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文 | 李辉

问题的提出

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巴金《随想录》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我曾见到一份巴金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作家严文井的交代材料，虽因价格太贵没有买下原件，但我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巴金当年的情况了解一二。

这份交代为两页信纸，约八百字。标题为“材料”，另在抬头写着“关于严文井”。交代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严文井是儿童文学作家，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这份交代显然是严文井的“文革”档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国作协流失而出。可以断定这是当年外调严文井情况时，造反派组织特地派人到上海逼迫巴金所写。

巴金在这份交代中，主要谈他所了解的严文井在外事工作中的情况。不过，从字里行间看，巴金虽然免不了用“政治标准”、用“主席思想”来衡量严文井外事工作中的“错误”，但他的言词并不激烈，没有“无限上纲”，更没有恶意诬陷与诽谤。相反，我觉得，在造反派逼迫下不得不写交代时，他仍显得比较冷静，有一定的分寸把握。从内容看，他所交代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色彩并不严重、也“无伤大雅”的事情。应该说，在革命风暴中，这样的交代并不会给当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责。

但，即便如此，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的重要贡献之一。

1950年代巴金、萧珊和儿女们

永远的梦，永远的痛

尽管“文革博物馆”的建立遥遥无期，甚至招致不同人的误解与批评，但对于巴金，这却是他晚年生命中从未淡忘的主题之一。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在干校期间，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诵“最高指示”。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1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巴金。我发现，尽管九十三岁已过，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我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巴金做了介绍。自1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宣讲论文、讨论、甚至辩论，真正开始了一种学术与心灵的交流。听了这些介绍，巴金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讲这句话。我理解，正如他这些年反复强调的“讲真话”一样，他也希望对他的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不切实际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巴金瞻仰鲁迅雕像

谈话中，我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写的交代。巴金的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老一直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而疾呼，他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我想，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我对巴老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思维的敏捷顿时表现出来。我又说：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我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时候你急起来可比我急得多。”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

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甚至美化“文革”发起者的历史错误与罪责。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先生担任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在香港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很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一位方女士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图录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下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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