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明清园林“活化石”的寄畅园，有着怎样的过往？

寄畅园始建于何时？

寄畅园的前身是秦金凤谷行窝。《凤谷行窝考》一文运用史源学和年代学考证出“正德中”的观点源自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成书的王永积《锡山景物略》，卷4称：“（凤谷行窝）为僧房二，一曰南隐，一曰沤寓……正德中，秦端敏公并而为园。”这项记载又是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成书的《惠山古今考》，卷1称“白石坞北曰南隐房，元僧天然始居之，今为秦氏园居；……山门内左曰沤寓房，成化间住持道瑨退居……今为凤谷行窝”。

《锡山景物略》应是将其中的秦氏园居与凤谷行窝视作一处，因而得出秦金合并南隐、沤寓造园的结论。然而根据邵宝《慧山记》所收《慧山图》判断，南隐在惠山寺南，沤寓在惠山寺北，两者相距数百米，不可能并作一处园林。同时可作旁证的，是《端敏公年谱》记载正德年间秦金皆在外地为官，并无时间回无锡造园。这就推翻了《锡山景物略》关于园林位置和建造年代的说法。根据《端敏公年谱》推测，嘉靖六年（1527年）秦金以北京户部尚书致仕，最可能于此时造园。那么这一推测如何才能得到印证呢？

明，沈周（款）《碧山吟社图》局部，描绘了秦旭等人结社雅集的场景。首都博物馆藏。风入松/摄

史源学方法只能将寄畅园始建年代追溯到《锡山景物略》和《惠山古今考》，至今尚未发现更早的明确记载；继续追索便需进入微观史学的层面，借助当事人的诗文、年谱进行推论。研究发现正反两方面的证据，皆指向凤谷行窝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

正面的证据是，嘉靖六年三月秦金获允辞官回乡，他此前不久与知交好友的唱和诗中皆透出卜居造园之意。秦金《得归志感》称：“会拟耆英开洛社，调思尼父奏猗兰。”罗文徽和诗称：“肯学平泉求异石，拟如楚畹种芳兰。”袁胥台和诗称：“裴公绿野名逾重，谢傅东山乐有余。”李德裕平泉山居、裴度绿野草堂和谢安东山草堂都是古代名相之园，这些典故于此时密集出现在众人诗中绝非偶然，他们正是以此喻指秦金拟建之园，秦金官至尚书，与宰相的地位相近。把握了这一点，便能读出一年前秦金《六旬自寿》中“南湖别业今荒矣，何日长吟对白鸥”的归隐渴望，以及凤谷行窝建成后“入帘山色近，隔院鸟声多”的隐居喜悦。

更重要的是反面的证据，涉及秦金最亲密的朋友邵宝（1460—1527年）。秦金选择沤寓僧房造园，园名和选址都与邵宝有关。就园名而言，秦金祖居地有座凤山，其父居所称“凤山书屋”，秦金号凤山，并请邵宝为父亲作《凤山书屋记》；“行窝”典出《宋史·邵雍传》：“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秦金建成凤谷行窝后作诗称“醉醒皮休石，吟成邵子窝”，直接点明对邵雍的效法，而邵宝正是邵雍之后。就园址而言，由“慧山图”可知，凤谷行窝所在的沤寓房与邵宝的二泉书院东西相邻，仅隔数米宽的小街，透露出秦金与邵宝卜邻而居的愿望。邵宝《容春堂集》收有近百篇题赠秦金的诗文，嘉靖六年初他还为秦家作《明孝子秦公墓表》；然而他集中却从未提及凤谷行窝或秦金造园之事。研究发现邵宝卒于嘉靖六年二月，恰在秦金回乡一个月前。因此秦金应是该年回乡后才开始造园，邵宝已经过世，否则秦金在一街之隔的对面造园，邵宝绝不会一语不提。

由上可知，凤谷行窝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嘉靖六年；此园以沤寓房为基础，略作修缮点缀即可，耗时不会太久，同年应可完工。综合推断，凤谷行窝应建于嘉靖六年，标志是秦金所作《筑凤谷行窝成》。这一论断与现存的各种文献，如秦金的仕宦出处、友人的酬唱诗文等皆能吻合。2017年在无锡举办的寄畅园建园490周年纪念活动，便是建立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

寄畅园堪称明清园林的“活化石”

中国不乏年代久远的园林，如沧浪亭始建于宋代，狮子林始建于元代，明代拙政园也比寄畅园早近20年，然而这些园林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中断或园史晦暗不明的时期；相比之下，寄畅园脉络明晰、史料翔实，堪称明清园林的“活化石”，对深入认识“成熟后期”的中国园林具有标本价值。

从1527年至今，寄畅园490多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和九个小的时期：大的时期以1952年寄畅园被捐献给国家为界，1527—1952年的425年为秦氏寄畅园，1952年至今为新中国寄畅园；其中秦氏寄畅园又可分为八个小的时期，展示了这座家族园林由创始到转折，并经历盛衰的完整过程。

清，秦祖永《临王翚寄畅园十六景图》之“知鱼槛”与“鹤步滩”，展现了康熙年间的寄畅园。秦氏家藏

秦金（1467—1544年）在明代无锡秦氏家族中功名最为显赫，他担任过南京礼部、兵部、户部以及北京户部、工部五部尚书，封太子太保，官居一品。嘉靖六年（1527年）他辞官回乡造园，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有关。这场宫廷争议被视为明代君臣离心、由盛入衰的转折点，秦金兴建凤谷行窝便是这一时局变化的反映，是为“园之始”。

如前所述，秦金凤谷行窝效法其父的凤山书屋和邵雍的安乐窝。凤山书屋为幽雅简朴的儒者之居，安乐窝则以简率随性著称，因此秦金凤谷行窝也以自然风格取胜。如康熙年间《无锡县志》所称，园内“乔松古木合围者以数百计……苍凉廓落，初不以一亭一榭为奇”，园中建筑不多，主要展示的是惠山、二泉和古树的天然之美。

秦金过世后其子秦汴喜好藏书，无意造园，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将凤谷行窝转给秦瀚。秦瀚（1493—1566年）为秦金族侄，是一介乡绅，并无功名，他修复了秦氏多处名胜，如碧山吟社和观鹤亭。凤谷行窝距碧山吟社仅数百米，秦瀚接手后将其改建为结社雅集的居所，园中建筑有所增加，不少诗文称之为“凤谷山庄”。锡山秦氏包括西关秦与河上秦两支。秦金出自西关秦，秦瀚出自河上秦，自此以后，此园始终归河上秦所有，是为“园之转”。

秦瀚效法唐代白居易改建凤谷山庄，并仿白居易《池上篇》作《广池上篇》。这次改建，从泉深池广的水景、可望可登的假山、四时可赏的花木，到堂阁亭室等建筑和灵鹤白莲等点缀，秦瀚处处在向白居易致敬。当年他的曾祖父秦旭曾效仿白居易“香山九老”结成“碧山十老”，因此秦瀚修复碧山吟社后又效仿白居易改建园林，体现了秦氏崇尚的孝道。

秦瀚过世后园归其子秦梁，后又归秦梁族侄秦燿。秦燿（1544—1604年）是秦金之后秦家的又一显宦，深受名相张居正器重。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过世后秦燿受到冲击，幸赖继任首辅申时行得以保全。万历十七年（1589年）秦燿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湖广巡抚，这正是75年前秦金担任的职务。万历十九年（1591年）秦燿遭政敌弹劾罢官，他回无锡后接手凤谷行窝，改筑更名为寄畅园，是为“园之改”。

秦燿自作《寄畅园二十咏》诗，请王穉登、屠隆、车大任撰写《寄畅园记》，宋懋晋绘制《寄畅园图册》。秦燿寄畅园将“取法古人”的手法发挥到极致：园名取自王羲之“寄畅山水阴”诗，曲涧效仿王羲之曲水流觞；二十咏诗效仿王维辋川二十景诗，箕踞室、鹤巢等景致亦取自王维诗；此外，知鱼槛取法庄子，栖玄堂取法扬雄，卧云堂取法谢安，含贞斋取法陶弘景，桃花洞取法陶渊明，醒酒石取法李德裕，清响斋取法孟浩然，先月榭取法白居易……生动诠释了园居作为精神栖居之所的本质。秦燿寄畅园与邹迪光愚公谷分立在惠山寺两侧，成为晚明无锡最著名的两座园林。

从“师法古人”转为“师法自然”

秦燿卒后，寄畅园分归四子管理，造成割裂，清代顺治年间秦德藻合并修复。秦德藻为明朝守制不仕，其子秦松龄则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年仅19岁，深得顺治帝赏识。顺治帝驾崩后贵族掌权，接连发起“通海案”“奏销案”和“哭庙案”排挤汉人，合称“江南三大案”。秦松龄在“奏销案”中被革职，回无锡聘请张南垣之侄张鉽改筑寄畅园，寄畅园达到造园艺术的顶峰。在康熙初年的满汉冲突中，数万名文士罢官回到江南，吴伟业、余怀、姜宸英、朱彝尊、陈维崧等名士都成为寄畅园的座上客，康熙帝亲政后他们许多人入朝为官，使寄畅园名扬天下，甚至被康熙帝选为“南巡”临幸之所，开启了寄畅园与清代皇室的百年因缘，是为“园之兴”。

这时期寄畅园的造园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之前的“师法古人”转为“师法自然”，即张南垣崇尚的“截溪断谷”营造山林局部的手法。由秦松龄诗文可知，邀请张鉽前后他周游了飞来峰、放鹤亭、烟雨楼、放鹤洲等江浙名胜，它们取代古人成为寄畅园效法的对象。改筑后的寄畅园真正实现了文人安居山林的理想。

清，张宗苍《惠山图》中的寄畅园，由乾隆帝授命绘制。天津博物馆藏

1703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时将秦松龄长子秦道然带回京城，教授皇九子胤禟。秦道然入京后先后中举、中进士，升日讲起居注官、礼科给事中，并担任胤禟的贝子府总管。康熙帝驾崩后九子夺嫡，雍正帝登基，打击最重的便是皇九子。秦道然作为王府总管受到牵连，家产全被没收，祖上传下的寄畅园也被充公。寄畅园遭遇了创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园林南部先后割出建了钱王祠和新贞节祠（今秉礼堂一带），呈现出不断被蚕食之态，是为“园之变”。

雍正帝在位仅13年，乾隆元年（1736年）新帝登基后开科取士，秦道然长子秦蕙田高中探花。次年秦蕙田向皇帝上《陈情表》，请求以功名换取父亲的自由。乾隆帝赦免了秦道然，免去未完的罚银，并将寄畅园发还。寄畅园没收一事对秦氏震动极大，乾隆十一年（1746年）秦道然聚族合议，将此园改为秦氏祖祠，不改变园貌，但在园中正堂供奉先祖画像。园亭属于私产，易受个人命运牵连，祖祠则是公产，不会轻易充公。受康熙帝影响，乾隆帝对寄畅园感情深厚，他六下江南，每次必游寄畅园，并在清漪园仿建惠山园（今颐和园谐趣园），是他首次在皇家园林中写仿江南园林，是为“园之盛”。

嘉庆、道光两朝，清政权以守成为主，未有大的发展，皇帝停止了“南巡”，寄畅园也进入平稳期，没有太多变化，是为“园之传”。这时期有两个重要事件：一是嘉庆六年（1801年）刊刻《寄畅园法帖》，收录自宋代秦观到明代沈周、邵宝等人的书法60幅，清代秦松龄、秦蕙田等人的书法78幅，合为六册，刻石123块，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二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编制《寄畅园嘉树记》，记录了园中主要树木的位置和数量，是研究寄畅园植物的重要材料。后者的编制是为了防止族人盗卖园中树木，透露出衰败的先兆。

寄畅园产权的最大危机出现在雍正年间，园林本体遭受的最大破坏则出现在咸丰年间。1860年清军与太平军在惠山激战，兵火延烧至寄畅园，园内建筑仅保留下双孝祠和凌虚阁；同年，位于颐和园的谐趣园也被英法联军破坏；此后寄畅园急剧衰落，虽有过几次局部修复，旋又遭战争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捐给人民政府为止：其间为“园之衰”。

这时期的寄畅园体现了时局摧残与人为修护的反复拉锯，从中可见时代颓势之不可挽回，亦可见秦氏族人之不屈努力。1860年寄畅园被毁后，1883年秦家修复凌虚阁、知鱼槛，1892年修复大石山房，1917年重建凌虚阁。1924年齐卢军阀混战，寄畅园再遭破坏，1925年修复清响斋、涵碧亭、郁盘廊和清川华薄，1934年重建含贞斋；但1937年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此后中国陷入战乱之中，不再有机会修复。在此期间秦氏子弟编撰了两部重要著作，1916年秦国璋《寄畅园志》和1931年秦毓钧《寄畅园考》，保存了大量园林史料，两位作者希望借此激发族人的热情，各尽其力保护寄畅园。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寄畅园。秦志豪/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无锡完成土地改革，秦家无力维持寄畅园，将其捐献给政府，政府拨款5000元作抢救性保护。1954年政府整修寄畅园，并入雍正年间划出园外的贞节祠，东侧园墙向西缩进数米，原东门向西北移建数十米。此后，陆续修复八音涧、嘉树堂、邻梵阁、梅亭等。1993年整治凤谷行窝堂、含贞斋、郁盘廊等；1999年修复凌虚阁、先月榭、卧云堂和御碑亭等。至此寄畅园基本恢复清盛期的园貌，是为“园之新生”。

本文选自《寄畅园：一座园林中的晚明艺术与生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黄晓 刘珊珊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