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权威专家解答

来源：环球网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亟需锚定“十五五”现代化建设新目标，统筹思考未来发展道路。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近日，在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5”上，多位权威专家给出了回答。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要将其放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来认识，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认识，放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来认识。

胡祖才指出，“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在路径上要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以“融合”为重要抓手，推进城镇在区域、城乡、产城、数智、绿色、文化和安全等7方面的深度融合。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首席专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城镇化涉及面广、拓展度深、带动力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既是主要内容，又是重要支撑。要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型城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着力三个方面推进工作。

第一，以协同联动为指向，优化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要做好联和分，进而实现同和异两篇文章。所谓“联”，一是新老基础设施要联，并且做到同质同标；二是基本公共服务要联。所谓“分”，一是体现特色，通过特色形成错位发展；二是有机衔接，协作共建产业链、供应链；三是合作共建，通过合作联动共建共享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第二，以务实精细为指向，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以“发展力、愉悦度、安全性”三个维度评估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推动务实、精细地治理：一是着力形成富有特色的成长性产业结构；二是务实构建精准管理、快速反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三是大力塑造、积极创造主动作为的发展氛围。

第三，以一体融合为指向，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通过改革推进农民进入城市、城市资源向农村输入双向流动，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关键是推动两项改革：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相应建立进城农民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二是农村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以此为城市优势企业、先进技术、现代经营模式以及其他有效资源进入农村创造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魏后凯提出了四个层面的核心观点与战略路径：

第一，“十五五”时期中国城镇化需要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以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为主线。魏后凯预测，该时期城镇化速度将保持在0.7个百分点左右。其关键且首要的任务是科学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该问题的本质是“共建而未完全共享”，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面向共同富裕目标，优化城市规模结构和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城镇规模增长呈现“两极化”趋势，超大特大城市过度膨胀与中小城市、小城镇活力不足的现象并存，制约了整体协调发展。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骨架，以现代化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现代化中心城市体系为主骨架，培育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等共同构成的区域增长极体系。

第四，就地就近城镇化加快，以县域为切入点，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地就近转移加快，并且呈现“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下降、外出农民工跨省比重下降、跨省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下降”三个下降趋势。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进一步加剧。因此要实行多元化应对策略，包括按常住人口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置、完善进城落户农民农村“三权”退出机制、统筹优化村镇布局等。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十五五”的核心任务，一是应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置于首要位置，推动科技、人才、教育“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二是应促进提升内需，巩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扭转近年名义GDP增速下行的趋势，推动经济增长速度恢复，从而稳定就业预期、收入预期等。

李稻葵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应通过制度设计和公共投入促使农村人口融入现代化经济生活，进一步提升经济总需求。新型城镇化实施的重点在于调动地方政府、县级政府动力，一方面，要通过将国家规划目标分解为具体、可量化、可考核的KPI，把人口市民化等任务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激发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另一方面，要提升政府能力，正视当前地方、县级政府面临的“债务高悬”效应，避免在沉重还本付息压力之下，政府对城镇化、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出现动作变形。

针对上述难题，李稻葵提出，应合理利用国债这一现代化公共金融服务工具。应在合理评估中央政府金融净资产和国家信用空间的基础上，通过增发国债置换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缓释地方财政压力，并在此基础上专门增发“新型城镇化特别国债”，采取资金直达县级政府的方式，重点支持县城基础设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常住人口市民化等发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