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任命大军区副政委前，给总政部写报告：当个省军区顾问就可以

“1977年3月的下午，谢有法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对来访的老战友说：‘我这把老骨头，要是真能发挥点余热，当个省军区顾问就行了。’”一句看似谦逊的自嘲，却拉开了他重返军队的序幕。

1950年代，谢有法从野战部队调进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治部。那时，中央决定把一批熟悉部队政工的骨干放到地方去，以弥补新中国百废待兴的人才缺口。他先是意气风发，挽起袖子就干；不料十年动荡骤起，工作中断，整整十三年，他被迫搁置手中的档案，留下一张空白履历。

1975年冬，政治空气转暖，审查尘埃落定。他恢复自由，却没有明确岗位。两年休养，他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心脏、胃、肾接连亮起红灯。一次查体后，医生按捺不住直言：“您这身体再回野外拉练，怕是撑不住。”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给总政部副主任的报告里反复强调，“只求顾问职务”。

有人好奇，他为何点名南京、济南？原因不复杂。华东战场是他的老根据地：上党会战时他在沂蒙山区穿行，孟良崮一役又率部攻进临沂城外。一山一水、一砖一瓦都熟悉，回去同老乡打交道不费劲。更重要的是，他自觉身体每况愈下，省军区层面事务性工作较多，节奏相对平稳，既能干活又不至于把身子拖垮。

报告交上后，石沉大海。直到1979年1月，军委一道任命文件让他惊愕：沈阳军区副政委。他翻看职务栏，嘴里嘟囔：“这也太高了吧？”可调令不能改。出发当天，院子里的枯柳冒出一点新芽，他却无心欣赏，揣着复员包，心里七上八下。

抵达沈阳后，一句“先住院观察”把他堵在了病房里。十天里，他一面吊针，一面写笔记：部队整训、民兵调研、兵员素质，全塞进小本子。旁人打趣：“老首长就这么闲不住？”谢有法笑答：“躺着也得动脑子。”

沈阳军区当时面临两个棘手问题：第一，战备方向北移，需要健全边防民兵体系；第二，大批老兵即将复员，新兵比例升高，思想动荡。谢有法抓住要害——民兵与地方联动。他亲自下到海城、丹东、抚顺，站在田埂上跟乡镇干部拉家常：“你们种子缺不缺？化肥够不够？兵役登记清不清？”这样的“家务活”拉近了军地距离，也让上级看到他的经验确实独到。

身体毕竟不好，他视察一次，往往要在行军车里备两支速效救心丸。副参谋长劝他“歇两天”，他摆手：“问题没摸透，怎么开口提建议？”就这样干了不到一年，军委再次发话——调往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政委。副职升正职，外人艳羡，他却皱着眉头盘算：教学机构事务精细，真能胜任吗？

政治学院恰逢扩招，学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新旧观念冲突激烈。课堂上，学员问他：“首长，前线经历能否替代系统理论？”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把自己当年在华东野战军写的战地政工笔记搬进课堂，一页都不删，半是口语半是行文，现场效果比任何“八股”都好。学员私下说：“谢政委讲课不拐弯，像老农讲种田，句句有泥土味。”

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重视党史教学。有人劝他删减枯燥背景资料，他断然拒绝：“不知根，思想工作没灵魂。”于是，学院首次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支部建制演变拉出专门章节，供未来政工干部研读。这样抓基础，一干就是三年。

1983年春，他向总政递交第二份申请：请求退居二线，担任顾问，并附上半页手写说明，“自觉精力下降，不愿误事”。这回批准得干脆。卸下一线担子后，他仍每周到学院半天，听听年轻教员授课，挑出几条“硬伤”。教员私下小声抱怨：“谢老眼睛太毒。”可转念一想，有人挑刺才能进步，也就服气。

1985年，离休命令下来，谢有法写下最后一篇《院校政工六问》，留给继任者。手稿里最醒目的一句是：“政治工作绝不是喊口号，必须贴人、贴事、贴心。”将近四十年后，政治学院资料室里，这份手稿依旧放在醒目位置。

他的一生被概括为“中将里最年轻，又耽误最久”。如果没有那十三年停滞，他或许会更高；如果没有那次自请“顾问”，他也许无法重回舞台。身边人常拿“功劳”二字夸他，他却淡淡回一句：“战争年代打下来的是命，不是官；和平时期干出来的是事，不是名。”字字沉甸甸，却道尽他对事业与个人得失的态度。

纵观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解放军高级干部调整频繁，谢有法的轨迹具代表性——先从地方调回军队，再从野战岗位转入院校建设。一方面解决了老干部安置和经验传承；另一方面也为后续军队正规化奠定基石。试想一下，如果大量经验型人才因身体原因被闲置，部队思想建设恐怕要多走弯路。谢有法最终没当成省军区顾问，却在更宽阔的舞台上发挥余热，这大概也是组织上对他价值的重新评估。

关于他晚年的生活，资料留存不多，只知他常在下午四点准时散步，遇到路边孩子就打招呼：“小朋友，好好学习，将来参军。”简单一句却延续了他半世纪的本色——把军队、社会与下一代紧紧拉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