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匪首程莲珍，潜逃嫁人后被捕，毛主席：还是放了她吧

1951年4月的一天清晨，贵州荔波县城的上空还笼着薄雾，县公安分队的吉普车疾驰而过，车上押送的正是被追捕了半年之久的“最美女匪首”程莲珍。围观群众交头接耳：“换成旧社会，她早枪毙了。”没人想到，这个女人随后将迎来命运的急转弯——中央批示：“释放，另作使用。”

倒带到1929年。那年冬天，年方十七的程莲珍还是贵阳郊外一个米行掌柜的女儿，家境殷实，颇有姿色。媒人踏破了门槛，她却嫌这家穷、那家俗。就在众人议论她“眼睛长到头顶”时，地主陈正明带着洋气的皮靴登门。一段年龄差距悬殊、且带着“二房”色彩的婚姻就此敲定。嫁进去不到三年，陈正明病逝，巨大的空落感扑面而来，程莲珍抱着襁褓里尚在啼哭的女儿，明白靠自己才能活下去。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丈夫尸骨未寒，陈家族亲便搬空库房，连丫环的耳环都不放过。为了护住残存的家产，她把目光投向山里的罗家兄弟——当地黑白两道都畏惧的匪帮。谈判桌上，罗绍均一句“你出粮，我出枪”敲定合作。很快，她改嫁罗绍凡，成为匪寨女当家。枪法好、脑子快、赏罚分明，程莲珍三年内把散兵游勇整成一支两百余人的悍匪队，连军统都递来橄榄枝。

1948年10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军统特务却仍幻想“化整为零”牵制解放军，金条铺满木箱，企图拉程莲珍下水。她心里门儿清：打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这支队伍，不是几条山道就能困住的。可罗家兄弟见金眼红，发誓“抢下县城添威风”。程莲珍嘴上答应，实则暗中“留三分”——明面打枪，暗里放水。结果，罗绍均战死，罗绍凡被俘，土匪队伍瞬间崩盘。

1950年春，西南大剿匪进入扫尾阶段。程莲珍带着残兵退入荔波深山，弹药见底、粮草告急。她晚上一遍遍思量：投降吧，怕清算；硬撑吧，迟早被围死。犹豫间，部下已逃得七七八八。她索性脱去军装，涂炭粉、改布鞋，化名“秀英”潜入下游一个小村，借“被夫虐待”的说辞住进老实庄稼汉李明旺家。半年后，两人在槐树下草草拜堂，乡亲们嘲笑李明旺“捡了个漂亮媳妇”，谁也没想到新娘曾是通缉榜首。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51年春，赶集的客商认出她的眉眼，密报县公安。捕快夜半踹门，程莲珍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只问：“我能活吗？”押往县里后，案卷一路上报省公安厅，又递到北京。争议迅速浮现：一派主张“首恶必办”，另一派认为“可争取为我所用”。毛主席阅卷时只说两句话：“她是布依族，有号召力。还是放了她吧。”

文件传回贵州，程莲珍被带到会议室，公安干事递上批示，她愣了足足一分钟，嘴唇发抖地说：“中央真放我？”干事回答了一句：“党相信你。”短短七个字，彻底击中了她的防线，她伏在桌上失声痛哭。

人情债必须还。释放当周，她主动要求随部队进山劝降余匪。熟悉山道，她领着侦察排翻沟越岭，直插罗家旧巢；了解匪徒心理，她在山口烧掉自己当年用过的马鞍，告诉昔日兄弟：“我能走下山，你们也行。”有人犹豫：“真不枪毙？”程莲珍当场举手向解放军排长示意：“要杀，先杀我。”排长苦笑，抛下一句话：“新政府讲政策，不讲血债。”一席谈判，四十余名悍匪缴枪，另有顽固分子企图逃窜，被程莲珍端枪击倒三人，干净利落。

剿匪战斗告一段落后，地方党委给她安排了荔波纺织厂保卫干事的职位。起初工人对这位“前匪首”指指点点，她索性在黑板报上贴一行字：“过去有罪，现在服劳，大家监督。”三个月后，车间被褥失火，她带头冲进火海抢救设备，胳膊烫出水泡也没吭一声，舆论才逐渐逆转。1955年，她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负责民族团结工作，每到布依、水族村寨，总能三言两语化开心结。

1966年起风云变幻，红色浪潮裹挟着个人经历被反复翻晒。有人质疑程莲珍“土匪出身”，她淡淡一句：“档案都在，组织怎么定，就怎么服。”几次群众批斗，她站在台上笔直如枪，不辩也不哭。老工人悄悄递茶：“程干事，顶住。”那年冬天，造反派外出串联，她替厂里守库房三个通宵，没让一件物资流失。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噩耗传来，她正在车间点名，手里的花名册啪地落地。她扶着纺机坐下，半晌才低声对邻座说：“老人家走了，咱得把活干好才对得住。”当天傍晚，她带头写下请战书，请求加班完成出口订单。没有铺张的哀悼词，只有车间灯火通宵未息。

1983年，地方政府为总结剿匪经验，邀请她写回忆录。她只给了八个字：“时代造人，人亦回馈。”其余一概不谈。1991年秋，她因病就医，护士问及生平，她摆手：“旧事过去了，记今天。”当年冬至清晨，程莲珍逝于贵阳，终年79岁。遗体告别式上，荔波县老百姓自发驾驶七辆拖拉机前来送行，花圈上写着“莲姐，一路走好”。

程莲珍的名字，早已淡出公开教材，却在贵州民间偶尔被提起。人们说，她既是“曾经的匪”，也是“后来的人”。历史给她两次选择：第一次，她走进深山；第二次，她走向新生。前后一步之差，背后是制度与人心的分野，更是一位最高领导人“放了她吧”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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