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第二炮兵干部学校校长汪建英：我在南方走“长征”

在新四军苏中军区苏中公学留影。后排左六为汪建英。（图源网络）

我在南方走“长征”

汪建英

我父母很早就不在了，哥哥参加了早期的豫皖鄂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我就把红军当成自己的亲人，跟着他们颠沛流离。

1933年4月，我终于被正式吸收为红军队伍的一员，第一个职务是连队司号员。1934年冬，主力红军长征后，苏区倾刻陷落。面对数倍于我之敌的“清剿”，我跟着所在的部队留在南方八省，在项英、陈毅、高敬亭等人的领导下，以崇山峻岭作为栖息地，在丛林里同清剿的国民党军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当时，国民党军纠集了数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手段，进行长期反复的“清剿”。红军和游击队被分割包围，活动地区日益缩小，处境极其困难。

三年中，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在拼杀中度过的。我作为师长和政委的警卫员、通信员，一方面要拿枪打击敌人，保卫首长；另一方面还要带着一个大水壶，战斗间隙为首长和战友们烧开水。期间，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那时我才明白，饿肚子没觉睡的苦，有时比打仗还危险、还难熬。由于敌人持续清剿、全面封锁，我们没有米吃，只好天天喝南瓜汤、冬瓜汤，有时能啃上树皮就很走运了。陈毅元帅曾在《赣南游击词》中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陈毅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红军战士的艰难处境。

打游击，就意味着生活没有规律。我们一般习惯在河塘边睡，条件好时，砍来树枝绑在一起，铺上草，就算是“高级”床了。衣是绝对不敢脱的，一晚上要换好几个地方，根本来不及脱。有时敌人找不到我们，就烧我们的“树床”出气。夏天，深山密林笼罩层层瘴气，“四黑”横行，即黑蚊子、黑蝴蝶、黑爬虫、黑毒蛇。这“四黑”都有毒，被他们咬着了，轻则浮肿，重则丧命。宿营时必须轮流放哨，不停地摇树梢，为战友驱赶“四黑”。冬天，山雪纷飞，我和战友们都是一件单衣、一双赤脚，就这么睡在雪地里。实在冷了，就和战友抱在一起取暖。我们每天走的都是“不是路的路”，后一个人还要把前一个人开出的“路”恢复成原状。

三年游击生活，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我们师长、政委还有好多战友都牺牲了，我也多次险些丧命。有一次休整时，突然枪声四起，一大队敌人扑来。我们刚冲出村时，“砰”的一声，背上一痛，我一下被击倒在地。奇怪的是我一翻身又起来了，一路冲杀甩掉敌军，躲进一山庙。这时，才取下背着的医药包。一看，一个弹头正好打进纱布绷带，幸好没穿透，我的命就被这背包给救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有三大艰苦，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和南方游击战争。郭沫若也对“南方的长征”推崇备至，称赞这是“真正用鲜血、用生命写出来的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存了骨干力量。

后来好多人问我：“如果时光可以倒退，早知参加革命会留下打游击，还会毫不犹豫当红军吗？”我都会说：“三年游击，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期。”（王锋、张少锋整理，2007年6月）（选自卜金宝编著《口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