人利用了上海特殊的地位。正是有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正确部署，才在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

其二，上海起义意义重大。

上海是晚清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工商业者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陕西、云南等省起义成功，主要依靠新军，而上海则主要依靠商团，依靠工商业者。工商业者积极支持、参加反清革命，上海最为突出，这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沈缦云是信成银行经理，叶惠钧是上海粮食业巨商，李平书是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诸人都是上海起义的骨干。

上海是国际上著名的通商巨埠，向为中外瞩目。上海起义成功，租界当局采取中立政策，这对于正在与清军作战的武昌民军，对于纷起的各地起义，都是巨大的鼓舞。

上海又是清廷军火生产的重要基地，它的起义成功，不但阻止了江南制造局军火运往湖北清军，而且使这些军火为民军所用，这对于增强民军、削弱清军具有直接的影响。

上海是长江门户，它的起义成功，直接阻止了清廷海军西援，减轻了武昌民军的压力。

上海还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上海起义，引起了江浙的连锁起义。苏州、杭州的独立，南京的光复，都与上海有直接关系。上海起义成功后，上海民军组织沪军敢死队、吴淞军政府组织光复军，与来自浙江的民军，组建江浙联军，援助南京民军，很快攻克了南京。

对于上海起义的重要意义，孙中山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

陈其美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这段话虽然有孙中山对于陈其美极端器重的感情色彩，也说出了上海在辛亥革命格局中的独特作用。

其三，革命政权的经济支柱。

起义成功以后，维持军队生存、维持政权运作，都需要巨额经费，上海工商业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平书曾向江苏、浙江、扬州、镇江、山东、安徽、湖北等各路民军，发给每人7天伙食费一元，共发一千多元。上海起义后军警费用，均由李平书筹措。沈缦云为革命政权贷款三十多万两。富商朱葆三在继沈缦云担任财政总长以后，为新政权向上海商人借款十万五千两白银，向日本三井洋行借银三十万两。上海商界为新政权提供大量的捐款和税收。

其四，南北议和的理想地点。

1911年11月底，清军攻陷汉阳，武汉军政府处于不利地位。已经占据上风的袁世凯提议南北议和，即南方革命军与北方清军议和。议和的地点，既不能在北京，也不宜在武昌汉口，几经磋商，最后双方同意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

议和从12月18日开始，参加者除了南北双方代表，还有英、美、日、俄、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地点是工部局市政厅。这一地点的选择，既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即上海租界处于不南不北的第三方位置。这与上海租界在历次中国内乱中保持中立的传统有关。正式议和之前，有些准备工作是在汉口英租界进行的，但那里距离武汉军政府太近，不适合作为议和地点。

租界成为遗老乐土

既属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权直接管辖的租界的存在，为清廷遗老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空间，同时，租界也为这些遗老复辟清廷提供了活动空间。

国运鼎革之际，故国旧臣的命运，或死、或降、或隐，除极个别逃亡海外的（如明末朱舜水），并无他路可走。辛亥革命以后，清朝旧臣的命运，除了死、降、隐以外，多了一条出路，不死、不降也不隐，而是到租界里去做遗老。

那时中国有23个租界，对清朝旧臣有吸引力的主要有三个，即上海、天津、青岛。黄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较多，清廷皇室近臣、满族、蒙古族官员和黄河以北的地方大员到天津的比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岛。

流寓上海租界的遗老比较知名的有：前安徽巡抚冯煦、大官僚盛宣怀、福建学政秦绶章、军机大臣瞿鸿禨、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吏部主事陈三立、广东布政使胡湘林、直隶总督陈夔龙、贵州巡抚沈瑜庆、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云南按察使秦树声、刑部主事吴保初。

改朝换代之际，君臣之义、道德操守对于旧臣来说，是人人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一次重大考验。历史能提供的选择有三：一是忠于朝廷，或战死疆场、以身殉国，二是逃亡外国，三是认同、顺从革命宗旨。

第一、二种选择，对于一般人来说，殊非易事。第三种选择，要分两种情况，一是真诚拥护革命共和，那在转变时内心没有痛苦；二是并不拥护革命、共和，而仅作权宜之计。对于饱读经书、一向以仁义道德律己责人的士大夫来说，那就会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历史上不食周粟、贰臣列传的故事，妇孺皆知，事到临头，要说完全无动于衷，那不可能，这也是换代之际，常有忠臣自杀殉国现象出现的道德原因。

既属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权直接管辖的租界的存在，为那些既不愿以身殉国、也无法逃亡外国、又不拥护革命共和的清廷士大夫，提供了另外一种存在空间：到租界做遗老。这样，既无杀身之苦，也无亡命之难，又无降敌之讥，于道德无亏。于是，租界遗老，成了民国初年一大特殊社会景观。

郑孝胥有诗答陈三立，“恐是人间干净土，偶留二老对斜阳”，认为租界的存在，为他们保持道德的圆满和生活的安宁，提供了一片干净土。这些遗老先前在任时，多有积蓄，因此到了租界，多能购房置业，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他们还可以继续拖着长辫子，用清朝纪年。遗老在租界的精神生活也是比较宽松的。他们或莳花种树，或写字鬻画，或吟诗唱和。

租界为遗老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他们复辟清廷提供了活动空间。1917年张勋复辟时，其文武班底如康有为、周馥、李经羲、赵尔巽、章梫、劳乃宣、沈曾植、朱家宝等，都是生活在租界的遗老。

革命舆论宣传基地、革命派与立宪派结成统一战线、在辛亥起义中显示出来的独特风格与关键作用、民国初年成为前清遗老乐土，这几个特点，都与租界的存在有内在的关联。这是租界缝隙效应的突显，也是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与其他省市特别不一样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