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新来一个沉默的大学生,一年后他要调走,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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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单位新分来一个不爱说话的大学生,没人当回事,一年后他要调走,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他送到省城,用我的车,加满油。”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人物、情节及单位均为艺术创作。文中对职场生态的描绘旨在增强戏剧冲突,不代表任何真实情况,请勿对号入座。故事旨在探讨人性观察,无意宣扬任何特定价值观。

“老孙,那天你开处长的车送那个小林,到底送哪儿去了?神神秘秘的。”小李贼眉鼠眼地凑过来,压低了声音。

我掐灭手里只剩半截的烟头,在鞋底碾了碾,瞥了他一眼,慢悠悠地回了句:“送到他该去的地方了。”

“该去的地方是哪儿啊?”他不依不饶,满脸写着好奇。

我拿起桌上见底的搪瓷茶杯,起身把里面的茶叶根子倒进垃圾桶,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一个我们平时连门都摸不着的地方。”

说完,我没再看他,转身走开,留下他在原地一脸错愕。

有些事,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更有味道。

01

2003年的夏天,知了在窗外老槐树上扯着嗓子叫,办公室里那台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着一屋子沉闷的暑气。

也就是在那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下午,人事科的刘姐领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各位,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叫林默,接下来一年在我们单位挂职锻炼。”刘姐的声音清脆,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文件、报纸和茶杯后面抬了起来,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这个叫林默的年轻人身上。

他约莫二十出头,个子挺高,身形单薄,像根没怎么经受过风雨的豆芽菜。

戴着一副最常见的黑框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过于平静的眼睛。

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T恤,一条深蓝色的卡其布裤子,脚上是一双看不出牌子的运动鞋,鞋边沾着些许黄泥,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

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年轻人应有的鲜活与张扬,反而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穷酸的朴素。

“大家好。”他微微点了点头,声音不大,也没什么情绪。

办公室里短暂的安静过后,是几声不咸不淡的“欢迎欢迎”。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目光里的审视迅速变成了了然。

看这身行头,看这股怯生生的劲儿,八成又是哪个偏远县城考上来,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孩子。

刘姐把他带到我旁边的空位上,那张桌子已经空了小半年。

“孙哥,以后小林就坐你旁边,你经验丰富,多带带他。”

我叫孙建国,同事们都喊我老孙。

在这单位待了快二十年,从一个愣头青磨成了一个标准的老油条,棱角没了,热情也没了,每天就盼着到点下班,回家喝二两小酒。

我抬眼看了看林默,应付着点了下头:“好说,好说。”

林默对我露出一个浅浅的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就开始默默地收拾桌子。

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半旧的帆布包,从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少得可怜:一个带盖的白色搪瓷杯,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一个深蓝封皮的笔记本,还有两支英雄牌的钢笔。

他就这样成了我的邻座,也成了我们办公室的“透明人”。

办公室是个小江湖,八卦和闲聊是这里的通用语。

可林默对这一切似乎是绝缘的。

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把办公室的窗户打开通风,再给几个老同事的茶杯续上水。

然后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要么看文件,要么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你跟他说话,他会立刻抬头,认真地听,然后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你。

“小林,哪儿人啊?”对桌的王姐有一次搭话。

“北边的。”

“北边哪儿啊?省城的?”

“不是,一个县城。”

“哦……”

对话就这么结束了。

几次三番下来,大家也都懒得再跟他搭话了。

他太闷了,像一口盖着盖子的深井,你扔块石头下去,连个回响都听不见。

单位年轻人多,下班后总有各种局。

今天张罗着去吃新开的火锅,明天凑一桌打牌。

一开始,大家出于礼貌也会叫他一声:“小林,一块儿去不?”

他总是摆摆手,礼貌地拒绝:“不了,谢谢大家,我还有点事。”

一次,两次,到了第三次,就再也没人叫他了。

他似乎也乐得清静,每天准时来,准时走,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慢慢地,最初对他背景的那些猜测也烟消云散了。

一个浑身透露着朴素,用着几十块钱一个的搪瓷杯,上下班不是走路就是挤公交,从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年轻人,能有什么背景?

大家心照不宣地给他贴上了“书呆子”和“老实人”的标签。

在职场里,“老实人”有时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它意味着你可以被随意使唤。

“小林,麻烦去把这几份文件复印一百份,要快!”

“小林,档案室那堆旧资料该整理了,你去弄一下吧。”

“小林,帮我下楼取个快递。”

这些指令来自办公室的各个角落,而林默总是站起身,点点头,说一声“好的”,然后就默默地去做。

那些成堆的、布满灰尘的旧档案,枯燥繁琐,谁都不愿意碰,他就一个人在档案室里待上一天又一天,把它们分门别类,整理得井井有条。

我作为他的邻座,有时候看得有点不落忍。

有一次,看他又在抱着一摞比他还高的文件去复印,我忍不住说了句:“你这新来的,别什么活都接,有些人就是看你好欺负。”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没有委屈,也没有感激,只是一片平静。

他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干净:“没事,孙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也曾见他在午休时间,别人都在趴着睡觉或者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捧着那些被我们视作“废纸”的陈年旧档案看得津津有味。



那都是些十几年前的工程报告、项目总结、人事调动记录,字都快印花了。

“小林,看这些干嘛?都多少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了,没人查的。”我实在好奇。

他从那堆泛黄的纸张里抬起头,扶了扶眼镜:“随便看看,了解一下单位的历史,挺有意思的。”

我摇了摇头,心里觉得这孩子真是有点傻气。

在单位里混,了解人比了解历史重要得多。

他这么搞,一年挂职期满,拍拍屁股走人,怕是连大家的名字都认不全。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就像办公室墙角那盆没人浇水的绿萝,默默地待着,不声不响,几乎让人忘记了他的存在。

02

春天的杨絮飘过,夏天的蝉鸣聒噪,秋天的落叶铺满小路,冬天的暖气片烫得人昏昏欲睡。

一年时间,在重复而平淡的工作中流逝得飞快。

林默在单位的存在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反而越来越低。

他像一块投入湖里的冰,悄无声息地融化了,连一丝涟漪都未曾留下。

单位里评先进,没他的份;项目奖金,没他的事;甚至连年底聚餐,他都因为“家里有事”而提前离席。

他就这样,在我们这群人精和老油条的缝隙里,沉默地度过了一年。

转过年来,又是一个夏天。

人事科的一纸公文,像一片落叶一样,轻飘飘地落在了我们科室的办公桌上。

文件内容很简单:关于林默同志挂职期满,即将调回原单位的通知。

这个消息在办公室里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大家也就是在传阅文件的时候扫了一眼,然后“哦”了一声,继续干自己的事。

没有人关心他要调回哪个“原单位”,也没有人提议要不要给他办个践行宴。

他的到来静悄悄,他的离开,似乎也注定要静悄悄。

这是林默在单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那天下午,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看文件或者写东西,而是开始收拾他那点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

他把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刷了又刷,直到里面的茶垢都变得淡不可见。

他把那个深蓝封皮的笔记本放进帆布包里,笔记本已经用去了大半,显得厚实了不少。

他用抹布把自己用了一年的桌子、椅子擦得干干净净,一丝灰尘都冇。

最后,他把自己种在窗台上的那盆小小的仙人掌,送给了对桌的王姐。

“王姐,这个给你,好养活。”

王姐正忙着跟丈夫煲电话粥,讨论晚上吃什么,被打断了有些不悦,只是敷衍地摆摆手:“哦,行,你放着吧。”

他做完这一切,就像一个即将远行的旅客,最后环视了一圈这个他待了一年的地方。

然后,他走到每个同事的工位前,进行他那简短而笨拙的告别。

“李哥,我走了,谢谢您这一年的照顾。”他对小李说。

小李正戴着耳机看电影,头也没抬,含糊地“嗯”了一声。

“张姐,我走了。”

“刘哥,我走了。”

得到的,也大多是些“哦,好”、“路上小心”之类的敷衍回应。

大家的客气里透着疏离,仿佛他只是一个来单位办了趟事,顺便坐了一年的陌生人。

我看着他一个个地告别,心里没来由地泛起一丝酸楚。

这孩子,实诚,但也确实不通人情世故。

这一年,他怕是连一顿像样的应酬饭都没吃过,一个贴心的朋友也没交上。

他最后走到我面前,对我鞠了一躬,这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孙哥,谢谢你。你提醒我的话,我记着呢。”他说的,应该是我劝他别总当老好人的那次。

我赶紧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干巴巴地说了句:“客气啥,以后到了新地方,机灵点。多跟人交流。”

“嗯,我会的。”他点点头,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

他背上那个洗得有些褪色的帆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应该是装满了他的笔记本。

他走到办公室门口,脚步很轻,就像他刚来时一样。

办公室里的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敲键盘,有的在聊八卦,没有人再多看他一眼。

他就像一阵风,吹过了,没留下任何痕迹。

我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把手搭在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把手上,准备推门离去。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也许明天上班,大家就会彻底忘记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

办公室里,吊扇依旧在吱呀作响。

03

就在林默的手已经搭在门把上,办公室里所有人都以为这个“透明人”的故事到此结束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变故发生了。

我们科室尽头,那扇常年紧闭的处长办公室的门,突然“咔哒”一声打开了。

平时不苟言笑、威严十足的张处长从里面探出头来。

他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常年穿着一身板正的中山装,是我们单位里出了名的“铁面人”。

他的目光像鹰一样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跳过了那些点头哈腰的笑脸,最后,准确无误地定格在了我的身上。

“老孙,”他沉声说,“你进来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自己又哪里做错了事,被他抓住了把柄。

在单位里,被处长单独叫进办公室,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

我一边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最近的工作,一边忐忑地站起身,在同事们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挪进了处长的办公室。

门被张处长轻轻带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音。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香和烟草混合的味道。

张处长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回到他那张宽大的红木大班椅上,而是反常地站在窗边,背着手,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严肃和郑重。

我惴惴不安地站在屋子中央,大气不敢出。

“处长,您找我?”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滴答作响,敲得我心慌。



过了足有半分钟,他才转过身,一言不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放在了桌上。

“叮铃”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响亮。

那串钥匙我再熟悉不过了,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大众汽车的标志。

那是他那辆黑色帕萨特的车钥匙。

这辆车是他的专属座驾,平时除了司机小王,谁都碰不得。

别说是开了,就连坐上去的机会,我们这些普通科员都少之又少。

我正满心疑惑,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去,送送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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