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惨案：龙云下台如何引发西南联大学生，持续4个月罢课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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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简称民青）一成立，便给了当局一个下马威，这就是1945年4月初发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以下简称《国是宣言》）。

这个宣言首先就称“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先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先生”，将蒋、毛并称。宣言的内容其实就是响应中共不久前提出的“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如是阐述为什么要实行联合政府：“为着要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而《国是宣言》的第一点意见即为：“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并称“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民主是一切的前提，而联合政府是目前实现真正民主的唯一方案”等语，立论逻辑与《论联合政府》如出一辙。

1、纪念五四的大游行

校内师生对《国是宣言》态度不一。1945年4月3日，郑天挺注意到“学生日来又甚浮动，今日张贴甚多…此不似联大学生所为，或有人在后也”。

他的感觉非常敏锐，就在这一天，民青（即后来的民青一支，民青二支此时尚未成立)成立了。民青成立的翌日，就发动70余名学生和10个壁报要求自治会开会讨论发表宣言事宜，并拟出宣言要点。时自治会已为左翼学生掌握，故很容易就通过了宣言。

宣言发出后，三青团表示抗议，要求把“联合政府”改为“国民大会”，毕竟“联合政府”是中共提出的口号，“国民大会”才是国民党建国步骤中的一环。郑天挺在日记中记道，对于发宣言事，“同学间有反对之者”，有学生向学校反映学生会发布的《国是宣言》根本未经全体同学表决。

因此，训导长查良钊“以校内意见不一致为借口要求停发”，学生不听，于是郑天挺、查良钊、杨石先等联大校领导出面写了一则勿发宣言的通知。郑天挺找学生自治会理事齐亮谈话，齐“小有辩解”，同意暂缓发表，但其实宣言已经发出去了。对于这件事，联大校当局决定由钱端升、杨石先在4月9日的国民月会上规劝学生勿受人利用。

尽管郑天挺、姚从吾、查良钊等教授对此事较为关切，察觉到此事是学生浮动的表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教授“似不甚关心”，4月12日召开的校务会议谈话会的重点仍集中于梅贻琦在重庆进谒蒋介石的情形。

4月13日的常务委员会上，与会教授对《国是宣言》的看法仍然不一，周炳琳等人主张解散业已被左派学生把持的学生自治会，黄钰生、杨石先赞同之，张奚若则反对，钱端升、冯友兰亦反对解散。经过讨论，教授们决定对学生再宽容一次，由梅贻琦出面召集学生训话。梅的讲话“于学生亦未斥责，仅谓今后应更加审慎，更加注意”，在郑天挺看来不免失之宽容。

公开发表《国是宣言》，倡言联合政府，这是学生的政治表态。随着1945年五四的来临，学生的表态很快付诸行动。

无论如何，许多迹象表明，一场有计划的游行正在酝酿中。

巧合的是，5月2日下午，联大训导处窗口免费发放3日和4日的电影票，还是一连三场(3日9时40分、4日9时40分和正午场)。3日早晨，当学生排队领票时，自治会即派人阻止学生领票，称在“五四”使命未完成前，不应当看戏，不应以娱乐纪念五四。

5月4日晨，两位联大职员告诉郑天挺，三青团请求以学校名义出布告规定凭联大校徽即可进影院，这样，即便电影票在前一天被学生自治会代领，也不妨碍想看电影者入场观影。

右派的所为在阻挠游行，左派的所为在促成游行。

5月4日下午1时，昆明各校学生在云大操场集合开会，闻一多、潘大逵、吴晗发表演讲，随后开始游行，下午5时结束。关于游行人数，国民党报为2000人，中共说是20000人，《联大八年》一书说队伍出发时是六七千人，途中不断有市民加入，最后达到12000人。

在这次游行中，教授之间的政治分化也愈发凸显。游行队伍归来时，郑天挺与汤用彤站在路边看到曾昭抡、闻一多、费孝通尾随队伍而来。

几天后，郑才听说曾昭抡等教授在队伍出发时并未参加，直到游行快结束时才临时加入为此，他和汤用彤“相与叹息，万一不幸发生惨案，罹难者仍属学生耳”，暗讽教授利用学生。

2、一二·一惨案的发生原因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在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到会发表反内战讲演。

晚会前一天，11月24日，国民党云南当局发布禁止学生集会的禁令，并召集联大和云大的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阻止学生开会，否则要采取强硬措施。但联大代理常委叶企孙还是通知学生可以开会，须“技术一点”。当局见未能阻止会议的召开，便派出党团特工人员着便衣埋伏于大会群众中，“操纵会场，争取演说”，趁机捣乱。会议期间，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查宗藩以“老百姓”的名义上台发言，对听众说国共冲突是“内乱”而不是“内战”，被台下的昭通旅省同乡会认出（查曾任云南昭通县党部秘书)而轰其下台。

事后，查亦感到相当委屈，因为其他特工“并未遵照原定计划争主席，争演说”。晚会结束时，邱清泉的第五军已包围了学校，会场上空能听到子弹飞鸣的声音，师生受到前所未有的惊吓。

11月26日，联大学生自动罢课了。当局则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上街打学生，双方矛盾不断升级。12月1日，云南当局派军警特工人员打入西南联大，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大腿被炸断，另有数人受伤，学生因此展开旷日持久的罢课，直至翌年3月17日为死难学生举行盛大出殡才完全结束，史称“一二·一”运动。

运动的发生首先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解决久已存在的国民党中央与云南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有关。龙云号称“云南王”，云南在他的统治下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龙云为“在理论上得到对抗中央集权的根据”而有意拉拢联大师生。

在师生这一方看，他们来自战前的北平——一个正受“华北特殊化”运动影响的、而为南京国民政府鞭长莫及的城市，他们正期待“重温一些沉痛的旧梦”，希望“把握住中央地方的这一矛盾而统一之，使民主运动能在昆明萌芽成长”。

因此，联大师生与龙云集团之间是互相需要的。联大这个“民主堡垒”的生成，既是战前“一二九”北平学运传统的延续，也是云南复制了北平的“割据'”环境的结果。无论是1942年的倒孔游行还是1945年的五四游行，龙云对学生集会均采取“沉默的放任”，形成学生与当局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默契。

这一切深为蒋介石不满，抗战一结束，他先是将龙云的部下卢汉调离昆明，赴越南受降，然后密令驻昆明的杜聿明部发动兵变，将龙云挟持到重庆。随后，蒋任命CC系党务官僚李宗黄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民政厅长兼代省主席，任命关麟征为云南警备司令。

李、关上任后，不了解云南特殊的政学关系，不了解“入其国，先闻其俗”的古训，一听说昆明学生要举行时事晚会，便立志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瞧。

其实，自1944年开始，联大经常召开时事座谈会，一位“一二·一”运动亲历者对此形容道：

“所谓时事座谈会，在联大本来就是一椿极平凡而又平凡的事。每当国内外发生了什么大变动的时候，联大学生照例要找几位先生在一块儿谈谈，好对那些变动有更清楚的认识。书生论政，纸上谈兵，那会对公共秩序有妨碍呢。但云南地方当局莫名其妙地要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在联大四周围乱放射了好几个钟头。”

事实上，会议组织者民青一支也只是打算开会，根本没有罢课的打算。

11月25日下午，一位教授还在劝云南当局不要干预，因为照以往惯例“学生们集会时很守规矩”，“这样的会可能要开到深夜才散，显然学生们是不会上街游行的，因为大街上都不会有观众了”。劝告未被当局接受。

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执意认为：

“学生贴标语，让兵士回家，让老百姓不纳粮，共产党扒铁路，阻止杜司令接收东北，不是造反而何？我们有阻止或制裁的义务！我们不能听他们这样胡闹！”

关麟征事后对美国驻昆明使馆人员说，时事晚会结束时，因为眼看派去捣乱会场的特工人员未能得逞，所以命军队鸣枪逞威，以示对联大师生的震慑。

总之，“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与国民党云南当局急剧的人事更替打破了原有政学关系的平衡有关。

3、抗战胜利的复校的急迫性

“一二·一”运动的发生也与三校联合之局即将结束，各校即将复员有关。西南联大的成立本就是因战争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三校教师均抱着战后各自复校的打算。由于“联合”是暂时的，所以学校实行常务委员制，即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任常务委员，下设三长（教务、总务、训导)处理实际校务。因南开校长张伯苓常年在重庆，北大校长蒋梦麟只管联大的对外事务，学校的日常管理就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

11月25日时事晚会召开时，梅贻琦正在重庆候机，准备前往北平考察清华复校事宜，27日飞抵北平。12月1日惨案发生时，梅正在北平，其联大常委职务由清华教授叶企孙暂代。叶的为人，据一位外籍联大教授言“完全缺乏魄力”，面对突发的学潮“没有表现出多少主动性”。

联大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北大，此时也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两三个月前，北大刚发生一场易长风波。北大原校长蒋梦麟于1945年9月辞职，胡适被任命为新任北大校长。但胡适当时仍在美国，故决定在他回国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校长一职。10月21日，傅斯年“到校视事”，因心系战后北大复员大计而很快离开昆明，回到重庆，预备飞往北平筹备复校。

此外，北大的另一行政首脑——时任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也于1945年9月离开了昆明，以教育部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北上，筹备北大复员事宜。

可见，当联大于11月26日开始罢课时，清华和北大的首脑均不在昆明，均在筹备各自复校之事，联大校局缺少重心。

情形正如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王鼎钧所言：“复员使人人脸朝东看，这就不像烤火而像是看电影，虽然座位挨着座位，心与心之间却互不相谋，彼此中间等于筑起高墙。”

因抗战而流亡内地的几千万人“都想赶快越过这条纵线，向东涌去，情势仿佛大江溃堤，奔流向海。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千辛万苦，所有的欲望也都用一条线封锁起来，这条线就是‘等抗战胜利再说吧'。现在抗战突然胜利了，人欲的堤防也突然溃决”。

在教育界，随着抗战突然胜利，人心同样地散了，教职员一心忙着教育资源的接收，忙着所属学校和家庭的复员，忙着离开。

时在行政院工作、专门负责复员运输事务的陈克文在1946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

“十一个月来，天天和一些归心似箭的男女打交道，安排每个人的飞机坐位，除了中间请假两周，回家省亲，和卧病二十余日之外，真是日无暇晷，终日给一群群的访客包围着…精神受压迫不过，几乎至于发狂。”

可见，人人均想早归。

概言之，在1944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这段时间，教授们对于学生最细微的“浮动”均感觉敏锐，而自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前后，教授们的关注点就转移到战后复员事宜，以致从11月25日时事晚会受到军警鸣枪干预到12月1日惨案发生的一星期内，校当局没有作出有力应对。

4、结束与开始

在11月25日晚会召开前，云南当局即发出禁止集会的通知，联大当局却无人重视，郑华炽、叶企孙均参加了25日下午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联席会，知道军警“主张严厉干涉”，但未积极阻止开会，叶企孙还让李继侗转告吴晗可以开会。

学生罢课后，李宗黄等组织“反罢课委员会”，派特务上街打学生，仅11月29日一天即发生了25起学生被打事件，校方也无所作为，除向地方当局表示抗议外，仅在29日召集同学讲话，由叶企孙、张奚若、周炳琳、钱端升等教授劝学生复课。

但他们的感召力毕竟不如梅贻琦、郑天挺等人，故没有收到效果。因此，“一二·一”惨案发生前，联大教授们无论是对学生的关心劝告，还是对军警的疏通交涉，均作为不够。

联大常委傅斯年本来自忖指挥不动清华教授，打算等梅贻琦回到昆明之后他再去。但情形日益严重，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马上要来华“调处”内战，国民党当局希望尽快结束学潮，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反复催促下，傅斯年于12月4日到达昆明。

12月12日，梅贻琦也回到昆明。傅、梅到昆后，提出解散联大，以此向学生施压要求复课。

另一方面，左翼阵营内部围绕复课问题也发生分化。中共联大地下党决定复课，民青第一支部的一部分人则不赞成复课。12月1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全体大会通过了复课的决定，被民青一支的一些人认为是“包办操纵”，凶手李宗黄尚未受到惩治，何能复课？于是，这些不赞成复课的人在1945年12月31日这天成立了“除夕社”。

除夕社成员多是“一二·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以历史系学生马复高为首。马是民青一支成员，但并非中共党员。他不但写文章攻击罢委会，还威胁民青第一支部，如复课则公布其名单。民青第一支部的许多成员因此暴露了，有人为此建议民青改名。

由此可见，“一二·一”运动起因于学生被国民党军警打死，运动的道义制高点被左派学生牢牢占据，右派根本不敢公开反对罢课，故矛盾主要集中在左派学生内部——左派与更左的左派之间的矛盾。中共与除夕社的矛盾一直持续到1947年。无论如何，罢委会于12月25日正式发布了复课宣言，12月27日正式复课。

从许多方面来看，“一二·一”运动都代表一个时期的结束。它宣告战时云南一度有过的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的终结，宣告抗战期间三校联合局面的终结，预示着在“抗战”大局下相对平等、风雨同舟的高知社群的终结，标志着既有的政治分化将在战后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一二·一”运动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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