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投资于人，让人口有流动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

导读：

是基金会论坛微信公众号长期开设的专栏，面向基金会和公益机构伙伴、学者、媒体人、政企人士等关心慈善事业发展的人士征稿、约稿或访谈，为行业伙伴提供理性发声的平台。2025年，“为慈善争鸣”专栏得到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的资助支持。

本篇发布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的访谈。当我们讨论人口流动时，除了关心“人为何离开”，同样应关注“留下的人与离开的人如何生活得更好”。陆铭强调，中国当前许多被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是让户籍不再成为限制，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否流动。基金会的工作方向跟社会变迁趋势有关，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是大趋势的补充力量，大家需要加深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农村社会现代化的理解。

即将举行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开幕主论坛上，。并且，他将参加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流动的中国”研究网络承办的“灵活就业群体的可持续发展与市民化”平行论坛。

▲本文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或本平台立场。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为慈善争鸣”专栏，以投稿、约稿或专访的形式，为行业伙伴提供一个公开发声的平台，促进思考交流与思想争鸣，欢迎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CFF：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十四五”规划开局时，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截至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7%。国务院2024年7月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要求，经过5年的努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您如何观察“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流动的总体格局？哪些人在返乡？

陆铭：

我在《向心城市》中提过三个大的人口流动趋势：第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第二，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第三，大城市人口重新向中心城区集聚。这三个趋势都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相较制造业更依赖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因此更容易在大城市或人口密集区域集聚，这是大的趋势。在大的趋势里面有没有小的趋势？是有的，比如你提到的返乡。

我认为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人口流动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从业者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流，他们更多地向城市、大城市乃至市中心迁移。与此同时，乡村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农业逐渐实现规模化，先进技术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一些新兴产业正在农村兴起，吸引了部分人返乡，从事自己偏好的职业。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流动是双向的。从整体格局来看，出来的比回去的多。因此，对于从事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言，一定要理解这一点，不要把回流当主流。

第二，一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虽然有一定进展，但进展并不大，尤其是农民工等教育水平不高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仍然有限。制度改革进展不大，加上就业受疫情影响，加强了人口回流返乡的现象。不过，这种返乡呈现分化：广州、深圳人口很快恢复正增长，去年分别增长15万和19万，而上海、北京则出现小幅负增长。今年的数据尚未完全统计，但从我生活在上海的实际体验来看，人口回流趋势较为明显。同时，去年放开签证，国外游客增加，也成为上海实有人口增长的因素。

总的来说，大的趋势底层逻辑没有变，小的趋势与疫情和经济增长不好有关，大城市的恢复又存在分化。

CFF：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您曾指出，尽管大量制造业岗位可能被机器替代，但服务业、灵活就业以及城市集聚带来的新型就业形式正逐渐成为主流。在您看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服务业扩张等正在如何影响人口流动？

陆铭：

人工智能只会加剧流动，不会减少流动。道理很简单：假定中国14亿人口短期不变——虽然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但这是一个缓慢变量——14亿人要安置就业。

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取代的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样标准化的岗位，我用一个更加直接的词，叫“可编码”的岗位。而人工智能创造的岗位，主要在服务业，这会加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就业转型。制造业原本集中在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外围，而服务业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中心，人口会向有就业机会的地方流动，中小城市的制造业工人会去大城市从事服务业，从而加速城市集聚。

没有人工智能，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也是一个客观规律。因为随着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会出现所谓的“资本替代劳动力”。人工智能的出现只是加速了制造业中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进程。我调研过一些企业，在个案里面，一条自动化流水线就能减少90%的员工。那这些被替代的工人往哪里跑呢？跑去农业？人均收入会下降。跑去其他制造业？没岗位。因为制造业本身已经产能过剩，新兴制造业也不创造就业岗位。所以只有往城市流动，从事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劳动密集，且它的就业创造是没有止境的。

最后，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流动本身，而是收入差距问题。现实可能是这样的：排除掉那些不必或不愿工作的，愿意工作的人之间会产生竞争。有些人聪明、受教育程度高，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不断创造出新的高收入岗位。另一部分人则从事简单的服务性工作，比如餐饮业里端盘子、洗碗等。关键问题在于两者数量的多少。如果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群体较多，那么低收入群体的压力相对较小；如果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群体较少，而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那么社会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收入差距过大时，需要通过再分配来调节。国家需要对高技能、高收入群体进行适度征税，补贴低收入群体，并在公共服务上给予支持，从而维持社会的基本和谐。

慈善基金会属于第三次分配，它的资源主要用来解决我刚才提到的后一类人群的问题。如果社会发展最终趋向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的情况，比如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不在于就业，而是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那么你们的压力就相对较小，未来慈善基金会关注的重点就不是低收入群体了，而是老人和残疾人。相反，如果未来就业压力依然很大，你们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像农民工这样的群体。慈善基金会的工作方向跟社会变迁的趋势是有关系的。

CFF：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关键之一在于实现代际平衡。养老与托育的双重压力，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上，也体现在空间结构上：流动人口的聚散导致老人和孩子留在乡村，年轻劳动力集中在城市，照护需求与资源分布出现明显错位。在纪录片《乡愁何处》中，您提到农村空心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城市化进程中家庭被迫分离——青壮年进城务工，而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儿童，生活质量普遍偏低。未来，“农村家庭整体市民化”能否成为一种可行的解决路径？

陆铭：

从理想状态来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恰恰觉得现在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把中国当前还未实现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好像中国做不到。我前几天在我一门课的学生社群里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我很生气：什么叫“做不到”？凡是我们认为中国做不到的事，你就多问一句，为什么别的国家做到了，而你做不到？为进城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别的国家能做到，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做不到吗？我首先要讲清楚，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中国政府从今年开始提出“投资于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前没有做到的事情。

从制度上讲，应该促进家庭团聚。政府如果做足够的事情，比如提供养老保障，让老年人得到照顾，小孩能够上学，同时城市提供公租房和廉租房，居民缴纳税款后，孩子就应该能够在当地享受教育。中国可能在某些环节尚未完全实现，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我在这里纳税，我的孩子就应能在当地获得公共服务。

中央已经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即建立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并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在方向上要朝着这个目标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大家在思想认识、财力和物力上可能无法一步到位，这是客观问题。但政府在部分领域已经做得不错，比如有的大城市的廉租房和公租房，明年基本上就会大幅度实现与户籍脱钩，居民都可以申请。至于差距较大的子女教育方面，目前有的大城市小学和幼儿园招生数量下降，我就呼吁说要降低门槛，让外来人口能够入学。思想认识上存在这样分歧的时候，学者和慈善基金会尤其需要呼吁，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慈善基金会在解决的问题，往往是转型过程中政府尚未完成的，而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该做。政府推进越快，你们的压力就越小；如果政府不行动，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问题就会落到你们身上。我不太好听地说一句，请公益行业的朋友理解：在没有理清大方向的情况下，你们做得越多，政府可能就越觉得没关系，从而推迟改革。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慈善基金会不是大方向的主导力量，而是这个大趋势的补充力量。我特别希望从事慈善基金会工作的朋友能够理解这一点。

随着制度不断改革，现实中会出现各种选择，比如有些老人进城住了一个月，实在待不下去就回到农村，这是他们的自主选择，不能强制干预。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养老院和学校会更多集中在县城等区域。然而，不是所有老人和孩子都会去，有些农村老人可能选择留在村里，待到最后一刻。在这个过程中，慈善基金会需要承担大量补充性的工作，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看，为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提供扶持这些工作是必要的，相比之下，政府在使用公共资金时，必然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从而留下很多有待慈善事业去补充的空间。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等着“留守”问题自动解决，而是要主动应对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的问题。后工业化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农民工，包括那些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也成为农民工。过去，他们的就业岗位主要在制造业企业，经过短期培训即可上岗，不稳定的居住也无妨，他们可以在不同城市间短期流动。问题在于，现在的农民工大多是二代、甚至三代，他们的工作更多需要与人打交道，这就带来了定居和融入的重要性。与人打交道不仅意味着要定居，还要理解当地社区文化，听懂当地人说话，即便是日常的职业，比如卖早点，也不能频繁更换地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服务质量”。我讲得轻一点是服务质量，讲得重一点，其实是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问题。你想，如果长大的留守儿童里，哪怕只有很小部分人成为问题青年，这个代价是全社会都要承担的。所以，我前面讲到的“关爱留守儿童、让留守儿童早点进城与父母团聚”，不光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虽然它首先是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更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紧迫性认识还远远不够。

在我们的大城市，还有一种论调叫“以时间换结构”。意思是，好像再等一等，城市发展起来、未来高大上了、技术进步了，这些社会问题就会自然消失。这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人工智能能做的，是帮助你释放需求，但真正提供服务的，仍然是人。如果未来从事服务业的人从小是留守儿童，没有被关心、没有融入社会，那最终可能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要为此付出代价的，还是整个社会。

CFF：“随夫居”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中女性婚后迁居至夫家生活的现象，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在这种婚姻模式下，男性往往是经济供养者和住房提供者，女性通过婚姻“嫁入”而获得居住权。因婚育、抚养和赡养责任而“留守”在乡村的女性比例也显著偏高。一些地域性社工机构、公益组织或者自发结社的团体，成员大多是本地女性，而这些“本地女性”又大多是“外地媳妇”。您如何看待女性在城乡人口流动与“留守”结构中的角色？

陆铭：

首先，女性更多留守，这是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家庭选择的结果。我强调，这里讲的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指的是，给定当前的户籍制度，举家迁移非常困难。农村家庭中，很多人会担心如果全家搬走，老家的权益会丢失。虽然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上明确了，如果农村人口市民化，老家的三块权利——农业用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集体财产分配权——是不变的，但很多人第一不知道，第二即使知道也担心政策会变。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会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年轻男性出去工作，而老人、女性和小孩留在老家。尤其是在一些城市，小孩上学存在困难时，家庭举迁计划就会被打乱。孩子必须回老家上学，或者面临中考、高考安排，就导致部分家庭无法举家迁移，从而形成女性和儿童留守的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女性长期成为制度安排下的主要成本承担者。尤其是外来的媳妇，她的房子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属于自己，万一离婚，都不能保证她在农村有房子。夫妻长期分居会影响家庭稳定，离婚率显著上升，这么一来，甚至孩子的抚养权也不一定判给女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团结农村女性、解决社会问题，确实是基金会非常重要的职能。但与此同时，我的建议是，长期坚持赋能有意愿的农村女性离开农村就业和生活。举个例子，帮她们去做电商，培养电商能力，或者帮她们去做服务员，培养服务业能力。不能假定她们留在农村就是长期的。选择权和能力同样重要。能力提高后，她们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流动，有选择的权利。在既有的社会制度和家庭结构下，只有提高能力，才能保障经济和社会独立，从而摆脱对夫权和农村传统制度的依赖。这不仅仅是社会关爱的层面，而是要真正赋能她们。

CFF：您曾多次强调，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并让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这两者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妥善解决“人”“户”分离后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出现的权益问题，而不是让制度在“人”“户”之间制造新的隔阂。近年来，各地推进“落实居住证制度”“取消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完善积分落户”等改革举措。在您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对人口流动及城乡融合发展有哪些影响？

陆铭：

这个问题可以区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来分析。当然，我这里讲的中小城市，可能包含了一些大家认为算大的城市，比如昆明。在这个分类里，我讲的大城市主要指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以及比较大的省会城市。这样划分可以让接下来的阐述更清楚。

先讲中小城市。从落户角度来看，它已经比较自由，以昆明为例，落户几乎没有限制。主要问题在于留守问题，很多农民进城后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这类人中，有一部分对中央政策不太了解，或者对政策落实缺乏信心。需要加强政策宣传，让他们了解政策并建立信任。

其次，这部分人的观念需要更新。现在有一部分人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在农村老家造房子：先造第一层，有钱再造第二层，再有钱造第三层。这些朋友，需要想清楚自己真的会回去吗？有可能等你回去，小时候的玩伴早已离开，而农村的养老和医疗条件也不足。尤其是20年后，随着农村人口大幅下降，政府在财政资源投入上不可能为人口稀少的农村分散建设养老院或医院。那时，今天投资造的房子，最终很可能会被拆掉。这部分人今天在老家造房子的钱，其实还不如在房价不高的小城市买房子。这是在中小城市会出现的情况。

回到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到目前为止，总体方向是在向前走，但速度不尽如人意。有时政策制定者似乎想“以时间换结构”，希望大城市里不要有太多低收入者。我想问，这是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总书记讲过，“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里的“人民”也包括农民工。两年前总书记来上海视察时也强调，农民工为城市做了很大贡献，城市应该对他们更好。大城市的人思想观念正在慢慢改变，但还没有彻底改变。

“十五五”期间，我估计中央会提到全国养老保险一体化，如果前面讲到的教育、住房问题能够得到更好解决，那它至少会加快建设。虽然能否完全做到还有不确定性，但建设的步伐肯定会加快。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口自由流动就会基本实现。到最后，是否流动就完全取决于个人选择，即便有人选择不流动，也仍然是自由流动的体现。

我觉得前途是光明的，只是希望这一进程能更快一些。

CFF：《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等等。您是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在您看来，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哪些与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相关的政策趋势和近期重点值得社会组织或公益慈善机构关注？

陆铭：

人口流动，无非就是流入和流出。结合前面讲到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人口流入的问题已经讨论得比较多了。核心是持续加大对人的投资力度，让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在流入地能够取消与户籍的挂钩。在人口流入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可能超出政府职能，或者本身不适合由政府承担，因为它们具有非标准化的特点。举个例子，即便教育、医疗和养老都得到解决，如果进城人口收入低、融入不足、工作繁忙，那么他们的孩子照看问题仍然存在。政府不可能为每个家庭提供全方位照护，虽然可以提供一些延时服务，比如延长学校放学后的照看时间。在这个方面，慈善机构可以在流入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

我觉得，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户籍变得不重要。因此，慈善机构在工作中也不必过分强调户籍，而应更多关注低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本身就包含了大量新进城的人口，再把社会融入的问题考虑进去，你们的工作就可以不仅针对户籍身份来开展。

再来看人口流出地。只要承认农村人口会逐渐减少，那么问题就必然会出现。以农村的教育机构为例：一个学校，它在实操中基本就是“开着”或“关着”两种状态。举个例子，我村里有20个小孩，学校开着没问题；如果只剩10个小孩，你就要开始考虑运营问题了；剩1个小孩，学校基本上就得关掉。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学校什么时候关？学校关了以后，有些小孩还在村里怎么办？上学怎么办？是寄宿制还是校车？如果寄宿制，小孩和家长分离，那么学校就必须提供一种即便达不到家庭关爱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孩子的服务。有些慈善机构可能需要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

类似的，老人子女都在外面打工，让老人留在家里照看自己。养老院有一天可能会关门，老人也不愿意进城，你不能强迫他走。这类情况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里可能会长期存在，直到老人离世。小孩的问题总归会随着时间解决，他们进城的过程会更顺畅，但老年人的问题不一样，需要提前考虑并长期应对，直到他们离开世界。

在政府层面，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我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经在进行预测和规划，比如预计未来出生率下降，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口外流，导致农村地区和部分小县城的学生数量急剧减少。学校该怎么办？教师如何安排？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考虑教师转岗，不再从事教学工作。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个问题，包括扶贫过程中兴建的相关设施。单从目标角度看，你可能会说要提供足够好的基础设施，但问题不在于设施本身，而在于已经建成的设施如何使用和维护。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现代化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硬件建设的问题。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农民富起来。而富起来之后又带来一个问题，农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未必能在农村得到满足。他们不仅要吃喝，还希望有文化娱乐、社交活动，这些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需求更多体现为社会层面的多样性、品质和社会属性。越是推动农民致富，越有可能加速他们离开农村，因为农村难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我觉得大家要加深对未来农村社会现代化的理解。

CFF：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您认为，企业、社会组织、基金会可以如何参与到“投资于人”尤其是投资于流动人口的宏观政策民生导向中？

陆铭：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按照我国现有的投资机制，大量涉及“投资于人”的领域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大部分公共服务相关的投资仍由政府承担，无论是出于传统原因，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然而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即便资金充足，是否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政府来做？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就意味着必须依靠企业、社会各界，甚至个人参与其中。

我甚至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必完全由政府承担。所谓基本公共服务，目前的定义里，比如义务教育就属于其中。但中国的现实是，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上不了大城市的小学。那么我们目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按照现有财力、学校数量、学位数量去计算，把入学门槛设定到自己能承担的范围，看似达到了公办入学比例目标，数据也很好看，但实际上仍有大量孩子按既有条件无法入学。与其这样算账，还不让民办学校来开办。广州和深圳不是有这样的做法吗？完全可以让民办学校参与，在过渡期间缓解资源不足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完善、资金充足，再逐步转回公办。这样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务实解决问题。

CFF：灵活就业群体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2024年全国两会上，您提出创新新就业形态治理模式，建设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多维保障体系，构建涵盖基本保障与补充性保障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平台型企业及其主导的基金会来说，如何更好地保障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以及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

陆铭：

首先，我个人觉得要大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各种业态。

其次，我觉得平台型企业需要与社会上的基金会以及政府形成某种优势互补的状态。随着发展，平台型企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现在我感觉一些平台型企业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一点。早期，它们可能更多是从拓展业务的角度考虑问题，现在随着社会价值观和氛围的变化，以及外部舆论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平台型企业逐渐开始关注社会责任。

另外，平台经济自身发展带来的激烈竞争，也促使企业必须考虑更多社会责任。有一种社会舆情不太友好，认为平台经济在剥削劳动，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越是看到平台经济的问题，就越要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大力发展之后，让不同平台相互竞争，它们就会意识到必须留住骑手，于是会去改善骑手的福利待遇。最近的趋势也反映了社会压力、平台自觉意识和价值观的变化，以及竞争态势带来的综合效应。我认为应当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并充分发挥其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大数据。你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改善，正是平台经济利用自身数据进行有效治理和管理的结果。

平台做好自身的事情，政府更多提供公共性的政策支持，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对平台进行适度监管，确保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组织、慈善机构方面，则可作为补充，承担一些政府和平台不具备优势的工作，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

CFF：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联合“流动的中国”研究网络连续多年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举办流动人口议题的平行论坛，从202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品供给”，到2021年的“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2022年的“疫情下流动人口社会服务需求与挑战”，再到2023年的“城市化与流动儿童社会支持”、2024年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与机遇”，而今年的议题确定为“灵活就业群体的可持续发展与市民化”。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将于11月21日至23日在昆明举办，主题为“共建可持续价值”。您受邀参加本次年会开幕主论坛作主旨演讲，并且将第五次参加流动人口议题的平行论坛。您对参加基金会论坛2025年会有哪些期待？您将带来哪些方面的分享或讨论？

陆铭：

多年前，有人把返乡作为一种长期趋势，于是将精力集中在农村，但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在了解这些情况后，认为首先需要在观念和理念上进行校正，否则努力可能会偏离方向。因此，我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我也连续参与了很多次他们的平行论坛活动。今年，在参加年会开幕主论坛时，我也会把演讲内容放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进行阐述，虽然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十五五”期间的未来趋势。

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十五五”期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今年，中国人均GDP即将超过1万4千美元，这也是国际上划分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从经济学角度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虽然各地仍存在巨大差距，但这将带来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服务业的比重会越来越高。2024年，中国GDP中服务业占比为57%，就业占比为49%，未来服务业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越快，服务业就业比重提升就越明显。如果后续改革到位，原本大量的农业从业人员将转向城市服务业，从而加速农村人口减少，推动农业和农村向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改革。前面我们讨论过，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推动人口进城的重要因素。这一加速趋势下，进入城市的人会大量从事服务业，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与原来的制造业完全不同。制造业的一些岗位可能经过三天培训就能做，但服务业要求更高，涉及定居、融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尤其在人工智能可能取代部分标准化岗位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考虑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如何避免被取代，需要发展他们的社会交往技能。因此，无论是政府的教育培训工作，还是慈善机构的帮扶，都应同时关注帮助困境群体，以及提升进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和社会交往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顺应城市化进程和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提出的挑战。

这两股力量叠加，会加速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将于2025年11月21日至23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由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支持、云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承办。

本次年会以“共建可持续价值”为主题，旨在探讨基金会如何秉持长期主义，通过协同共建，创造可持续价值，以高质量慈善回应社会需求，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访谈：史成斌

整理：朱佳楠

排版：李悦欣

审核：史成斌

说明：本文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或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立场。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CFF2008“为慈善争鸣”专栏，以投稿、约稿或专访的形式，为行业伙伴提供一个公开发声的平台，促进思考交流与思想争鸣，欢迎

微博：@请叫我北京三知

豆瓣：@请叫我北京三知

微信：小新（xingongmin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