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刘处长的手指重重地戳在评优名单上，指甲盖因为用力而泛出死一样的白色。
他抬起那双布满了细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你告诉我，张立伟。”
他一字一顿地念出我的名字。
“这个名额，除了给他，还能给谁？”
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一个字也答不出来。
窗外，夏末的蝉鸣声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整个世界都搅得烦躁不安。
办公室里却安静得可怕，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胸腔里那颗心脏，正擂鼓般地狂跳。
01
这个故事，要从三个月前那个闷热的午后说起。
那天，我们财务处来了一个新人。
他的名字叫马建国，一个普通到掉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着的名字。
当刘处长领着他走进办公室时，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去。
那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近乎惊诧的审视。
马建国看上去三十岁出头，个子不算高，脊背微微有些佝偻，让他看起来缺乏精神。
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旧款白衬衫，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已经被磨出了细碎的毛边。
下面是一条松垮的灰色西裤，裤线上还沾着几点早已干涸的不明污渍。
最扎眼的，是他脚上那双黑色的圆头布鞋，鞋面上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灰尘，像是刚从某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走出来。
他手里拎着一个老旧的人造革公文包，革面的黑色漆皮已经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底下灰色的衬布，像一张斑驳的脸。
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与我们这个窗明几净的省级单位格格不入的穷酸与陈旧气息。
刘处长站在办公室中央，用他一贯平板的语调简单介绍：“这是新来的同事，马建国，以后就在我们处了，大家多带带他。”
说完，他便把目光转向了我，或许是因为我的办公桌就在门口，是离他最近的“活人”。
“立伟，你先带小马熟悉一下环境。”
我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努力挤出一个标准的、礼貌的微笑，同时向他伸出手。
“你好，小马，我叫张立伟，欢迎你。”
马建国似乎有些局促，他慌忙地把那个破旧的公文包换到左手，这才腾出右手，轻轻地和我握了一下。
他的手掌很粗糙，指节突出，指甲缝里甚至还残留着一些洗不干净的黑泥。
那触感让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脸上精心维持的笑容差点瞬间崩塌。
我们这里虽然号称清水衙门，没多少油水，可毕竟是省直机关，出入的都是自诩为文化人的体面角色。
如此不修边幅的同事，我真是破天荒头一回见到。
刘处长像甩掉一个烫手山芋般，交代完就转身回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留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我指了指我对面那个空置已久的工位，对马建国说：“你就坐那儿吧。”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走过去，极其小心地将那个破公文包放在桌角，然后拉开椅子坐下，整个过程中，他的腰板都挺得笔直，透着一股不自然的僵硬。
办公室里的空气，在那一刻仿佛凝固了。
同事们停止了交头接耳，但彼此交换的眼神却比任何语言都更加丰富。
我能清晰地读出那些眼神里的轻蔑、嘲讽和不可思议。
特别是坐在最角落工位的老李，他毫不掩饰地撇了撇嘴，从鼻腔里发出一声轻不可闻的嗤笑。
老李是我们处的“老油条”，业务能力早已退化，但对办公室里的人事变动和八卦消息却异常敏感，最喜欢拉帮结派，倚老卖老。
我心里暗自叹了口气，预感到马建国未来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
我从储藏柜里领了一套全新的办公用品给他，包括崭新的签字笔、笔记本和文件夹。
然后，我开始教他一些最基本的操作，比如如何打开电脑，如何登陆单位内部的办公系统。
他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慢，甚至可以说是笨拙。
一个简单的开机键，他低头找了将近半分钟。
登陆系统的密码，一串简单的数字加字母，他反反复复输了三遍才终于成功。
我强压着心头涌起的不耐烦，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对他说：“小马，咱们财务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跟数据和报表打交道，所以办公软件，特别是Excel，是一定要会用的。”
他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表格，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显而易见的茫然和无措。
我打开一个最简单的流水账表格，打算从最基础的求和函数教起。
“你看，很简单，先用鼠标选中需要计算的这一列数据，然后点击工具栏上这个西格玛符号……”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拿起了我刚给他的那支新笔，翻开笔记本，在纸上“刷刷刷”地列起了竖式。
他一边飞快地心算和笔算，一边低声嘟囔着：“我……我上学的时候数学还行，心算比手动电脑快。”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所有准备好的说辞都卡在了喉咙里。
办公室里，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几声压抑不住的低笑。
老李更是毫不顾忌地“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的脸颊瞬间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热，感觉自己和他一起，成了被众人围观的滑稽戏主角。
不出三天，马建国是“天兵天将”的说法，就在整个单位传开了。
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认定，这个人百分之百是哪个手眼通天的大领导硬塞进来的远房穷亲戚。
否则，以他这种连电脑基本操作都一窍不通的水平，别说通过严格的笔试面试，恐怕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关系户”这顶无形的帽子，就这么严严实实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于是，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
表面上，人人客气地叫他一声“小马”，但那客气里透着显而易见的疏离。
背地里，老李带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少爷”，这个充满嘲讽意味的称呼很快就流传开来。
分配给他的工作，也都是些最没有技术含量、最可有可无的杂活。
比如，把成堆的原始票据按照日期分类，然后一张张粘贴到凭证后面。
或者，把堆积如山的旧文件从档案室搬出来，再分门别类地复印。
这些活儿，枯燥乏味，又占不出任何业绩，换个刚毕业的实习生来，都能干得比他利索。
可马建国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察觉，或者说，他毫不在意。
他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每天雷打不动地提前十分钟到单位。
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抹布把自己的办公桌，甚至包括我桌子的一部分，都擦得一尘不染。
然后，他便开始埋头干那些琐碎的杂活，一干就是一整天，中途除了上厕所，几乎不离开座位。
他从不参与办公室里任何关于家长里短、明星八卦的闲聊。
别人递烟，他摆手说不会。
别人泡茶，他摇头说不渴。
中午，他就一个人去食堂，永远只打那个最便宜的八块钱套餐，一份米饭，一份素菜，一份带点零星肉末的所谓荤菜。
下班的铃声一响，他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收拾好他那个破旧的公文包，准时离开，多一分钟都不愿停留。
他就像一口被遗弃在闹市中的孤井，沉默地立在那里，与周围所有的热闹与喧嚣都格格不入。
我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可怜，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
但更多的时候，我对他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费解。
有一次午休，大家都趴在桌上小憩，我抬起头，看见他一个人还坐在那儿，对着一堆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翻出来的、十几年前的原始票据发呆。
那些票据因为年代久远，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上面的字迹也大多模糊不清，金额和项目都很难对上号。
我心里一动，走过去，指着其中一张几乎看不清字迹的发票说：“这张应该是当年下乡扶贫的差旅补助，你看这后面的小字，写的是‘随行人员伙食补贴’，按照规定，应该归到行政开支的‘其他’科目里。”
他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那双总是显得有些木讷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感激的光。
“谢谢你，张哥。”他的声音很轻，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沙哑。
我故作轻松地摆摆手：“没什么，都是同事，以后有不懂的就直接问我。”
我以为这会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破冰点。
但他之后，再也没有问过我任何一个与业务相关的问题。
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对着那些发黄的纸张琢磨整整一个下午，也不愿再开口向任何人求助。
这种决绝的姿态，让我感觉有些挫败，也让我愈发看不透他。
他到底是真的愚笨到不懂人情世故，还是在用这种方式，刻意地和我们所有人划清界限？
02
时间就像指缝里的沙，不知不觉间，三个月就过去了。
单位里的空气，开始逐渐弥漫起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
一年一度的“优秀员工”评选，即将拉开帷幕。
我们处里每年只有一个名额，虽然物质奖励不多，但这份荣誉却是写进档案、关系到未来晋升提拔的重要砝码。
因此，这块看似不大的蛋糕，每年都会引来一番不见硝烟的激烈争夺。
老李最近尤其活跃，像一只发情的孔雀。
他隔三差五就往刘处长的办公室跑，美其名曰“汇报思想”，每次都拎着他老家带来的号称“纯天然无公害”的土特产。
他还组织了好几次饭局，把处里几个爱凑热闹的同事都叫上，在酒桌上称兄道弟，拍着胸脯暗示自己今年志在必得。
我对此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嗤之鼻鼻。
我认为，在机关里，最终还是要靠实打实的业绩说话。
今年，我独立负责了好几个老大难的财务审计项目，啃下了不少别人不愿碰的硬骨头。
光是这个季度，我主动加班的时长就超过了一百个小时。
有好几次，为了赶一个紧急的报表，我都是在办公室的小沙发上凑合到天亮，第二天再红着眼睛继续干。
可以说，无论从工作量、工作难度，还是最终的成果来看，我都遥遥领先于处里的任何人。
我自信，今年的这个名额，非我莫属。
刘处长一如既往地扮演着他那个高深莫测的角色，对下面这些暗流涌动似乎毫不知情。
他每天捧着他那个泡着浓茶的大号搪瓷茶缸，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像一个入定的老僧，谁也猜不透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终于，决定命运的那天下午来临了。
处务会照常召开。
在讨论完几个无关痛痒的常规议题后，刘处长清了清他那总像含着一口痰的嗓子。
我知道，正题要来了。
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甚至悄悄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衣领。
坐在我对面的老李，也停止了把玩手里的签字笔，脸上写满了毫不掩饰的期待。
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在那一瞬间变得紧张而微妙。
刘处长慢悠悠地端起他的大茶缸，用嘴唇吹了吹漂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末，然后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大口。
放下茶缸时，那搪瓷杯底和红木会议桌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嗒”。
然后，他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平板的语调，向我们宣布。
“经过综合考量，今年的优秀员工，给马建国。”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整个会议室，死寂了足足三秒钟。
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出现了幻听。
给马建国？
给那个连电脑都不会用的“马少爷”？
这已经不是荒唐了，这简直就是对我们所有人智商和尊严的公开羞辱。
短暂的死寂之后，会议室像被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瞬间炸开了锅。
“什么？”
“我没听错吧？给小马？”
“处长，您这是开的什么国际玩笑？”
质疑声、惊呼声此起彼伏，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匪夷所思的表情。
老李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期待的红色，变成了愤怒的猪肝色。
他“霍”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因为动作太过猛烈，椅子腿和光洁的地面摩擦，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尖叫。
“处长！这不公平！”
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有些颤抖，甚至破了音。
“马建国来我们处才几个月？他会干什么？他为处里做过什么贡献？”
“他连最基本的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凭什么给他这个优秀？”
“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地干了一整年，难道我们的眼睛都是瞎的吗？”
老李的话像一挂被点燃的鞭炮，噼里啪啦地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愤懑和不解。
“是啊，处长，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吧。”
“评优总得有个服众的标准吧，不能您一个人一句话就定了吧？”
其他几个平时和老李走得近的同事也纷纷站起来附和，一时间群情激奋。
所有的矛头，都一致对准了稳坐泰山的刘处长，以及那个自始至终都沉默不语的马建国。
我没有说话，但我紧紧攥住的拳头，指甲已经深深地嵌进了掌心的肉里。
我不服。
我比唾沫横飞的老李更不服。
我的那些通宵达旦的夜晚，我那些苦心钻研的报表，我那些为了工作而牺牲掉的陪伴家人的时间，难道在领导眼里，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我死死地盯着刘处长，我的目光像一把刀子，希望能从他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风暴的中心，马建国，就坐在会议室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从头到尾，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他好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局外人，外面所有的喧嚣、愤怒和质疑，都与他毫无关系。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灰色雕塑。
面对几乎失控的场面，刘处长面无表情地缓缓扫视了一圈。
那双总是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
他没有理会叫嚷得最凶的老李，也没有看我这个业绩最突出的“受害者”。
他的目光在空中飘忽了一会儿，最后落在了光可鉴人的红木会议桌面的某个点上。
他缓缓伸出干瘦的食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敲了敲。
“笃，笃，笃。”
三声极轻的声响，却像三记重锤，精准地敲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刚才还像菜市场一样乱哄哄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不约而同地看向他，等待着他的下文。
刘处长缓缓地抬起他那耷拉的眼皮，那双看似昏花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令人心悸的、刀锋般的精光。
他的目光越过众人，精准地锁定在情绪最激动的老李身上，嘴角扯出一个冰冷得不带一丝温度的弧度。
他一字一顿，用一种缓慢到足以让每个人听清每一个字发音的语速，说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大脑瞬间宕机的话。
“不服的，去省里问问？”
会议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去省里问问？
这六个字，像六座大山，轰然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赤裸裸的威胁？是高深莫测的暗示？还是在陈述一个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残酷的事实？
省里有谁？
是省财政厅？省委组织部？还是……那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省纪委？
没有人敢再往下想。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单位内部评优，怎么会和远在天边的“省里”扯上关系？
刘处长这句轻飘飘的话，像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瞬间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浇灭了所有人心中燃烧的怒火。
老李张着嘴，脸上的肌肉因为极度的震惊和困惑而不住地抽搐，却再也发不出一个音节。
他眼里的愤怒和不甘，正在迅速地被一种更深层次的情绪所取代。
那是困惑，是迷茫，更是从脊梁骨升起的、无法抑制的恐惧。
那场本该充满争议的会议，就这样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草草收场。
大家像一群斗败了的公鸡，一个个垂头丧气、失魂落魄地走出了会议室。
没有人再敢提半句关于评优的异议。
也没有人敢再多看那个角落里的马建国一眼。
办公室里，往日那种轻松活跃的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诡异而压抑的沉默。
之前那些整天围绕在老李身边、称兄道弟的同事，现在都有意无意地躲着他走。
而马建国，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依旧我行我素，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还是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还是每天认真地擦桌子，整理那些没人愿意碰的旧档案。
仿佛那场激烈的会议，那个本该属于他的、足以改变命运的荣誉，都与他毫无关系。
但是，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彻底变了。
如果说以前，那种眼神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和排挤。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夹杂着敬畏、猜忌和疏远的复杂情绪。
再也没有人敢把他当成一个脑子不灵光的“关系户”了。
一个能让一向沉稳的老处长，在公开场合说出“去省里问问”这种话的人，他背后的水，该有多深？
他的每一次“笨拙”操作，在众人眼里，都开始变得高深莫测，充满了别样的解读。
他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不再是“不会用”，而是“在思考什么重大的决策”。
他一个人跑到档案室去翻那些陈年旧账，不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秘密调查什么重要的案件”。
就连他身上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似乎也成了某种“微服私访”、“刻意伪装”的象征。
我感到一阵阵的后怕，冷汗从毛孔里不断地渗出来。
我回想起自己曾经“好心”地教他用电脑，回想起自己在他面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一丝职业优越感。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在他那双沉默的眼睛里，恐怕就像一个上蹿下跳、自以为是的小丑。
我心中的不服和怨气，此刻已经被一种对未知的巨大恐惧所彻底吞噬。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我待了快十年的单位，就像一片深不见底的湖水，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却暗流汹涌，隐藏着无数我看不见的漩涡和礁石。
接下来的几天，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
大家说话都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连敲击键盘的力度都轻了许多，生怕惊扰了什么。
马建国还是那个马建国，但他投射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影子，已经不再是那个马建国了。
他成了一个神秘的符号，一个代表着我们无法触及的权力层级和未知力量的符号。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只要一闭上眼睛，刘处长那张波澜不惊的脸，和他那句冰冷得像刀子一样的话，就会在我脑海里反复盘旋。
“去省里问问？”
这句话像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让我寝食难安。
我迫切地、疯狂地想知道真相。
这个马建国，到底是什么来头？
刘处长又为什么不惜得罪全处的人，也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把他推到前台？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一个惊天的秘密？
03
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个我毫无准备的时刻，悄然来临了。
那是一个周五的深夜。
因为一个下周一就要提交的紧急审计报告，数据出了些问题，我不得不一个人留在单位加班。
等到我终于核对完最后一个数据，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时，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一点。
我揉着酸痛的脖子，身心俱疲地走出办公室。
整栋办公大楼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只有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灯，散发着幽绿色的、鬼火一样的光。
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和突兀。
路过刘处长办公室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朝那扇紧闭的红木门瞥了一眼。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心脏猛地一缩，脚步也随之停住了。
我看到，那扇厚重的门，竟然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道微弱但清晰的光线。
这么晚了，处长还没走？
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从我心底冒了出来，带着一股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鬼使神差地，放轻了脚步，像一个幽灵般，悄悄地朝着那扇门靠了过去。
我不敢靠得太近，只是站在一个自认为安全的阴影里，侧着耳朵，努力地倾听着里面的动静。
有说话的声音，很轻，断断续续，听不真切。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离开这是非之地。
但那股解开心中谜团的巨大好奇心，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
我像一个即将行窃的贼，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身体挪到了门边。
我弯下腰，把眼睛，凑向了那道仅仅一指宽的门缝。
只看了一眼，我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瞬间被冻结了。
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从我的尾椎骨，瞬间窜上了天灵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