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下旬,北京的暑气依然逼人。章乃器接到通知,要求他第二天到中南海汇报情况。外界已纷纷传言:粮食部的这位“老银行家”要被免职,他却照常在院子里快步行走十五分钟,然后端起公文包出门,像往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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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西花厅,周恩来递过一杯淡茶开门见山:“组织决定让你暂时离开岗位,休整一下。”这话不算突然,章乃器早有心理准备。他笑着答:“好啊,正好补补经济学新资料。”一句俏皮话,让屋里气氛缓和不少。周恩来也被逗乐:“你倒真乐观呀!”短短一句对话,后来被工作人员记录在案,成为流传至今的片段。
时间拉回十年前。1948年5月,中共公开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这条电讯像一粒火种,从石库门一路跳到香港。章乃器与李济深、章伯钧等人秘密碰面,他们讨论的不是职位,而是“战后中国的钱袋子怎么管”。同年12月26日,章乃器率三十余人乘小火轮离港北上,在海面上颠簸整整五昼夜,才抵达大连。迎接他的,是李富春、张闻天。两位老朋友一句“总算把你盼来了”,让他放下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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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近一个月,他走遍东北粮仓、兵工厂,还特意在沈阳市场逛了半天,暗算一笔物价指数。回程火车上他对身边助手说:“账目摆在眼前,咱得承认共产党确实能管经济。”话音未落,窗外哈尔滨的雪光闪过,记录下这一瞬间的决心。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踏入北平城门,正式投入新政权筹建。他被安排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分管币制改革。旧纸币加贴新印章、金银兑换比率重新测算——繁琐却要命的数字,他处理得游刃有余。9月,新政协开幕,他第一次走上天安门城楼,看着人海心里只冒出四个字: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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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财政吃紧,粮价波动,一些人囤粮投机,市场信心摇摆。1952年初,中央决定把粮食部与贸易部拆分独立,章乃器临危受命。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提醒:“粮多粮少,全靠天吃饭,干这活容易挨骂。”他摆了摆手:“先把仓库账做实,再谈长远。”于是,小仓库制、义仓制推广开来;农村余粮通过国家统购,城市口粮凭票供应,几项制度环环相扣,渐见成效。
用周恩来的话说,粮食部“后来居上”。1956年,全国收购粮食一千五百亿斤,亏耗率却下降。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拍拍章乃器肩膀:“靠的是细账。”那晚,他回家晚归,仍提着账簿复查数字,习惯性地用红笔圈出十几个可再压缩的耗损点。
但风向很快改变。1957年“鸣放”刚过,一些尖锐的经济建议被定性为“右的声音”。章乃器长于直言,会议上常把“定价过高”“劳民伤财”挂在嘴边。他不属右派名单,却被点名“保守”,意见越来越少人听。1958年夏,中央机构调整,粮食部并入轻工业系统,章乃器的部长帽子随即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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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那天,司机依旧把伏尔加轿车停在家门口。章乃器挥手谢绝:“徒增麻烦,打车就好。”待遇降至行政十级,月薪212元,不过小四合院、车辆暂未收回。他索性把车库改成小书房,堆满经济学资料,还在墙上贴了一张自拟时间表:晨练、读书、写稿、听广播,一丝不苟。
1963年,他失去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生活补助缩至每月150元。厨师、警卫撤走后,院里种上了豆角西红柿,一到夏天就绿意盎然。老友马寅初来访,看见他拿着算盘算买菜钱,忍不住摇头:“堂堂部长,成了‘买汆丸子’的老先生。”章乃器笑道:“自己挣饭吃,也是本事。”一句玩笑话,却写满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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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他仍保持关注经济数据的习惯。1965年秋,他托人把《季米特洛夫日记》英文版带进家,研读苏联战时统购统销经验,旁人问他为何“多此一举”。他抬头说:“总得有人把账算清。”这种执拗,支撑他熬过寂寞岁月。
1977年5月13日,80岁的章乃器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简短遗言只有一句:“账合则心安。”三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他对共和国经济工作的贡献;1980年,其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同排的是他昔日的同僚李富春、陈云。清扫员说,每年春天,院里玉兰盛开时,总有人默默在他名牌下放一片麦穗。
历史是门实账学。章乃器没赶上为政策翻案的那一天,却用一生守住了“把账算清”的准则。周恩来当年的一句“真乐观”,如今读来,像是一种注解,也是一种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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