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唐亮上将接到叶帅打来电话，让他赶赴北京接受任务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红旗招展，开国将帅授衔典礼正进行。主席台左侧，本应有唐亮的位置，却空着。他在上海医院吊着水，发烧到三十九度。从那以后，“身体欠安”几乎成了这位老政委的标签。

时间跳到1966年盛夏，南京城闷热得像蒸笼。军区卫生部实在放心不下，让唐亮去黄山避暑。山里的夜风凉透骨头，他对夫人张锐感慨：“徐霞客那句话没夸大。”原本两周的假，他硬是拖到九月。就在黄山竹林深处，他第一次生出“干脆彻底休整”的念头。

可消息还是追上了他。1969年3月，中央通知唐亮进京参加九大。四十天会议，他几乎没开口发言，只悄悄记满三大本笔记。回到南京，他将笔记锁进抽屉，像往常一样一句不提。邻居只知道，这位上将天天在小院里慢慢踱步，偶尔抬头瞄一眼天空。

1971年12月初的一天，门铃突然响个不停。传达员递来加急电报：叶剑英元帅来电，请唐亮即刻进京。张锐一听就急了：“你身子才刚稳定，北京那摊子不轻松，要不推一推？”唐亮摇头：“军令，不挑轻重。”他吩咐收拾行李，只带私人物品。家具、被褥统统留给公家，甚至连旧搪瓷缸都不带。张锐苦笑：“行，你这点倔脾气还是改不了。”

列车穿过大别山，北风刮得车窗劈啪作响。唐亮靠在椅背上合眼小憩，胸口那阵旧伤痛时隐时现。到北京第一晚，他被安排在军委办公大楼后的招待所。凌晨两点，电话骤响，叶帅低沉的声音透过话筒：“老唐，军大得动一动，你挑头。”唐亮只回答了四个字：“保证完成任务。”

军政大学此时正处多事之秋。教员队伍结构复杂，学员来源五花八门，连校门口的警卫换了几拨都闲言碎语不断。唐亮到岗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机关干部全体脱下呢子大衣，背上背包去操场跑五公里。有人嘀咕：“政委是不是太猛了？”唐亮听见，只淡淡一句：“军校教书，也得先当兵。”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带班子”极为谨慎。除秘书、保健医外，其余人员一概就地取材。有人递条子想调进军大，他笑着退回：“优先要专业，不要熟人。”那年冬天，北京最低零下十四度，唐亮每天拄着藤杖在校园里巡一圈，白霜爬满大檐帽。

1972年春，肖克到任。两位上将寒暄时，肖克开玩笑：“我来当校长，你肯不肯给面子？”唐亮爽朗一笑：“学校的事，咱俩说了不算，规矩说了算。”从那以后，校务会议总是先统一资料，再讨论分歧，少了空话套话。师生们暗暗称这对组合为“铁钳”，一抓教学，一抓作风，夹得滴水不漏。

就在整顿渐入佳境之际，唐亮的慢性胃病恶化。军医建议住院观察，他却坚持下午继续听课。一次课间，他拍了拍讲台，对年轻教员说：“理论再深，也得讲出打仗的味道来。”教员点头，却悄悄把这句话抄进备课本扉页。

1974年底，军大首次组织大型兵棋推演。为了看效果，唐亮坐在最前排，旁边席位好多首长都披着大衣。他只穿厚呢制服，一坐六个小时。推演结束，他站起身，对参与人员鞠了一躬。那一幕至今仍被老人提起：“老政委懂得尊重人才。”

1977年冬，军委决定调整领导岗位。肖克调离，唐亮被任命筹建新的政治学院。送别那天，两人并肩站在校门口。肖克拍拍他的肩：“保重。”唐亮答：“放心，活儿还多着呢。”简单两个来回，已胜千言。

政治学院办学空间有限，图书馆甚至用旧礼堂改的。唐亮索性把自己的《孙子》《内线作战资料汇编》捐了出去，还让秘书写牌子：供师生自由取阅。他常说，“资源共享，别藏着掖着”。不到三年，学院在全军率先完成了新教材试点。

1983年，中央批准唐亮回南京安家。离京那天，他再次重复十二年前的要求：公家东西一样不带。院里年轻学员跑来送行，有人忍不住问：“政委，还回来吗？”唐亮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挥手上车。

在南京，他除了写回忆录，就是陪外孙练毛笔字。偶尔旧友来访，他仍把自己当现役军人，满满两杯绿茶，一口热水都不剩。1986年11月20日，因多脏器衰竭抢救无效，唐亮走完七十六年人生。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把遗物交档案馆，特别留意那本写满“自勉”诗句的黑色速写本。

细细掂量这位上将的一生，能看到并不惊天动地的大手笔，却处处闪着军人底色——守纪律，讲公道，重学习。或许正因为如此，当1971年那通电话响起时，他才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坚决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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