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章乃器被撤部长职务后，周总理找他推心置腹长谈：你倒真乐观

1958年8月下旬，北京的暑气依然逼人。章乃器接到通知，要求他第二天到中南海汇报情况。外界已纷纷传言：粮食部的这位“老银行家”要被免职，他却照常在院子里快步行走十五分钟，然后端起公文包出门，像往常一样。

一走进西花厅，周恩来递过一杯淡茶开门见山：“组织决定让你暂时离开岗位，休整一下。”这话不算突然，章乃器早有心理准备。他笑着答：“好啊，正好补补经济学新资料。”一句俏皮话，让屋里气氛缓和不少。周恩来也被逗乐：“你倒真乐观呀！”短短一句对话，后来被工作人员记录在案，成为流传至今的片段。

时间拉回十年前。1948年5月，中共公开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这条电讯像一粒火种，从石库门一路跳到香港。章乃器与李济深、章伯钧等人秘密碰面，他们讨论的不是职位，而是“战后中国的钱袋子怎么管”。同年12月26日，章乃器率三十余人乘小火轮离港北上，在海面上颠簸整整五昼夜，才抵达大连。迎接他的，是李富春、张闻天。两位老朋友一句“总算把你盼来了”，让他放下戒备。

随后近一个月，他走遍东北粮仓、兵工厂，还特意在沈阳市场逛了半天，暗算一笔物价指数。回程火车上他对身边助手说：“账目摆在眼前，咱得承认共产党确实能管经济。”话音未落，窗外哈尔滨的雪光闪过，记录下这一瞬间的决心。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踏入北平城门，正式投入新政权筹建。他被安排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分管币制改革。旧纸币加贴新印章、金银兑换比率重新测算——繁琐却要命的数字，他处理得游刃有余。9月，新政协开幕，他第一次走上天安门城楼，看着人海心里只冒出四个字：责任重大。

建国初期，财政吃紧，粮价波动，一些人囤粮投机，市场信心摇摆。1952年初，中央决定把粮食部与贸易部拆分独立，章乃器临危受命。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提醒：“粮多粮少，全靠天吃饭，干这活容易挨骂。”他摆了摆手：“先把仓库账做实，再谈长远。”于是，小仓库制、义仓制推广开来；农村余粮通过国家统购，城市口粮凭票供应，几项制度环环相扣，渐见成效。

用周恩来的话说，粮食部“后来居上”。1956年，全国收购粮食一千五百亿斤，亏耗率却下降。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拍拍章乃器肩膀：“靠的是细账。”那晚，他回家晚归，仍提着账簿复查数字，习惯性地用红笔圈出十几个可再压缩的耗损点。

但风向很快改变。1957年“鸣放”刚过，一些尖锐的经济建议被定性为“右的声音”。章乃器长于直言，会议上常把“定价过高”“劳民伤财”挂在嘴边。他不属右派名单，却被点名“保守”，意见越来越少人听。1958年夏，中央机构调整，粮食部并入轻工业系统，章乃器的部长帽子随即摘下。

离职那天，司机依旧把伏尔加轿车停在家门口。章乃器挥手谢绝：“徒增麻烦，打车就好。”待遇降至行政十级，月薪212元，不过小四合院、车辆暂未收回。他索性把车库改成小书房，堆满经济学资料，还在墙上贴了一张自拟时间表：晨练、读书、写稿、听广播，一丝不苟。

1963年，他失去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生活补助缩至每月150元。厨师、警卫撤走后，院里种上了豆角西红柿，一到夏天就绿意盎然。老友马寅初来访，看见他拿着算盘算买菜钱，忍不住摇头：“堂堂部长，成了‘买汆丸子’的老先生。”章乃器笑道：“自己挣饭吃，也是本事。”一句玩笑话，却写满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

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他仍保持关注经济数据的习惯。1965年秋，他托人把《季米特洛夫日记》英文版带进家，研读苏联战时统购统销经验，旁人问他为何“多此一举”。他抬头说：“总得有人把账算清。”这种执拗，支撑他熬过寂寞岁月。

1977年5月13日，80岁的章乃器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简短遗言只有一句：“账合则心安。”三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他对共和国经济工作的贡献；1980年，其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同排的是他昔日的同僚李富春、陈云。清扫员说，每年春天，院里玉兰盛开时，总有人默默在他名牌下放一片麦穗。

历史是门实账学。章乃器没赶上为政策翻案的那一天，却用一生守住了“把账算清”的准则。周恩来当年的一句“真乐观”，如今读来，像是一种注解，也是一种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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