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案件·聚焦：斩断“飞单”黑手 筑牢风险防火墙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上海金融法院

　　文字 | 王英鸽 贾丹 朱瑞 周嘉禾

　　案说·多元解纷

　　斩断“飞单”黑手 筑牢风险防火墙

　　上海金融法院：揭示“飞单”金融风险传导链

　　导读

　　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与广大投资者的财产安全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跨领域合作的深化，新形的违规金融销售行为呈现出产业化、空心化、精准化的新形态，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未经所属机构授权，私自向客户销售非本机构发行或代销的金融产品，以获取高额佣金等利益，相关行为风险链条长、波及范围广、隐蔽性强，正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导火索。上海金融法院在审理相关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时，深入剖析了“飞单”现象升级迭代的新特征及其背后蕴含的系统性风险，为加强金融监管协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重要的司法视角。

　　“产业化推销”：诱发“劣币驱逐良币”

　　投资者甲系某银行长期客户，因多年购买该银行理财产品与客户经理乙建立了稳定的信任关系。某日，甲在该行办理网银业务时，乙主动推介一款自称“银行内部员工基金”的产品，宣称“年化收益6.5%以上”，并承诺“由银行全程监管、刚性兑付零风险”，还特别叮嘱“这是内部产品切勿外传”。在乙的引导下，甲当场前往其办公室操作转账100万元。但转账凭证摘要仅显示“跨行转账”而非常规的理财业务标识，收款人显示“某基金公司”。甲出于对乙的充分信任，当时未对交易异常产生警觉。不久后该基金公司“爆雷”，甲的投资血本无归。原来，这款所谓的“内部理财产品”实为高风险私募基金，某基金公司管理人将募集的资金挪作他用，因投资失败导致最终“爆雷”。得知消息后，甲将某银行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全部投资款及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乙作为某银行职员，与某基金公司内外勾结，在某银行营业场所向客户推介非该行代销基金产品，是造成甲损失的直接原因；某银行对其工作人员和营业场所未尽审慎管理义务，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上述违规销售行为，间接导致了甲的损失；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购买大额理财产品时未核实产品性质、未关注交易凭证异常，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缺乏风险意识，自身亦有过错。故一审判决该银行赔偿甲损失39万元。某银行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请求驳回甲的全部诉请。上海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乙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向客户甲推荐案涉基金的事实清楚，且乙的行为并非偶发，包括甲在内共20名投资者以同样的方式购买了案涉基金产品，累计损失超3700万元，某银行怠于履行员工监管责任，严重违反了审慎经营规则。综上，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认定某银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乙和某基金公司相关人员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法官解读

　　本案属于典型的“产业化飞单”。某银行职员乙伙同某基金公司，利用银行营业场所伪造代理权外观，长期、有计划地向大量客户推销非本行代销理财产品，形成覆盖多客户、跨机构的规模化作案网络。本案争议焦点为乙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以及各方过错责任的划分。关于表见代理的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需满足“行为人无代理权但存在权利外观，且相对人为善意”的要件。乙作为银行客户经理，在某银行营业场所擅自销售高风险私募基金，客观上形成了代理权外观的假象。但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多次购买银行正规理财产品，对理财交易应具备基本认知，购买前未充分核实产品真实性及风险，难以认定为“善意相对人”。因此，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关于过错责任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九条明确，商业银行需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案中，某银行未尽员工管理义务，致内部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飞单”行为。“飞单”行为本质是利用金融机构信用背书及客户信任，销售非本机构发行或代销的非审批/备案的金融产品。某银行因管理失职对风险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相关案件表明，“飞单”行为已突破传统金融机构员工个人违规行为的范畴，演变为高度组织化、链条化、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其运作覆盖产品设计、渠道销售、资金归集、利益分配等全流程，形成内部人员与外部机构深度勾结的完整闭环，部分资金最终流向高风险领域。此类“飞单”行为不仅严重扰乱金融产品定价体系，推高市场实际运营成本，更导致合规金融机构业务流失，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因此，金融机构亟须强化内控管理，严格落实金融产品适当性管理义务与投资者风险测评要求，坚决阻断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飞单”行为的操作空间。同时，投资者也应警惕风险，对明显高于市场平均收益、承诺“保本保息”的产品保持审慎态度，务必核实产品的发行方、销售方、托管方等关键信息。

　　“空心化销售”：无资质平台滥售保单成风险放大器

　　投资者丙看到某金融平台挂出《声明函》显示其与某财险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承诺对平台上的借款债权提供保险保障。基于此，投资者丙于2020年7月投资了该平台上的债权转让项目，但该项目却一直处于“债权匹配中”。后来发现，《声明函》中的某财险公司与该金融平台的合作关系已经于2018年12月30日终止，该财险公司已要求平台删除《声明函》。某金融平台在2019年5月擅自重新挂出《声明函》，目的在于误导投资者。投资者丙也因投资债权未匹配成功而遭受损失，起诉财险公司要求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投资者丙的损失直接源于该金融平台的虚假陈述和欺诈行为，与某财险公司行为无实质因果关系，未支持投资者丙的追责请求，上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了该判决。但同时，某财险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系不争事实，监管部门也认定其“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事后发现，该金融平台吸收108539名投资者本金118亿余元，受损金额达10亿余元。最终，该金融平台负责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法官解读

　　本案属于典型的“资质空心化”飞单风险案例。某金融平台本身不具备保险销售资质，却通过冒用合作保险公司名义、伪造《声明函》等方式，营造“持牌合规”假象，误导投资者认为其投资的理财产品有保险公司承保托底，大规模销售非授权保险产品。此类平台往往利用投资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以“合作背书﹢高收益承诺”为诱饵，实施跨区域、跨产品的无资质销售行为，形成系统性、规模化的风险传导链。根据当时的监管规定，保险公司开展网贷平台信保业务，不得与不符合互联网金融相关规定的网贷平台开展信保业务。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也规定，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应当取得相应的业务许可证。本案中，平台的销售行为属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考虑到某财险公司在终止合作后已履行基本管理义务，平台虚假宣传行为超出其可控范围，故不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暴露出，金融互联网平台在保险销售领域容易存在监管漏洞和风险，部分金融互联网平台在“持马甲”“挂靠合作”等模式下，以“资质空心化”方式规避监管，违规从事保险销售等金融活动。正因存在此类情况，监管部门更应加强对平台实质经营资质的穿透审查，严厉打击无证销售、虚假合作等行为。投资者亦应警惕非持牌平台所谓的“保险保障”承诺，主动了解销售方资质或向保险公司核实保单真伪，避免陷入“空心平台”设置的“飞单”陷阱。

　　“精准化围猎”：“银发”群体沦为风险标靶

　　戊系某保险公司资深代理团队主管，在社区驻点服务超8年，与老年客户建立深度信任。丁为退休教师，自2010年起购买该公司保险，长期由戊提供“定期上门”服务，形成“晚辈照顾长辈”的信赖关系。2019年起，戊虚构“保险公司内部特供理财”产品，以“年化8%高息、一年还本付息”为饵实施诈骗。其一方面伪造《保险合同》、电子投保单等全套文书，谎称系“老客户专属福利”，使丁误信该产品为正规的投资类保险产品，并让丁将投资款转至其私人账户，声称内部转账更方便；另一方面利用公司职务之便，修改丁预留在某保险公司的个人信息及电话号码，以便通过APP以丁本人的名义另外申请了一份保单借款汇入丁的个人账户，使丁误以为保险公司汇款系其投资类保险产品的分红。此外，戊还通过定期送保健品、协助就医等情感投入强化信任，使丁放松对“高收益”异常的警惕。后来，丁至某保险公司办理案涉保险产品退出时才发现，该公司系统无案涉保险产品且其名下存在不知情借款，案涉金额300万元。事发后，丁将某保险公司起诉至上海金融法院，要求全额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戊系某保险公司保险代理团队主管，以公司名义向外销售保险、代理签订保险合同等事宜，某保险公司有义务对其进行监管，应定期派员跟踪回访其名下客户情况，某保险公司未及时发现职工违法行为，应当对丁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与此同时，丁对自身财产的保管缺乏必要的谨慎，签订保单后，对未接到保险公司回访、短信等异常情况未予警觉，未按规定流程通过转账、划扣等方式支付保费，而是将保费转至戊的个人账户，在修改手机号码和保单借款时，丁未核实操作目的即主动提供各种身份验证，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故法院酌定某保险公司赔偿丁损失10万元。另外，戊因构成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万元。

　　法官解读

　　本案属于针对特定群体的“诱骗型飞单”。保险代理团队主管利用机构监管漏洞及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虚构“内部特供理财”产品，诱骗老年客户投资其虚构的产品，形成针对老年群体的定向诈骗模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保险公司对其保险代理人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本案中，某保险公司未对戊名下客户的异常投保行为进行跟踪核查，亦未通过定期回访发现客户丁未被公司回访、短信通知被截获等明显异常，怠于履行管理职责，客观上为戊滥用代理权实施诈骗提供了便利条件，与丁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依法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综合全案，戊的诈骗行为虽利用了某保险公司的管理漏洞，但其本质是个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某保险公司未尽监管义务仅为损失的间接诱因，而非直接原因，丁的疏忽则是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法院酌定某保险公司对丁的损失承担10万元赔偿责任。

　　针对老年群体的“精准围猎”是“飞单”行为中最恶劣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养老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老年群体因其信息不对称、金融知识相对薄弱以及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强烈焦虑，成为“飞单”精准围猎的目标群体。部分职业保险代理人，通过长期情感经营与老年客户建立信任关系后，以“养老经营”“养老储蓄”“高额补贴”“短期高息”等话术精心包装高风险产品或虚构理财产品，诱使老年人将养老积蓄投入其中。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对从业人员，特别是面向老年客户群体的销售人员的规范管理和职业道德教育，严禁利用情感纽带进行不当营销。老年人子女及社区应加强对老年人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提示。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应充分考虑老年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和信息获取劣势，严格审查销售过程的合规性、风险揭示的充分性以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依法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不得唆使、诱导保险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第一百三十一条 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三）阻碍投保人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四）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五）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六）伪造、擅自变更保险合同，或者为保险合同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七）挪用、截留、侵占保险费或者保险金；　　（八）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或者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九）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　　（十）泄露在业务活动中知悉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商业秘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八条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履行销售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保险销售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对与其有委托代理关系的保险销售人员身份和保险销售业务真实性管理，定期自查、评估制度有效性和落实情况；应当明确各级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销售管理责任，建立销售制度执行、销售管控和内部责任追究机制，不得违法违规开展保险销售业务，不得利用开展保险销售业务为其他机构或者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