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美国革命的意义何在？

What 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or?

在美国筹备建国250周年庆典之际，许多美国人纷纷发问：人民是否真正当家作主？法律是否依然至高无上？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5 年 11 月 17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Revolutionary Whiplash.”作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是《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法学教授。她的著作包括《最后期限》，该书荣获美国笔会散文艺术奖。

肯·伯恩斯的纪录片《美国革命》讲述了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如何在一场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乱中诞生。这场叛乱既是内战，也是全球战争。插图：Keith Negley

今年6月，佛蒙特州右下角一座砖砌小镇的白色护墙板教堂外，一场“无君主”集会正在举行。绿山居民们穿着雨衣，在珍珠灰色的天空下簇拥在一起。一些爱调侃的反君主制者戴着汉堡王的金色纸皇冠，而那些在着装（甚至可以说在鳞翅目昆虫模仿）上更为投入的人则打扮成橙黑相间的蝴蝶——这是美国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君主”（注：英文中“monarch”既指君主，也指帝王蝶）。一位戴着彩虹桶帽的女士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自1776年起拒绝君主”。在手制标语牌（硬纸板上用马克笔书写，用胶带固定在木质庭院标尺上）的设计上，还存在着某种政治文学层面的“比创意”。“为我深爱的国家哭泣”很巧妙，但“让奥威尔的作品回归虚构”是否更胜一筹？亚伯拉罕·林肯的形象也出现在标语牌上，棕褐色调的面容神情凝重，上面写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张红白蓝三色印刷海报引用了托马斯·潘恩《常识》中的名句：“在美国，法律就是国王！”

无论有无“无君主”运动，美国革命250周年庆典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契机，让人们追问革命的意义、人民是否真正掌权以及法律是否依然至上。这场庆典于202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正式启动——这一天是“响彻世界的枪声”纪念日，标志着战争的开始。清晨举行了战场重演活动，还有美味的苹果酒甜甜圈。庆典将在2026年7月4日达到顶峰，这一天是《独立宣言》签署纪念日，全国各地将举行烟花表演，还有热狗、自行车比赛、彩球和鼓乐队指挥等活动。从现在到那时，还将举办展览、游行、讲座、野餐、抗议和集会，人们热切希望并祈祷不再有政治暴力、不再有街头流血、不再有枪声响起。但在这一年里，已经发生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国民警卫队被部署到美国多个城市，联邦政府的蒙面特工将人们拖离街头塞进无标识面包车——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庆典的前景似乎十分渺茫。这更可能是一个革命之年，而政治走向则尚不明朗。无论你对联邦现状持何种看法，或许都该谨慎对待自己的诉求。

至于历史——以及博物馆、课堂、徒步旅行中所讲述的美国革命故事，还有不可避免地，一旦营销启动后谷物包装盒、高速公路广告牌和汽水罐上呈现的版本——特朗普政府有自己的解读，并希望这一解读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但联邦政府试图掌控美国革命叙事的问题，早在唐纳德·特朗普连任之前就已存在。美国250周年纪念委员会（一个协调庆典活动的两党机构，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美国250”或“A250”）成立于2016年巴拉克·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该委员会几乎立刻陷入了内部纷争，在之后的近十年里，其职能失调严重阻碍了全国其他地区的筹备工作。这一点有据可查。拜登政府末期，A250与桑德拉·戴·奥康纳创立的公民教育组织iCivics合作，调研全国各地计划开展的活动。结果发现，这些活动甚至很难被发掘——正如iCivics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的：“人们资金严重不足，到那时根本没有任何成型的方案。”如今情况依然如此。

今年夏天，A250与多家知名机构——包括iCivics、权利法案研究所、国家大教堂、“更完美”项目以及美国州立和地方历史协会——的合作悄然终止。这个由国会设立的委员会，甚至难以维持表面上与白宫的独立性。9月，特朗普任命的25岁前福克斯新闻制片人阿里尔·阿伯格尔（负责主持该委员会）在A250的官方照片墙账号上发帖：“美国正在哀悼。上帝保佑查理·柯克。”几天后，委员会以“严重且多次违反职权与信任”为由解雇了他。随后政府停摆，导致国家档案馆闭馆，其“美国故事”特展的10月开幕计划被迫推迟；史密森尼学会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也闭馆，其定于明年3月推出的“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特展可能同样延期。而且这两家机构与其他所有与联邦政府有牵连的博物馆一样，都受到白宫专横要求的束缚；州政府“照我说的做”式的压力也日益普遍。

美国革命庆典迄今为止如此敷衍了事，原因不乏其人。许多地方在2020年就开始筹备25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值《1619项目》（该项目本身也是为了纪念一个周年）推出后，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社会运动期间；因此他们的计划倾向于种族正义方向。但在2024年特朗普获胜后，他们却被要求转向相反方向。一项早期行政命令谴责国内“分裂性、以种族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影响”，并呼吁“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性”。在这一命令下，政府试图规定美国故事的内容以及谁有权讲述它。现在，许多联邦资金的发放要求必须颂扬美国的伟大、军事英勇和例外论。对此，一些地方、州和国家层面的组织干脆拒绝申请这类资金。美国州立和地方历史协会主席约翰·迪希特尔告诉我，有人对他说：“这笔钱是有污点的，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还有一些组织则进行了反抗。今年4月，数字机会工作组终止了对各州人文委员会的所有国家人文基金会拨款后，俄勒冈人文委员会联合州人文委员会联合会起诉联邦政府，称资金被非法撤销。俄勒冈委员会正利用其缩减后的国家人文基金会资金，举办一系列社区对话活动——尤其在农村公共图书馆——试图以“超越250周年”为主题，搭建跨越全国政治分歧的桥梁。这是其中一个较好的案例。另一个案例是权利法案研究所的工作，该机构与美国商会基金会合作，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举办公民知识竞赛。“无论你是六年级还是八年级学生，当你深入了解这些文件，探讨‘为什么’的问题，并深入思考如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时，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该研究所坚定乐观的主席大卫·鲍布告诉我。但即便鲍布也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公民课教师害怕教授公民知识，担心政府或家长——或者两者都担心。“教师们感到非常焦虑。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很难触及那些有争议的话题——那些他们想谈且知道必须谈的话题。这就是250周年之际的美国。”

在审查制度和其他形式威胁的压力下（特朗普政府今年迄今已解雇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和国会图书馆馆长，并竭力迫使史密森尼学会服从其策展要求），一些组织决定完全不采取任何行动，仿佛他们可以假装这个国家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这件事根本不存在。“人们吓坏了，”一位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告诉我，她不仅担心展出什么，还担心标签上该写什么。她说自己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只把东西挂在墙上，然后写上‘这件物品制作于该时期’？”还有一些组织则选择“反庆祝”，转而贬低这个周年纪念日——遵循妮可·汉纳-琼斯《1619项目》原版引言中的逻辑，该引言将美国革命描述为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汉纳-琼斯写道：“殖民者决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想要保护奴隶制制度。”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公开反对这一说法，导致《纽约时报》发布了部分更正（将“殖民者”改为“部分殖民者”）。例如，一群历史学家计划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举办专题讨论，探讨“抹黑”革命是否比纪念它更好。

即使是那些决定为250周年做点什么的文化机构——从历史建筑到公立学区和大学——其投入似乎也远不及200周年纪念时。200周年纪念之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近7000平方英尺的大型展览，聚焦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尽管评论家认为该展览有些俗气，但它后来成为了一场非常成功的巡回展。而2026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计划在美国馆展出其馆藏的32件作品；我的一位同事称举办这场展览实际上是“象征性的静默抗议”。一位沮丧的策展人告诉我，这样适度的规模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唯一能做的，因为“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

另一种选择是试图捕捉当下这个时刻。纽约公共图书馆200周年纪念展览“美国理念”展出了《海湾圣诗》《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但明年该图书馆计划让游客反思这个周年纪念日的意义，并将他们的答案存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推出了为期一年的周六上午三小时热线节目“美国议题广播论坛”。但鉴于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金、撤销了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资助，并关闭了公共广播公司，公共媒体很难再开展半个世纪前那样雄心勃勃的项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其250周年纪念相关议程“仍处于规划阶段”。

如今，一年的时间就像一辈子那么漫长。2024年，费城的《独立宣言》纪念馆——一座200周年纪念时期重建的建筑，杰斐逊曾在此撰写《独立宣言》——安装了艺术家索尼娅·克拉克的作品《蒙蒂塞洛的后裔》，这部作品凄美而具有煽动性。克拉克在建筑窗户后面安装了大型视频监视器，面向街道外侧，这样路人就能看到杰斐逊所奴役之人的后裔（包括他与萨莉·海明斯所生的后裔）的影像和照片中的双眼。《独立宣言》纪念馆隶属于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在新政权下，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任何景点都不允许展出任何审视美国历史上自由与奴隶制关系、或原住民部落与联邦政府关系的核心展品，因为这样做现在被视为宣扬“腐蚀性意识形态”。总统官邸遗址建于华盛顿在费城居住期间的官邸地基之上，该遗址被要求审查描述九名曾作为华盛顿财产居住在那里的人的展板——依据政府的要求，任何“不当贬低美国过去或现在民众”的展品都必须移除。按照这一逻辑，指出华盛顿拥有奴隶就是贬低他，而假装这九个人从未存在过，却不会损害他们的记忆。（在网上，公民们一直在存档那些注定要被销毁的标语，相关标签为“拯救我们的标语”。）

博物馆和其他机构面临的障碍，使得许多机构已经推出或即将推出极具思想深度的250周年纪念展览和活动，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本月，科罗拉多州历史学会将推出一个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的展览“塑造我们的时刻”，展出标志美国历史转折点的文物，包括尼克松的录音机、格兰特和李在阿波马托克斯签署投降书时使用的墨水瓶、在墨西哥印刷的首批《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副本之一，以及1969年阿波罗11号带回地球的一些月球岩石。科罗拉多州历史学会充满活力的首席创意官杰森·汉森告诉我，他认为250周年纪念是“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去探讨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他还认为，在最初的13个殖民地（他称之为“创始13州”）之外，人们对250周年纪念的态度更容易保持乐观。“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种美国历史——它并不总是说‘这件事的意义是这样的’，”汉森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就事件的意义展开争论。”他愿意参与其中。他同样对该州纪念国家生日的计划感到兴奋——这也是科罗拉多州建州150周年。该计划将组织团队攀登该州的“14ers”（指海拔超过1.4万英尺的山脉）。（事实证明，爬山是庆祝250周年的绝佳方式。“攀登山脉，发现美国”是杰斐逊的山顶故居蒙蒂塞洛使用的250周年纪念口号，该故居将推出一个新的历史与公民中心。）

回到大西洋沿岸，另一个早期令人惊艳的展览是“《独立宣言》的旅程”，该展览于10月18日在费城美国革命博物馆开幕，追溯了《独立宣言》中的思想跨越数世纪、横跨各大洲的传播历程。“我们一直在讲述革命的故事，”该展览的策展人菲利普·米德告诉我（米德曾是我的博士生，需要说明的是，我与这个话题的关联紧密得就像信纸与信封）。他说：“你知道人们对故事的说法吗？只有两种情节：要么是陌生人来到小镇，要么是一个人踏上旅程。我们在这里讲述的就是这两个故事。《独立宣言》来到小镇，《独立宣言》踏上旅程。”展览以序幕开篇，展出了两件借来的文物：据信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时所坐的木质温莎椅（借自美国哲学会），以及小马丁·路德·金撰写《伯明翰监狱来信》时所坐的生锈金属监狱长椅（借自伯明翰民权研究所）。《独立宣言》来到小镇，《独立宣言》踏上旅程。

我的非正式调查显示，东海岸各州对即将到来的周年纪念压力最大。与创始13州相比，美国其他地区则更为平静。堪萨斯城正准备在明年夏天迎接约65万名世界杯赛事游客；7月4日，该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博物馆和纪念馆将在“星条旗野餐”后点亮其217英尺高的自由纪念塔。亚利桑那州计划推出一个巡回博物馆，将该州最珍贵的历史文物带到其所有15个县，在公园、学校、图书馆和市政中心展出。该州的A250委员会（托霍诺奥德姆部落领袖弗隆·何塞担任副主席）还借此机会讲述原住民与西部的故事，并颂扬亚利桑那州的户外资源，包括观鸟和钓鱼活动。“我们有‘自由行动游行’，这是一场退伍军人和军人沿亚利桑那小径的接力活动，”该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告诉我，“路线从墨西哥延伸到犹他州。人们可以报名参加，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你可以步行、骑自行车、跑步或骑马。”

在山上挥汗跋涉——而不是思考约翰·伯戈因将军在萨拉托加战役中如何低估美国军队的实力——似乎是纪念250周年的绝佳方式，尤其是正如“我们创造”组织的负责人卡罗琳·克利巴诺夫告诉我的：“Z世代根本不关心这个时刻。”她正带头推动所有相关活动的“年轻化”，想办法让年轻人参与她所谓的“青年250”计划的筹备，并利用这个周年纪念日谈论未来而非过去250年的历史。

“让这一切聚焦未来而非过去”也是萨拉·詹克斯的建议。萨拉·詹克斯是一名顾问，为全国各地的组织提供服务，帮助它们规划250周年纪念活动。这里的想法似乎是展望未来，因为过去具有分裂性，而现在则更糟。

在美国这场危机之际，肯·伯恩斯的六集、十二小时PBS纪录片《美国革命》问世，该片部分资金来自现已解散的公共广播公司。这部纪录片由伯恩斯及其长期合作伙伴萨拉·博斯坦和大卫·P·施密特执导，杰弗里·C·沃德编剧，具有伯恩斯1990年成名作《内战》（时长11.5小时）的宏大格局、哀伤基调与肃穆氛围。《内战》不仅为他赢得了“美国顶尖纪录片历史学家”的当之无愧的声誉，还确立了电视上呈现历史的一种风格——这种风格被广泛（且往往拙劣地）模仿，以至于如今既无处不在又令人厌倦。《美国革命》的惊人之处在于，它将长期以来被称为“肯·伯恩斯效应”的拍摄手法运用到了更为尖锐的目的上——这一点在他2017年与林恩·诺维克联合执导的深刻严肃的《越南战争》中就已显现，该片不像《内战》那样朦胧，而是像刺刀一样尖锐。这部新纪录片是伯恩斯工作室推出的最佳作品，而且我怀疑也是最难制作的一部。

《美国革命》之所以如此独特和新颖，既不在于其剧本（沃德也为《内战》和《越南战争》撰写了剧本），也不在于其风格。影片中有悠扬忧郁的18世纪风格音乐，还有演技精湛的演员朗读18世纪信件中简洁动人的片段：曼迪·帕廷金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配音，大卫·奥伊罗为奥劳达·伊奎亚诺配音，克莱尔·丹尼斯为阿比盖尔·亚当斯配音。与《内战》中的马修·布雷迪照片不同，《美国革命》聚焦于18世纪的油画肖像，以及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一千多张静态影像（想必其中许多由于资金削减和政府审查，在2026年将无法展出）。影片熟悉的视觉语言包括缓慢扫过这些影像，交替呈现一百多幅战场动画地图、美国风景的精美镜头（石墙、玉米地、篝火），以及无名重演者行军、装填步枪、发射大炮、月光下骑马、在松木地板房间里纺纱梳毛、在河岸洗衣拧衣的场景。影片中不乏泥泞的靴子和摇曳的烛光。

相反，《美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忠实于最优秀、最复杂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深刻、具有挑战性且极具吸引力，尤其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特朗普政府不会“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性”，但这部纪录片做到了。（伯恩斯很少公开表明政治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一直公开反对特朗普，当时他称特朗普属于那种“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的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伯恩斯往往依赖通俗历史学家的叙事方式，结果好坏参半。大卫·麦卡洛为《内战》担任旁白，该片主要以谢尔比·富特的视角展开；而《棒球》（1994年）中最令人难忘的评论嘉宾是桃瑞丝·科恩斯·古德温。许多学术历史存在学究气，且几乎刻意脱离现实，但许多通俗历史却未能带来任何新信息，也未能让观众直面任何困难或令人不安的事情（或者用特朗普的话说，任何“不当贬低”的内容）。《美国革命》借鉴了一些优秀通俗历史学家的观点，包括记者里克·阿特金森，他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一场又一场战役。但伯恩斯及其团队更多依赖学者的见解，包括弗里德里克·贝尔、内德·布莱克霍克、克里斯托弗·L·布朗、凯瑟琳·杜瓦尔和艾伦·泰勒。这些学者出现在屏幕上，不仅是为了叙述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叙述），更是为了解释其意义。他们的观点尖锐有力。

“美国革命赋予美国的是一个真正的起源时刻，这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玛雅·亚萨诺夫在纪录片中说道。她接着表示，其结果是美国人“将这些特定年份、特定人物赋予了远超任何事件和任何人所能承载的意义”。（亚萨诺夫和影片中另外四位主要讲述者——文森特·布朗、菲利普·德洛里亚、安妮特·戈登-里德和简·卡门斯基——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就像信纸与信封般紧密相关。）“如果有人想要一个清晰整洁、能明确告诉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国家起源故事，”文森特·布朗说，“美国革命并不是这样的故事。”

《美国革命》所讲述的，是现代世界最重要思想的诞生历程——这些思想在一场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乱中备受争议。这场叛乱既是内战，也是全球战争，其关于自由与奴隶制、征服与独立的理念，将英国士兵与美国民兵、德拉瓦外交官与塞内卡战士、德国雇佣兵与法国水手、阿坎男性与伊博女性、边远地区的拓荒者与城市女性、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富人与穷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是一幅画卷，部分类似勃鲁盖尔的作品，部分类似戈雅的作品，一场政治旋转木马，一个拥挤、动荡、令人恐惧的故事。它讲述的一系列事件，融合了勇敢与背叛、凶猛与折磨、野心与恐惧，然而正如卡门斯基所指出的，这一系列事件被一个单一的核心思想维系着——可能性，一种行走在刀刃边缘的感觉：“每一方的每个人，包括那些甚至不被允许拥有自身所有权的人，都感受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可能性。”纵观历史，人类一直被暴君和军队统治，毫无自主权可言。美国人为自主统治的自由而战，而且更为奇迹的是，他们赢了。即便在康沃利斯在约克镇投降后，乔治三世国王仍对议会表示，他仍决心“让我在美国那些误入歧途的臣民恢复往日的幸福繁荣状态——这种状态源于他们对法律的恰当服从”。但议会投票决定放弃美国。正如面带狡黠微笑的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斯蒂芬·康威在这部PBS纪录片激动人心的最后一集中所说：“美国革命改变了世界。”

这部纪录片的成就在于，它既尊重了建国时期革命理想的尊严与意义，以及所有为之奋斗者的牺牲，同时也毫不避讳地展现了这场战争的残酷与代价——尤其是对女性、非裔美国人和原住民部落而言，他们被剥夺了革命所承诺的平等、自由和主权。那场失败的革命，是特朗普政府不愿让美国人知晓和哀悼的；那场成功的革命，是美国一些机构决心忽视的。

或许这是一种慰藉，或许是一种虚假的安慰，但《美国革命》也提醒我们，这种分歧在18世纪也同样存在。当时在许多观察者看来，美国人种类繁多，很难相信他们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比大陆军更衣衫褴褛、成分混杂、来源多元、语言各异——有富人和穷人，有受过教育的人和文盲，有少年和老人，有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他们出生于世界各地，说着几十种语言，信仰不同的神或不信神。很难相信他们能团结一致，只为一个理念而战。正如一位黑森军官在战争结束时在日记中写道：“一百年前，谁会想到，从这群乌合之众中会崛起一个敢于反抗国王的民族？”

今年的一个悲剧——诚然，与美国其他正在发生的糟糕事情相比，这只是一个小悲剧——是250周年纪念将错失一个契机：在这个迫切需要辩论这些理念并直面其影响的时刻，去深入探讨美国革命的意义以及这个国家建立所基于的原则。无论好坏，“无君主”运动及其反对者，正是这场辩论现在发生的地方。将革命重演作为政治戏剧，并非什么新鲜事。自独立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人就经常穿着三角帽和马裤，坚称自己而非政治对手才是革命的继承者。左翼是如此——从女权主义者到民权活动家；右翼也是如此——一直到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兴起的茶党，他们既抗议银行救助计划，也反对《平价医疗法案》。当一个国家的建国文件对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做出普世性宣称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些宣称，而围绕它们的争论正是美国政治的运作方式。但《独立宣言》也是一份分离主义文件，它将革命确立为一项权利。诞生于革命的国家，往往也会在革命中消亡。在这一点上，美国能存续如此之久，实属罕见。那个建国时刻和这段漫长历史——历史学家们喜欢称之为“未完成的革命”——至少每隔五十年左右就需要被审视和争论。人民是否依然是自己的统治者？法律是否依然是国王？

上个月，多达七百万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了另一场“无君主”抗议活动——国会共和党人称之为“仇恨美国集会”。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中的他戴着金皇冠，穿着空军跳伞服，坐在一架侧面印有“特朗普国王”字样的战斗机上，飞越一个普通的市中心，向“无君主”抗议者倾泻粪便。

我回到了佛蒙特州右下角的那座小镇。一位戴着绿色帽子的男子举着一块硬纸板标语，上面写着“枫糖浆制造者支持理性”。大学二年级学生姜戈·格雷丝穿着蓝色牛津衬衫，站在木质凉亭里发言，呼吁寻找共同点和理性。我没有制作标语，我是来报道的。但如果我制作了，我不会引用《常识》，而是引用潘恩1776年不太知名的小册子《美国危机》。战争开始后，身为大陆军志愿者的潘恩谴责了那些继续效忠于乔治国王的保皇党人。“让他们叫我反叛者吧，我毫不在意，”潘恩写道，“但如果我违背自己的灵魂，宣誓效忠于一个酗酒、愚蠢、固执、无用、野蛮的人，我将遭受魔鬼般的痛苦。”如果空间允许，我会把这句话印在帽子上——不过我已经有一顶更好的帽子了。这顶帽子是二十年前我在圣保罗的明尼苏达州历史中心买的，那时候这个国家还没有陷入一片混乱。帽子是黑色的，有点破旧，帽檐已经磨损，上面写着“历史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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