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人"大平正芳：对华友好的背后，他的"腹案"如何图谋分裂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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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中日关系大转折时刻，有两个人物不得不提，这就是大平正芳和蒋介石。

1、中日复交前后的大平正芳

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不仅右翼政客企图趁中日复交之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就连大平正芳这位“中道”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也存在错误认识，令人深思。

谈判中身为日本代表团重要成员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成为问题的讲话绝非自说自话，而是在代表田中和大平两位首脑以及日本政府表明日方立场；而大平外相在中日复交前后发表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一些错误言论也绝非言不由衷，而是道出了心中真实的想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大平正芳就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想法。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2000年解密的一份档案，便足以反映这一点。1964年5月4日第二次日英外长定期会谈如期举行。

在此次会谈中，大平外相与英国外交大臣巴德拉曾就台湾问题有过如下对话：

大平正芳：

“不管怎么说，中国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对我们而言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中国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无论从维持亚洲的均势角度来看，还是从保障日本的安全角度来说，台湾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最希望台湾不落入共产主义势力之手而留在自由世界当中，故应设法创造出能够确保台湾联合国席位的形势。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首先当务之急是使国民政府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然而，中共自不待言，就连国府也固执于‘一个中国’想法。此前法国承认中共，也未能突破‘一个中国’壁垒。另外围绕金门、马祖两岛的攻防战，就有宣示‘一个中国’主张的象征意义。”

巴德拉：

“英国也充分认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英国认为，只要台湾留在联合国，中共大概就不会加入联合国。我们不打算中共若加入联合国就立即剥夺台湾的席位。与此相关联，我想谈一下英国政府过去从未说过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处理想法，一定要绝对秘密进行。这就是，从台湾在维持远东均势方面的重要性来认识，也觉得有必要把台湾作为有别于中共的一个存在加以保留。对用这一方法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承诺准备在背后施加压力。关于这一点，在此次访日前夕已在华盛顿会谈中得到确认。…因此台湾政府有必要先放弃自己应当是全中国的支配者的非现实态度。”

大平正芳：

“十分感谢刚才非常坦率的讲话。对待台湾的这一态度最好极秘密进行，不泄露出去是非常有利的。日本政府的想法归根结底是一样的，但现阶段公布这一对台政策为时尚早。”

上述对话表明，无论早已率先承认新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巴德拉，还是后来被视为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大平正芳，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即已成为他们“极秘密进行”的“腹案”。

时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1972年七八月间，田中内阁为了确保中日复交顺利进行和将日台关系的“波动”降至最小程度，不仅向中国派出庞大访问团以统一党内意见，而且同时向台湾当局派遣“特使”和“密使”做说服工作和传递机密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大平外相不仅选择具有日本血统的“台独”头面人物辜宽敏充当“密使”、选择“台湾帮”元老椎名悦三郎担任“特使”，而且在向“密使”和“特使”交代赴台使命时道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暴露出大平外相直至此时还心存“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想法。

1972年7月，被大平外相遴选为赴台“密使”的辜宽敏有着很深的日本背景和渊源。他不仅是甲午战后亲自引领日军进入台北的民族败类辜显荣之子，而且是长期在日本从事“台独”活动的头目之一，担任过“台独联盟”委员长，被台湾当局列入“台独”分子黑名单。

当时根据台湾当局发布的戒严令，被列入通缉黑名单的“台独”分子是不允许入境的。但在日台双方实力人物大平外相和蒋经国的亲自安排下，辜宽敏绕道西班牙秘密潜回台湾。行前，大平外相将辜宽敏约至私邸嘱托道：“日中邦交的恢复只是时间问题，但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不是日本的本意，请你向本国转达。”

辜宽敏把大平的“训示”整理成7条内容的信件，在刘维德“经济参事官”的协助下，于7月下旬乘船秘密携至台北，呈递给台湾当局的沈昌焕“外交部长”。

恰如日本学者所说：“消息传递成功与否姑且不论，大平为了把日本方面的意图极为秘密地传递给台湾方面，特意选择和委托台湾独立运动家完成密使任务，是发人深思的。”

2、“双面人”大平正芳

同年8月下旬，自民党总务会议决定任命“台湾帮”头面人物椎名悦三郎为“特使”赴台做说服工作。当时椎名的基本想法是，在维持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同时，考虑与中共打开国交，实际是想乘机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事实。

大平外相不同意椎名的看法，认为国家之间的交往选择了一方就只能放弃另一方，并委托椎名向台湾当局解释。但他同时对椎名“特使”说：

“很明显，日中交涉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台湾问题，这一点不必再说台湾方面也能明白。如果现在就说（日后）如何与台湾保持实质关系，那么日中正常化就无法实现。希望对方予以体察。”

《中日联合声明》签署翌日即9月30日，大平外相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就中日复交情况和联合声明内容这样述职道：

“第三项是关于台湾的领土归属问题，中国方面主张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方面对这一主张表示了‘理解和尊重’，并未采取承认的立场。就是说，将自民党历来的态度原原本本地写了进去，并表明日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将永远无法一致。”

10月6日，大平外相应“内外形势调查会”的邀请在东京都饭店就中日邦交正常化情况发表演说，再次就台湾归属问题表明自己的心声。

他说：

“在诸如‘战争状态结束'等问题上，日中两国间的立场就如同水和油一样，很难一致。…日本仅表明放弃台湾，至于其领土权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即使咬断舌头也不能说出来。”

日后大平正芳还对党内同僚说：

“存在于日本和台湾间的关系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即使外交关系结束，双方间的行政上的联系仍应得到尊重和珍视。只要不影响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根本关系，我们仍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以保持日本与台湾之间业已存在的行政联系。”

1975年8月20日，已转任大藏大臣的大平正芳不仅会见了台湾“财政部长”李国鼎，而且对李提出的保留台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会籍的请求表示赞同，并积极促成了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日台经贸会议”渠道的建立。

不难看出，大平外相在中日复交后的上述言行，已违背了自己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向中方作出的日本政府“今后既不会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绝不考虑支援‘台独运动’”的郑重承诺。

大平外相在台湾问题上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具有“承前启后”的负面意义。所谓“承前”是指，他意在向其国人表明，日本政府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虽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述的“一个中国”立场即“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不是日本的本意”；日本政府通过采用“理解和尊重”这一文字表述，通过采用“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一兜圈子的表述方式，继承了吉田茂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

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那样，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面上赞同“一个中国”政策，但实质上仍在奉行吉田茂以来的“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所不同的是，中日复交前采取“政治台湾，经济大陆”的方针；中日复交后改为“政治大陆，经济台湾”的新政策。

所谓“启后”是指，他意在为复交后的日本政府继续制造“两个中国”定下基调。

事实上，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国内无论官方发言还是民间讲话，都与当年大平外相定下的基调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宣称的日本对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只表示了“理解与尊重”而不是“承认”等论调，不就是当年大平外相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体大会上所表明的立场吗？

3、中日复交前后的蒋介石

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重量级人物纷纷出马“救急”，但已无法改变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趋势。第一位出场的是与日本渊源甚深的台湾经济界巨头辜振甫。

台湾当局本来派他赴日“金援”福田赳夫，结果日本诞生的却是田中角荣新政权。第二位出场的是时年83岁的耄耋老人、与日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亲日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

台湾当局派其赴日是想利用他与日本的人脉关系有所作为，结果张老先生除唱着极具象征意义的“再见，东京！再见，东京！”这首凄婉的曲子去日返台，也无计可施。接着出场的是何应钦和蒋经国。两人在会见肩负“安抚”使命到访的椎名悦三郎时，试图利用这最后一个机会来说服日本当局改变立场，结果当然也是徒劳的。

蒋经国用责难和恫吓的口吻警告椎名说：

1952年的“日台条约”“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失败的结果”；“如果日本政府…片面毁弃这个和约”而“背信忘义”、“一意孤行”，那么“由此所发生的任何不幸后果，自应由日本现政府完全负其责任”，台湾当局“保留采取任何必要行动的权利。”他还表示：中国大陆所以“江山易主”，“实完全导源于上述日本军阀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希望日本的政治家将眼光放远放大，…千万不可蹈过去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阀之覆辙，又酿成历史性的错误，再度伤害中国人民并陷日本民族本身于另一劫运”。

不过在与日人的轮番交涉中，时年81岁高龄的何应钦在9月18日会见椎名悦三郎时说出的一番话，可谓最系统、最全面和最富逻辑性，似应收到一些效果。

何应钦首先定性说：

“田中角荣首相与中共进行所谓关系正常化，此举显然危害中日两国之传统友谊，破坏日本与中华民国现存之外交关系，对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系极端不友好之行为。”

接着话锋一转，开始历数当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恩德”以及日本对国民党丢失大陆的责任：“日本战败后，在日本国内所发生之种种悲惨事态，日本国民当不致或忘。当时若非中华民国之蒋总统在开罗会议主张维持天皇制，则战后日本国体变更为民主共和国，或许将受共产党操纵而发生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

再若蒋总统未反对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分割占领日本案，则日本国土何能避免分裂？若当时蒋总统未将拘留大陆之二百多万日本军民迅速遣返日本本土，若未放弃对日赔偿要求，何能会有今日日本之复兴与繁荣？

现在中共之所以能占据大陆，追根究底乃导因于日本对中华民国发动侵略战争，及日本投降时苏俄没收日本关东军之大量精锐武器、弹药给予中共。田中政府为不再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之错误，应与中华民国政府携手合作，为维持中日两国及亚洲之安定与和平而努力。”

他最后也用威胁口吻警告和“规劝”日本政府说：

“中共赤化亚洲之政策，永远不会改变。中国大陆被赤化后，其下一目标当然是日本。…若日本未能识破其阴谋，则将来台湾未乱日本已先乱，台湾未被赤化而日本已先被赤化。…希望日本政府当局从保全自己之立场，重视这个事实”；“吾人深盼椎名先生回国后，将在台湾所见所闻转达给田中内阁及日本国民。…与中共建立邦交…若不幸成为事实，由此而引起之一切后果，田中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然而，何应钦的上述长篇大论和苦口婆心，仍无力改变田中政府中日复交之决心。

最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

作为对椎名特使带来的“田中书简”的答复，他在致田中首相的回函中说：

“角荣总理阁下：九月十三日惠函奉悉。承示各节，难安缄默。愿为阁下一坦述之。中共之欲赤化亚洲以及全世界，乃尽人皆知之事。贵国与中共建交，在经济上又无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图，而亟亟于背信绝义，引狼揖盗如此？中日两国关系密切，自东汉中叶以来，历两千年，交往稠叠，谊同兄弟。中国毫无丝毫有负于日本，反观贵国之对中国，远者元明之际无论矣，即近者言沈阳事变，及八年抗战，日本所加于中国之创痛，不可谓不深。而战后中华民国对日本之维护，不遗余力。对日本之友谊不可谓不笃，对日本之信任，不可谓不坚，亲仁善邻，春秋之义。本人关怀日本，与人为善，五十年如一日。无他，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而已。若贵国竟与压迫大陆人民之暴力政权建交，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窃为贵国所不取也。爰布区区，唯阁下实利图之！蒋中正启。”

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局已定的形势下，蒋介石除历数一番当年“关怀日本，与人为善”的恩义和责难一通日本政府“背信绝义，引狼揖盗”外，同样无力回天。这是由只讲国家利益、不看个人恩义的国际政治本质决定的。

就是说，一国之外交决策从来不考虑什么恩义或交情，也从来不以国家或地区领导人之间的私谊为转移，其关系是维持还是改变，仅以国家或地区利益为依归。亨利·帕麦斯顿和温斯顿·丘吉尔两位英国绅士，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前者所谓国家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而后者所谓“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保护我们本身的利益；…任何政府的外交政策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则是对外交本质的经典概括，广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引用。

这是导致辜振甫、张群、何应钦乃至蒋氏父子均无力回天的真正原因所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关系转折关头，无论台湾当局怎样千方百计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拼命挽救岌岌可危的日台“外交”关系，但一如中日复交前始终拒绝了日本右翼势力既恢复中日邦交又维持日台“外交”之动议，即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立场。

这既表现在使日美等国利用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之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破产，也表现在使日本政府趁中日复交之机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落空。蒋介石对日美等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岛内统派政治力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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