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到底供职何报而访“红色中国”？——澄清关于埃德加·斯诺及其名著《西行漫记》一书的讹传

作者：许锡强

内容提要：虽然名著问世及其作者逝世已经各达85周年和50周年之久，但是，国内权威媒体或权威学者评述埃德加·斯诺及其名著《西行漫记》，却颇多以讹传讹的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点——说斯诺是著名的“美国记者”固然难算错误，但如果因此就以为斯诺成为“著名记者”靠的就是“美国”，甚至把英国伦敦的《每日先驱报》也误以为是美国报纸，把法国的《新直言》和意大利的《时代》误以为是美国的杂志，那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关 键 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伦敦《每日先驱报》。

2022年02月15日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逝世50周年，10月又是他的长篇纪实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问世85周年。

由此，2022年07月01日《光明日报》第09版发表了记者计亚男的署名文章《〈红星照耀中国〉何以历久弥新》，其中说：

“1936年06月，在宋庆龄女士的安排下，斯诺以美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怀着一颗探明事情真相的心，和‘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决心，一路西行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采访陕甘宁苏区的西方记者。”

无独有偶，2016年09月24日《光明日报》第11版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同志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写的文章《红星何以能够照耀中国》，其中也说：

“斯诺曾经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过，让他进入红区采访，这两家美国媒体都赞成，并愿意负担他行程的全部费用。”

其实，《每日先驱报》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媒体，用斯诺本人1937年02月06日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信中的话说，“它是英国工党的机关报，销量超过二百万份，它发表什么东西是要向工党负责的；而且你当然知道，它是既强烈反对法西斯，也强烈反共的。”[1]

1960年斯诺第二次到中国访问， 两年后在美国出版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其“序言”就提到了他和“今日红色中国”的历史渊源：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国可以说是知名人士，因为我是第一个冲破‘国共内战’的屏障而获得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国红军领袖会面与拍照的外国人。那是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六年）的事了……当时，我是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特派记者。”[2]

把伦敦《每日先驱报》摆在《纽约太阳报》的前面，符合历史实际。斯诺1928年到中国后，除曾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任职外，还曾经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堪萨斯城明星报》和报联社等“美国媒体”供过职，但时间都不算长，收效也不算大，——请看斯诺本人在其自传《复始之旅》中的叙述：

“报联杜停办时，《纽约太阳报》曾约我给每周一期的专栏写稿，但报酬微薄，还不够付房租。我开始给历史悠久的《亚洲》杂志撰稿，但这家杂志财政也拮据，稿酬甚低。其后的两年间，我一面学中文，一面写书，同时在燕京大学兼任讲师（燕京大学只给我少量谢酬），我们主要靠《星期六晚邮报》偶尔寄来的一笔优厚的报酬维持生计。不过，那实在是极少有的事！”[3]

斯诺后来能够通过《西行漫记》而在新闻事业上脱颖而出，大放异彩，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著名的“美国记者”，主要靠的却是他1932年至1941年为英国伦敦的《每日先驱报》撰稿（1935年06月被聘为该报社驻远东特派记者，酬金才有了相当可观的增加）。1936年春天——

“九年内战使‘红色中国’更是成了‘未知之地’。我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让我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赞成我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我此行的全部费用，并且如获成功，还将付我一笔可观的奖金。”[4]

“红区旅行”结束之后，《每日先驱报》不仅报销了斯诺的全部费用，提升斯诺为该报社驻远东首席记者，并且自西安事变解决后的1936年12月30日至1937年03月，又以头版位置连载斯诺的《红色中国的“真相”》(Truth about Red China)系列报道，附有照片。[5]

斯诺虽然也向《纽约太阳报》投寄过30篇报道，却一篇也不曾发表过。原来它和《时代报》都想把这些报道据为独家新闻，谁也不肯妥协。阴差阳错，斯诺却不知内幕，以为不愿录用，就把稿件全部要了回来，交给美国别的杂志社，但是，也只曾发表了一小部分。

所以，美国学者彼得·兰德所著《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中文版2001年0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书后有一个附录《美国在华新闻人员名录（1905—1949）》，里面将斯诺的身份定位在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上，而没有定位在美国媒体上，应该算是恰如其分的。[6]

并且，问题还不止于此——

“抗战初期，胡愈之有一次去看望斯诺，斯诺把刚从美国寄来的新书给他看。胡愈之早知道此书内容，早在等待此书出版的消息了，就提出要拿去立即翻译出版。斯诺高兴地表示同意，不过笑着提出一个要求：‘原书请勿丢失！’”

这是秦鹏章同志在1986年08月12日《人民日报》第8版上发表的《胡愈之与〈西行漫记〉》中提出的说法。该文还称《西行漫记》为“1937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的业绩和领导人及英雄人物的实录”；此外，还说“原来美国出版界有个好习惯”等等。显然，在秦鹏章同志看来，《西行漫记》英文原著最初是在美国出版的。

这完全不对。斯诺这本书其实是先由英国伦敦的戈兰茨公司于1937年10月出版的，美国版1938年01月才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

斯诺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1933年09月在美国出版，只被卖了675本，斯诺除了提前支取的250美元外，没有拿到一分钱。后来，该书有了法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使他得到了略多一些的稿酬——但到1935年中，斯诺所得的钱还不足1000美元。[7][8]斯诺前后花费五年时间组织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被萧乾誉为“是《西行漫记》的前奏”，本也计划在美国出版，最终改由英国伦敦的乔治•哈拉普公司于1936年10月出版。

“不久之后，《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了，它立刻轰动了英国，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十万册以上。纽约兰登书屋出版的这部书的销售量，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小说作品都大。后来我又出版了几本畅销的书，但是这部书的成功使我喜出望外。《红星照耀中国》会在国外‘大受欢迎’是我始料不及的。”[9]

这反过来，就是说在“美国国内”，《红星照耀中国》未曾“‘大受欢迎’是我始料不及的”：1938年0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初版销量只有一万五千册；“从1938年到1966年，这本书在美国销了六万五千册”[10]——这与英国“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十万册以上”的销量根本就无法比肩而立！

在英国出版《西行漫记》的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是“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斯诺曾长期从该俱乐部订购书籍。在美国，如果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名单，那么《西行漫记》的销售量就很容易超过出版商所预期的10万册的标准。但是，因为海伍德·布龙投了反对票，《西行漫记》最终未能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名单。海伍德·布龙是“每月一书俱乐部”董事会成员，入选书籍评审人，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报刊专栏作家，以其左翼见解而闻名。美国共产党对《西行漫记》更是持敌视态度，抨击斯诺“毫无根据地攻击苏联、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行为，而又尖刻地嘲弄了他们”，有人甚至威胁要从政治上“消灭”斯诺和他的著作。[11]

除了同是“左翼”，英国对斯诺是助力，美国对斯诺却是阻力，美国和英国还有大不同之处，当时——

英国作为曾经的世界强国，在亚洲有着广泛的殖民地，异常关注远东及中国的局势变化，英国报刊作为主要的新闻媒介也频繁地报道了中国红军的情况。如以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数字档案数据库为例，设定“中国”“共产党”为关键词，检索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时段，共得新闻报道141篇，其中关于长征，共有35篇新闻报道，占总数量的25%，由此可见当时英国报刊关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12]在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的影响力仅次于《泰晤士报》……

而同一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虽然早已远超英国，但在外交上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并未作多大的介入和干预。与世无争的孤立主义思潮遍及整个美国，他们甚至支配着国会，于1935年08月制定了《中立法案》。深谋远虑的罗斯福虽然是美国总统，也不得不与孤立主义展开一场坚决而富有艺术性的斗争，直到1941年12月0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才使得美国政府和人民最终排除了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参与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

“无知比偏见更接近真理”——谈及国外名人某项事情的主体定位，如果只是偏见其国籍，那是很容易犯下偏离历史事实的错误的。

马克思在英国伦敦生活三十多年，至少1851—1862年，其主体定位是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记者，而不能“德国”云云——历史真相是马克思从未获得过德国国籍，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后，再也没有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

央视最近播放的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中，北大英籍教授克莱德不服解聘处理，信至英国首相，将解聘之事上升为外交事件。蔡元培校长组成教授团与英国使馆官员朱尔典和被解聘教授克德莱进行谈判，由于准确地将克莱德的主体定位在北大教授，而不是英国公民上，最终顺利解决了这起外交事件。

1945年09月0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麦克阿瑟主持仪式的主体定位并不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而是“盟国最高统帅”，他首先“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代表美国签字的是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由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接着代表中国签字的是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由王之陪同签字）……[13]

回到斯诺身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其中1960年获准重返中国采访，却不是用记者的名义，而是用作家的名义，因为当时中美对抗，中国政府不允许美国记者来华采访。周恩来总理陪同他乘坐专列去密云水库时，直率地向他强调：

“我们不把你看成记者，而是作家，这就是我们破例的原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绝不是记者。”

“别忘了你的照相机，”我下车时他们提醒我。我随便想拍什么都可以——但不是作为一个记者。[14]

斯诺此后两次访问中国，1964年是以法国《新直言》（或译《老实的新人》）杂志记者的身份，1970年是以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和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的身份。

1972年0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逝世，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次日发去唁电，分别称斯诺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尊敬的朋友”和“我们最诚挚的朋友”[15]，均刻意回避了其“记者”身份。1973年10月19日，斯诺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汉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之墓。”新华社报道的导语则称：“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报道全文两千五百来字，文中虽然出现了“访问”和“报道”，但同样刻意回避了其“记者”身份。[16]

综上所述，斯诺通过《西行漫记》而成为著名的“美国记者”，靠的其实不是“美国”，而是“英国”——是伦敦《每日先驱报》给了他“红区旅行报道成功”的机会（报销全部采访费用，长时间头版连载系列报道），戈兰茨公司则给了他“《西行漫记》销售成功”的机会（英国版在英国的销售量，远远超过美国版在美国的销售量）！

说斯诺是著名的“美国记者”固然难算错误，但这仅仅是就其国籍而言的，如果因此就以为斯诺成为“著名记者”靠的就是“美国”，甚至把英国伦敦的《每日先驱报》也误以为是美国媒体，那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毋庸置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华读书报》是国内权威报纸，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是国内权威学者；同样毋庸置疑，连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和第2卷《西行漫记》都不曾认真阅读，却要提笔对斯诺和《西行漫记》的基本情况进行述评，这是要闹出笑话来的。对这样的笑话，我们可不能一笑了之！所以，我郑重其事地写这篇文章澄清真相，但愿有识之士能够体吾苦心！

【注释】

[1][15][16]裘克安：《斯诺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03月出版，第79、319—320、420—422页；

[10]肯尼思·休梅克：《斯诺——粉碎“赤匪神话”的美国记者》，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期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08月出版，第381页；

[2][14]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斯诺文集》第4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08月出版，第1、67页；

[3][4][5][9]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08月出版，第176、154—155、182、230、230页；

[6]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01月出版，第371页；

[7][11]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魏彬、周德林译：《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07月出版第101、208—219页；

[8]约翰•汉密尔顿著、柯为民、萧耀先等译：《埃德加•斯诺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第35—36页；

[12]王川智、凌燕：《英国报刊1934-1936年间红军长征报道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南昌），2022年01期，第98—106页；

[13]朱启平：《落日——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02日，第1版。

作者简介：许锡强，浙江省东阳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专攻方向语文教育、写作教学和文学评论，涉猎新闻学和历史研究等相关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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