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期间日本是否也会出现“汉奸”？

日记、书信中的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达其野心和私欲对其本国人民进行了欺骗性的宣传鼓动,被蒙蔽的日本士兵虽然为所谓的“圣战”而踏上他国的领土拼死作战,但他们在日记及家信中吐露的心声却有着对战争的迷茫与苦恼,对家人、家乡深深思恋,回家的愿望非常强烈。早在1938年初,日军进攻势头正猛,“三个月灭亡中国”之叫嚣尚未破产之时,白求恩经陇海线赴延安途中遇到两个日本俘虏,他们自称是因为不愿意打仗而当了逃兵,并说很多士兵也有同样的想法。下文所引的一些日记、书信虽不能代表全体士兵的想法,多少也能反映日军士兵的一种心理。

一位名叫高田正明的士兵于1939年3、4月记下了日军向南昌发动进攻时的心理及其所属部队的给养情况。3月1日，”头脑一静时，便频频想起国内的事情，下次战斗，会暴毙异国，也未可知。想起自身的命运，悲痛欲绝，日来思乡心切”。4日，在得知即将攻击南昌之消息后，”大家均对行将来临的战斗，作种种的幻想。现在及将来之我,确如风前之烛，夫复何想?生死之数，只有付之天命矣”。7日，“大家仍然担心下次的战斗。‘尽自身的能力,而待天命’——这句话，是从绝望中发出来的，以绝望二字形容此时的心情,我以为是最好的形容词”。11日，“没有香烟，真是残酷的待遇，这是战斗前的待遇吗?这种待遇，不止现在吧！其他的东西，什么都领不到，这样的生活,继续到何时呢？”15日，“现在尚不能得到充分的给养，只发米麦各半的食品，副食物完全没有，就是有也只有酱油而已，若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呢”。17日，“晨餐后，二人同去取燃料，我俩讲到攻击南昌的预想，及国内情况，不禁怨从中来。在此生死不明之际，梦事频来，简直在梦中生活，在梦中怀抱希望，以为梦所安慰，所谓吃梦过活，便是说我们的现在，谁也不能言喻，谁也以为自己不会死，所以还这样快活地闹。谁也不顾旁人说他：‘你要死’，但是‘你要死’的私语，却心心相印地传遍了。….…现在的快活，是建立在恐怖之中的，恐怕不能从恐怖中逃生吧！这种生之恐怖，恐不复有所感慨矣”！身处前线的士兵对作战前景的迷茫乃至绝望、对死亡的恐怖可见一斑。

日记中还记录了日军的抢掠、破坏行为，也可见日军士兵中对此类行径的不同看法。3月13日，“此地田园多化为阵地，挖坟取棺盖为桥，到处皆是军队，这种样子，我也讨厌”。4月7日，“粮秣没有来,每日皆反复征发中国米，不好吃，若无调味，真不堪设想。故连日各队皆出发征发蒜与其他野菜”。所谓征发，就是去抢老百姓的东西。9日，“午前九时出发，十时后到靖安城,此城群山环绕，纯是山谷里的城市，景致相当秀丽。此处竹笋极丰富….…还有花生豌豆等等，日军稍停之处，田园荒芜，鸡豚绝迹”。4月15日，"晨餐后，出去征发。……环山搜寻米与其他目的物，及砂糖，小豆，香烟，鸡.….等等。……这真是平和的山村风景，他们的世界，没有斗争，也少有意欲的行动,姿态极其自然。我们放火烧房子，三十分钟后，火焰突突而起,我们却快乐地看着”。

名叫子安喜重的士兵记录了南昌战役时的心情。3月20日，"（在修河北岸等候渡河)将近十时到附近的战壕内去，.…‘虽然下雨也不能停止战斗’，当这样说着话的时候，邻近战壕内的兵，发出伤感的歌声，大泽君又和其他两个人这样说：‘很想回家里去慢慢地睡觉，很想围着由浴池里刚起来的围巾，如果回到家里老婆真是顶要紧吧...！”。作战中的士兵说着想念家乡想念家人的话，唱着伤感的歌曲，其斗志之消极可见一斑。

也有士兵抱怨被迫干送命的活儿，“又给抓来干船舱的工作，一旦被看中了，便是送命的尽头，没有法子了”，“不出所料，是肮脏的地方，是在工厂地上铺席而睡的。这是皇军的宿泊所么？这是拼着一条生命来的我们的寝室吗？”

松木勇一逐日记述了战斗的过程，抱怨作战生活的艰苦。“落伍者很多。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吃苦,呼吸困难，昏头昏脑地走着。”“昨天睡在山里.….….山上的不方便真是异常，住在祖国的人是想象不到的。口里吃的只有纸烟，洋火也很缺乏.….…眼前一望尽是山头接着山头，山岳战的痛苦是从心里面感觉到。夜间是像冬天一样的冷。”

日军士兵给家人及与友人的通信中，也很抱怨作战生活的艰苦。“每天要勤务又要演习，有时为着讨伐残败的中国兵，还得走二三日的山地，实在太艰苦了。这里没有一栋完全的房子，全烧毁了，我们就睡在禾叶上面，盖着冬天的大衣，忍耐着酷热，等候天明，讨伐终了，疲乏地回来….…”“我们是睡在那死鬼的岩石山顶上,过着守备的生活.…...约莫从4月16日起，十二天的中间始终登在这上面，与我部队的某队交替守备在简直像狭小的猫额那样的面积上面,由对面山下的某村落的中国兵,向着这里一夜里就轰落来百七八十个迫击炮弹….…在炮击的中间，寻着长的石头来做石的屋顶，炮弹落下来的时候，就钻进里面去，出着不少的冷汗！……疾风在山顶吹卷,夜间冷得要死，白天又热得不得了，真是苦极了。”

对于不知为何目的而出征的士兵及其家人来说，企盼战争快点结束、企盼家人团聚是他们共同的心声。一位士兵在日记中如是说：“穿着夏天衣服来中国，穿着冬天衣服打仗，大概能够穿着夏天衣服回去吧，一般人都这样地预料着。…...据师团参谋中佐说，出征以来已经十个月了。大概快要轮到百O一凯旋了吧。真是项颈都望长了呢。”一些士兵虽然也盲目地相信政府所说的所谓为了东亚和平而战，却只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愿四海无波，早日完成东亚和平，全国民都从心里欢迎我们川上部队凯旋的日子快点到来。心里想，如果敌人早日屈服，向日本军投降，那是多么好呢。可是照现在陆军和政府的计划，如果中国全土不入我手，战争预料是决不会中止的。战争究竟要继续到哪一天才会停止呵。”家中的亲人更是盼望着战争早日终结,希望出征的亲人早日安全回到身边。“战争啊，快些终结吧！.…只看见召集起来送走了，召集起来送走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凯旋呢？”“快点和平方好，也是把它作为唯一的快乐而期待着，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和平才会到来呢？每天同母亲说着这件事情呵！”“天天都只是等待着：和平的日子早一天到来！愿你自己珍重，束装回国！”日本人民不了解恰恰是他们的政府发动了这场战争，为了私欲牺牲无辜民众的生命与幸福，虽然他们给前线家人的信中说了后方生活的局促，“我们在后方的人，日常生活现在发生了非常的变化，不自由与缺乏之感与日俱增”，物价上涨、供应匮乏、生产下滑之势日趋严重，但他们并不能认识到“侵略战争，不仅是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受害，侵略国家的人民也要付出牺牲”这个道理，他们只单纯、迫切地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请菩萨保佑亲人平安归来，不少人在信中封入神符,寄到前方，请她的爱人或朋友佩带，以求神明保佑他们的安全。

这些日记与信件的主人对征发到中国的上百万日军士兵而言,虽然只是一个零头，但终究是日军士兵心理的一种反映，它使我们了解到日军士兵中有对于战争的迷茫,对于因为作战而遭受的艰苦生活的苦闷与抱怨，也有对于日军暴行的不满,这正是被俘士兵能够在短时间内感化受教、前线士兵能够被策反的心理基础。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不虐待俘虏”即是其中的一项规定。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9月25日发表《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宣言》，明确告示：“日本士兵们！切莫听信你们的官长的欺骗，中国军队决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他事情做。”1937年10月25日，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就“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下达四条命令：“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不仅不虐待，还提出优待俘虏。从此，优待日俘成为对敌工作的一项内容，也成为决定抗战胜利和刺激日本人民反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有效进行对敌工作，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指示八路军政治部下设敌军工作部，“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责”。不仅八路军、新四军将士被教育要优待俘虏，根据地的百姓也被劝导不杀俘虏。然而日军疯狂烧毁民房、肆意杀勠村民的野蛮行为,令愤怒的群众抓到日本兵即当场杀掉的事时有发生。日军的残暴甚至令他们在国内的家人都感到不忍、作呕，在看到随信附寄的人头照片后，有一封寄自日本国内的信如是说：“还有那稀奇的相片，也确实收到了，全部像那样的东西到处滚着，是煞风景的吧！当兵的人都是紧张着不大感到残忍吧，但是在内地的我们，则只是看见相片都毛骨悚然呢。”共产党没有以暴制暴，将日本军阀和日本的劳动人民严格区分，把已经放下武器的人看作是同样受苦的兄弟，共产党向群众解释日本人民怎样不愿打中国，优待俘虏有助于争取日本士兵与中国军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

1939年3月，发行于上海租界的抗日报刊《译报周刊》发表了一则来自晋北的通讯——三个日本朋友，记录了八路军战士解送三个日本俘虏的故事，借此向根据地外的人们宣传共产党的优待俘虏政策。一路上，八路军战士将两毛五分钱一包的“哈德门”香烟给俘虏抽，自己则抽两毛钱一包的香烟。让他们骑马过河，有条件即让他们去澡堂洗澡。三个日本人发现，在一些村庄会同时贴着两幅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日本兄弟们”。他们会讲一些中国话，有时也会和村民聊天甚至开玩笑。三个日军俘虏在被解送的过程中深受感化，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优待俘虏,要知道，谁也不替军阀卖命了”，并表示愿教中国人日语,在战场上喊日本兵跑过来。抵达目的地的第二天，恰逢该县举行九一八纪念大会，其中的一位日军俘虏上台发言说：“我在家是开汽车的，谁愿意和中国打仗？.….军阀为了升官，财阀为了发财，而断送了全体无辜的日本民众幸福，..中国军队这样优待我们，实在使我们感激….…这不像敌人，简直是亲兄弟….…我愿跟随中国兄弟们之后，去打倒日本军阀，使我好早早地回国过太平日子….…打倒日本军阀，维持真正东亚和平，是中国和日本民众共同的使命！”

1939年2月18日，基于战局的演变、日军战斗力的变化，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下达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一、敌军战斗力较前大为减弱，政治情绪更坏，以后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在各后方训练之俘虏可酌情处理，如不妨碍军事秘密亦可释放，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二、据说日军多数部队中国人占三分之二，日本人仅占三分之一，运输队则全属韩人，是否属实请就地调查电告。”

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其中对日俘政策作了新的指示：“对日军俘虏工作除执行总政过去的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现决定晋东南选三名（包含杉本、晋冀察军区送三名、一二○师送三名最进步的日本俘虏来延安受训，以培养出日本的革命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经过一年的筹备，日本工农学校于1941年5月在延安正式开学。前线俘虏源源不断被送来此地学习、改造，再返回前线参加反战工作。曾在此学习后留校任教的香川孝志说“工农学校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友谊金字塔”。

1940年7月7日，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下达对日俘政策的命令：“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彼等多在日本军阀欺骗与强迫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弟兄待遇彼等。我军如有指战员违反此项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更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的予以方便。六、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等。”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二人在《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中，以他们的亲身经历翔实、生动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优待俘虏政策。前田光繁，即前文中提到的杉本（被俘后改名杉本一夫)，是满铁的一名职工，如他自己所说，被俘前从来没有怀疑过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受日本政府宣传的影响,相信“日本军队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来的”，认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是理所当然的。他被俘后的经历颇能体现出八路军战士是如何努力压制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坚定执行上级下达的“优待俘虏”命令。杉本回忆说，在他刚被制服时,一个队长模样的汉子命令他张开嘴，“他突然把毛瑟枪的枪筒插入我的口中，我感到了铁管的冰凉，同时眼前发黑，就这样过了几秒钟。然而他并没有扣动扳机。不久他把枪筒抽出去，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就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支部队是由八路军正规军组成的游击队之一”。在其后被解送的过程中，他发现八路军每顿都给他吃米饭，还有炒鸡蛋、猪肉和青菜，而他们自己的伙食几乎都是小米饭和青菜。虽然八路军一再声明不杀俘虏,他还是经疑神疑鬼地想：“给我一个人吃好的，大概是让我安心养胖,再找些活让我干，然后把我杀掉。”后来回想，他自己都觉得“真是荒唐，我又不是一只猪”。其后，经过与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科负责人、曾留学日本的张香山十几天的接触交谈，又阅读了两位日本学者写的书《第二篇贫穷的故事》《唯物辩证法》，促使他思想发生了转变。阅读过程中，他与八路军敌工部干部讨论了“社会发展及其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问题，对八路军之前对他说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战争是自卫战争”这句话的意思完全理解了，也认识了“侵略战争，不仅是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受害，侵略国家的人民也要付出牺牲”这个道理。在亲眼看见了日军残杀无辜百姓、烧毁民房的暴行后，杉本坚定了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在被俘后五个多月，他申请加入八路军。经野战政治部主任及前线司令部的批准，他与另两个日军俘虏在1939年庆祝元旦的集会上发表了参军声明。他在回忆录中如是说：“促使我下决心参军八路军，除了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和亲眼见到日军的野蛮行为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从我被俘以来，八路军一直以人道主义精神给了我亲切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使我不能不感到八路军的本质确实和别的军队不同。”

由杉本的经历可见，要瓦解敌军、培养日本的革命者，对日俘不仅仅是优待，更须给予适当教育，才能颠覆军国主义者灌输给他们的错误意识，才能使他们对社会结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有正确的认识。杉本等人的转变亦使中共进一步确定了教育俘虏、改造俘虏在瓦解敌军工作中的重要性。香川孝志对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记述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改造俘虏的方式方法及效果。

香川孝志是在1940年8月百团大战中受伤被俘的，时年25岁，是个陆军下士。虽然被俘前在日本军队里听说过“八路军不杀敌军的俘虏”，被俘后也受到了优待，但起初仍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一直想着如何逃跑。“对战前的日军士兵来讲，在交战中当敌军的俘虏是最大的耻辱。‘与其当俘虏受侮辱，毋宁自杀殉国’的教育，不仅限于军队，而且扩大到整个社会。这种观念已渗入人心，日本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这种严厉法规的束缚。太平洋战争末期所发生的许多集体自杀的悲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被俘后的香川孝志在与八路军战士、沿途村民及日本反战人士接触的一百多天中，他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变化，他总结原因说：“首要因素是我们所接触的八路军战士非常诚恳和亲切的态度。如果他们用大道理压人，也许我们会反抗的。但他们却一直是在用实际行动感化人，例如：对俘虏偷盐事件的处理；行军中爱惜老百姓的庄稼;尽量设法让我们吃好的，自己却吃粗粮。他们的行动使我们受到了很大教育。”显然，中共中央及军委下达的“优待俘虏”的命令得到了战士们的充分理解与执行。香川孝志又对比日军的侵略行径而感慨地说：“仔细想来，日本军队是到别国领土上进行掠夺、为非作歹，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这种侵略行径是理所当然的。我终于能够跳出俘虏的立场去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了。”其后，在杉本的推荐下，他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香川孝志在思想与感情上的变化以及愿意学习的态度，使其成为赴延安受训的一员。

香川孝志一行约十四五人于1941年6月抵达延安，立即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据香川孝志回忆，日本工农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八路军政治部的王学文，早年留学日本，曾就读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在校主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实际上的校长是改名林哲的日本共产党野坂参三。“学校拟定了九条简要的‘日本工农学校总则’。办校的目的主要是对日本士兵进行政治教育。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中国话、时事，以及其他根据需要增加的课程。学生学习年限为一年。学校隶属于八路军政治部，由政治部派五名干部组成理事会,任命了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和管理学生工作的主任。‘总则’第九条规定：校方对学生提供学习上的方便和生活上的保障，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要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学生可以组织学生会，向学校当局提出改善学习、纪律、卫生、娱乐、生产等方面的建议。”学校的作息时间是：

起床6:00

早操6:00—6:30

自习6:30-8:00

早饭8:00—8:40

学习8:40-12:00（听课）

午饭12:00-13:00

学习13：00—16：00（复习或为讨论作准备）

晚饭16:10—17:00

自由活动17：00—18：00

点名18:30

学习19：30-21:00（讨论）

熄灯21:30

香川孝志结束学业后，曾留校任教，讲授政治常识，他在书中列了讲义的主要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

第一章原始公社制社会

第二章奴隶制社会

第三章封建制社会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章资本主义的特征

第二章经济的意义

第三章商品和货币

第四章资本和剩余价值

第五章经济恐慌

第三部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章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第二章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第三章社会主义社会

讲义的第一部分是以中国学者何思敬先生的讲义为基础，第二、三部分是香川孝志将一年里听王学文先生讲课的笔记详细加以整理而成。由目录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教育日本俘虏，帮助没有理论基础、文化水平较低的日本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工农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也有文体活动。学校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学生们多在休息时间和自由活动时间到俱乐部下围棋、打扑克，有时也去延河河滩打棒球。敌工部附设有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敌工学校的学生和工农学校的学生分别结成“一帮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互相教日本话和中国话,还互相学习和了解对方国家的风俗人情、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感情以及对事物的看法等问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日本工农学校非常重视与关怀,经常去学校作关于战争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形势等报告。工农学校深入浅出的教学，井然有序的学习、生活秩序，使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工农学校与敌工部干部学校的平等互动，朱总司令的亲自看望与报告，令工农学校的日本学生感动。

香川孝志经过一年的学习以及与八路军的交往，更自觉坚定地站到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一边，成为一名积极的反战人士。据香川孝志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4年5月，“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有二千四百零七名，其中主动投降者为一百一十五人。在这些俘虏中进延安工农学校学习的有三百多人”。随着人数的增多，工农学校将学生分成ABC三个年级。“A组的学生，大多数是被八路军俘虏不久的人”，由香川孝志担任教员，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即前文提到的政治常识课；"B组的讲义比A组稍微深些，内容是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学生是来八路军一年以上的人，教师是王学文先生”；“C组程度更高，是由冈野进先生（野坂参三）讲授苏联共产党史”。1944年7月，由驻华美军司令部派遣的美国军事观察组飞抵延安访问，美军司令部给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及其能力的潜在贡献，提供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价值的最有效办法和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采访日军俘虏、考察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教育方法，是其中一项具体的任务，访问延安工农学校遂成为考察的一项内容。据观察组成员约翰·埃默逊说，当时“美军正为如何管理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俘虏而感到头痛,因而想了解日本工农学校的经验”。香川孝志引用埃默逊自己的话，记录了他对延安工农学校的访问情况。“在工农学校门口，我们受到一些俘虏学生的欢迎。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组织情况、学习计划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所进行的反战活动。全校学生有一百三十五人，俘虏们的学历不高，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者只占百分之五,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是士兵,军官中只有两名是中尉级的。”“第一次参观时，旁听了一个班的课，后来做了下面这样的笔记：‘老师授课时常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依靠剥削获得超额利润为例，来说明穷人一年到头劳动还是贫困的原因。’”“工农学校的学生们说，促使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八路军对俘虏不杀、不虐待；第二，见到已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时的心理冲击；第三，八路军给我们优厚待遇；;第四，从外部得到消息说，日本有可能要失败并将出现以前不同的新政府。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工农学校的教育…..。

美国人对日本俘虏意识的改变很是讶异，他们以为应该没有什么事情要比改变日本兵士的意识更困难的了。野坂参三在接受美国人的访问时表示，“虽然常常要花上几个月，在有些棘手的情形中甚至要花去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我自认我自己亦感到惊奇，因为使感化工作获得成功比我本来所预计的要容易得多”，他对工农学校改造俘虏的成功如是解释：“他们生活和工作在这个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一种自由的气氛里。八路军并不把他们当作俘虏。他们仅是军事学生而且和中国的军事学生有着同样的自由，穿着同样的制服。”“他们在学校里和转变过来的人们在一起，那些人曾和八路军在前线共同作战过，现在为了要提高他们自己的资格而在这里念书。那些先进学生的真正反法西斯主义的热忱对于新来者是一种最有力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学生，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真正教育：百分之三十四是工厂工人，百分之三十二是农民，百分之二十一是小商人和职员,这些人在刚加入军队的时候很少知道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时候给谆谆教诲了的迷信,在获得我们的实际智识之后不能再存在了。”前文香川孝志对工农学校的回忆，不正是对野坂参三对美国人所作回答的详细注解吗？

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除了与时在工农学校任教的日本共产党员交流外，也多次直接与工农学校的几十个学生作了访谈，“他们对于我的问题的回答使我有了个印象，他们并不是机械地把他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改成了循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路线的马克思的唯物论，而是以他们的新意识，学会了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去思考”。延安工农学校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俘虏的成功亦令美国人感到折服。

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结

束了延安工农学校学业的日本人纷纷开赴前线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当然，他们的工作不是手持武器与日军拼杀，而是在思想方面做日本士兵的工作，主要方式有散发传单、送慰问袋、近距离喊话、打电话等，并帮助做新俘虏的工作，诚如杉本所说“由我们这些日本人来教育日军俘虏的效果最好。这是因为教育者本身有过当俘虏的经历，了解他们的思想苦闷，同情他们的处境”。日本人加入反战宣传队伍后，在传单内容上有了更强的针对性，如提到了日军内部的矛盾,在传单上广印“士兵的请愿书”，其内容有：“不许打士兵耳光”、“不能检查信件”、“不要打无意义的战争，赶快把我们遣返回国”、“给士兵吃饱饭，不许欺负新兵”等,直击日军士兵的心理，加剧他们的不满与厌战情绪。香川孝志回忆说：“日本士兵最欢迎的是我们送去的慰问袋。慰问袋里如果装食品他们就会怀疑可能放了毒，不敢吃，所以我们就装一些肥皂、毛巾、日记本、衬衣等日用品。后来我们还通过慰问袋与日本士兵通信。有的日本士兵来信说：‘某某碉堡已收到了慰问袋，但我们的碉堡没有，请送给我们吧！’有的接到我们的慰问袋还还礼，给我们送来日本黄酱和海带。随着双方关系的密切，反战同盟也给他们送过酒和鸡等食品。”香川孝志还具体描述了通过电话做工作的情形：“通过电话做工作，是把我们的电话线接到日军拉的电话线上进行的。用这种方法可以同时对五六个碉堡讲话，讲话的时间也长些，因而很有效。我们先是偷听碉堡里人们的谈话，掌握碉堡内部情况，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宣传。当然开始时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但在不断对话过程中，特别是我们用流利的日本话叫‘斋藤’‘大岛’等日本士兵的名字，他们就相信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甚至提议和我们交换慰问袋。”

近距离喊话，会出现多种情况，或会发生争吵，或正巧有老乡而边哭边谈话；被喊话方抑或对喊话置之不理，抑或以机枪回答，喊话者不幸中弹牺牲亦偶有发生。对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日本同志,根据地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杉本一夫有过一次危险的喊话经历,他是在1940年10月关家垴战役中自告奋勇冒着枪林弹雨亲上火线对日军喊话的。当时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百武部队和冈崎大队约1200人被八路军诱入山西省东南部武乡县城东南的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八路军对日军形成了犹如铜墙铁壁般的包围。日军的战斗机每天在战场上空对八路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和扫射。杉本主动请缨去火线呼吁日本士兵投降，他被带到距离敌方二三百公尺的正在猛烈射击的前沿阵地，敌我双方都能清楚看到对方。待到晚上战斗暂时停歇时，杉本向对方进行喊话，当时没有扩音器，喊话的工具就是手工做的喇叭。他说幸亏当时是顺风，不然对方就听不到了。他回忆喊话的内容大致是：“各位日本士兵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希望你们也别打，听我讲话。我是真正的日本人，原来是各位的战友，现在虽然是在八路军中,但我确实是日本人。在八路军里有原日本士兵组成的‘觉醒联盟’，我就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我们成立这个联盟的目的，是为了早日停止战争，多挽救一些日本士兵的生命。现在各位已被八路军包围，无法突围。你们的部队已有许多伤亡，各位已尽最大的力量坚持战斗，尽到了军人的职责。如果再战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应该避免这个最大的不幸！无谓的牺牲最愚蠢,再打下去是徒劳的，马上停止战斗吧！如果各位投靠八路军，八路军将保护你们的荣誉和生命安全。各位的对手八路军绝对不是匪徒，是一支非常优秀的正规军，从来不杀害俘虏，我就是很好的见证人。你们不要受上级军官的欺骗，放心到我们这边来吧！不要开枪,把枪高高地举着走过来，八路军绝不会向走过来的人开枪。集体来也行，个人来也行,过来吧！各位，给我回话,我在等待着你们的回话！”此次喊话没有得到对方士兵的回应，期间也有机枪对着喊声方向进行扫射。杉本推测这可能是日本士兵在火线上第一次听到日本人的直接喊话。战斗结束后，据其中的一个俘虏说，喊话过程中，日本士兵是竖起耳朵在听,并猜测喊话者是否为日本人，指挥官看到这种情况则直嚷嚷：“这是阴谋，别上当，开枪！开枪！”杉本回忆说，关家垴战役后不久，主动来投降的日本士兵开始增多。

对日军的宣传教育工作，因为有日本人的加入而打开了新局面。随着日本俘虏及其觉悟人数的增多，以他们为主的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各地建立起来。“以山西省麻田镇为中心的晋东南根据地，是杉本一夫先生等所组织的‘觉醒联盟'。该组织建立于1939年11月，是华北最早建立的日本人反战团体。同年（1939年）12月，鹿地亘先生也在重庆建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这个组织是以被国民党部队俘虏的日本士兵为主建立起来的，1940年还在延安建立了支部。进入1941年后，华北的‘觉醒联盟’在山西省太行山地区、冀鲁豫地区、冀南地区建立了支部。冀南支部是在秋山良照先生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反战同盟’在华北各地也建立了支部。这样，1942年华北就有八个反战团体分散在各地活动。”中国共产党的优待俘虏、教育俘虏的政策已然取得明显效果。

基于改造日本俘虏的既有经验，为更好地瓦解日军，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3月20日下达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一面强调须估计敌军士兵的觉悟程度，“不要提出过高的囗号,不要把最高的政治任务与具体的宣传任务混为一谈”，一面具体提出了今后须注意的一些事项：“一、应抓紧并激动当前日本士兵的情绪，如思家思乡情绪,厌战的情绪，不满意长官打骂的情绪，以增长其悲观、懈怠的意志，削弱其战斗的力量。二、宣传品的文字必须是真正的日本文，形式要短小精致，印刷精美，以适合其脾胃。三、禁止枪杀俘虏，并给俘虏以很好的招待与慰问，愿回者给以简短宣传后即释放之。不愿回者则给以由浅入深、逐渐启发其阶级觉悟的政治教育与训练，并分配他们些工作，注意训练出一些进步的俘虏，使其帮助我们进行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对于日本人建立的反战组织及其工作，中共中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1941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要求“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着重说明日本军阀和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冒险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一度在东南亚地区遭受重创，而战线的拉长、战争的久拖不决也加剧了日本的困难。中共中央提请抗日根据地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注意：“敌人的‘扫荡’会更加频繁,敌人的堡垒与封锁会更加多，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会更加残酷，我们的经济可能更困难，我们的牺牲与损失也可能更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对敌伪军的宣传和争取愈显重要与艰辛，“因为争取敌伪官兵同情我们，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共中央也揭示了日军中存在的于我有利的一种状态：“目前敌军中的不稳状态与敌兵情绪的下降，并没有因为敌寇的暂时胜利而引起任何的改变，相反，在新的战争危险的威胁前面，敌兵的苦恼及对我同情谅解的心理是日见增长着”，这既是抗战数年来中共反战宣传、优待俘虏的结果，也给我们争取日军士兵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中央希望八路军新四军“以最大的决心来坚持这个工作，不可因为以往的成绩而怡然自满，也不可急躁，企图一举成功”。

与此同时，以野坂参三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人对于教育俘虏、瓦解敌军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与推动。1942年8月，野坂参三在延安领导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大会决定把分散在各地的“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的组织合并成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上对于接下来的反战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报告，其中对日军宣传的内容和方法、对盟员的教育与训练，对新俘虏的对策以及对八路军活动的援助等问题，都写得非常具体。至1944年4月，反战同盟已发展到13个支部，223位盟员（不包括已战死或病死的约30名同志）。据杉本回忆，”我们付出生命代价开展的反战活动,已经打动了日本士兵，主动投降的也逐渐增多。日本宪兵队和日军高级将领开始重视我们的存在和活动，经常指示各部队加强警惕”。

1944年6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向各级政治部敌工部科下达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肯定了抗战数年来敌工部在瓦解敌军争取俘虏工作上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争取敌军俘虏中培养了一批日人干部，并在许多地区建立起日人自己的反战组织，此种组织，已在敌军中发生着相当的影响，在工作中集聚了初步的经验，这就为我们今后的敌军工作造成了新的有利条件。”围绕着日本人自己建立的反战组织及其工作成效，文件中对于接下来如何开展对敌工作作了四个方面的具体、详细的指示。首先，“决定凡有了日人干部，而这些日人干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为协调敌工部与解放联盟的关系，指示中明确了解放联盟与敌工部的分工。敌工部分担的工作：“定期听取联盟关于敌军工作的报告，并与日本同志共同讨论和决定敌军工作的新方针与带政策性质的诸问题;审查与批准联盟所起草的各种工作(宣传教育、新来俘虏的处理、人事等等）计划，并切实援助其工作之完成；联盟对上级送出之工作报告，应经过自己的负责审查，并在报告上副署;日人干部政治教育的指导及援助;汇集及研究各种材料及情报，并译成中文；工作经费的审查与批准，及帮助联盟总务工作的建立与其他困难的解决;负责保护日本同志的安全，特别在敌人‘扫荡’时与工作行动中要有更多的关心。”解放联盟分担的工作：“向敌工部门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并接受其领导与指示；有关联盟内部问题的解决；对敌军工作计划方案的提出及其执行；对于新来者及一般盟员之教育与审查；供给敌工部门关于敌国敌军方面的各种材料；处理批准之经费及联盟本身之总务工作（须通过中国干部来做)。”

其次，明确敌军工作的方针，继续着重于强化对敌军的宣传。在宣传内容及方式方法上作了一些具体的指示：“在宣传内容上，除应利用敌军内部的矛盾与日益恶化的生活问题，以掀起士兵的不满与斗争外，更应善于抓住政治形势中不利于敌人的方面，扩大宣传，以增强士兵的厌战与失败情绪。.……依据日本士兵的觉悟程度，目前仍不宜提出过高的政治宣传的口号，但利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与通俗化的表现形式，适当地宣传共产主义与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亦是可以而且应该逐渐开始进行的。”关于宣传的方式方法，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下几点注意事项：“在宣传同盟国胜利或日本失败时，要善于利用日本消息的本身来暴露其前后矛盾，以揭破敌方消息之欺骗性，和证实我方宣传之真实性，若只照抄我方电讯，不仅会减少宣传效用,甚至会引起日本士兵的反感；各地联盟支部，最好均能发行小型报纸，这类报纸的形式与署名，可以不一定用反战同盟或解放联盟的名义，而以各种敌方已有的地方小型报纸的伪装形式出现；对于慰问袋和物品的赠送，信件的往还以及喊话、打电话等等联欢工作,经验证明是最有效果的宣传方法，今后必须普遍地更好地采用;应当善于抓住反‘扫荡’的时机，遍写标语与广发传单，使敌兵进入我根据地内即到处接触我方宣传。”关于宣传品的制作，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即“除主要依靠各地自行写制外，延安今后每星期二、五两次，每次上午九点钟用日语罗马字向各地播送，此间写制之宣传品的教材，望各地按期收听并确实利用。“

第三，”为更多培养日本革命力量，确定今后原则上不释放日本俘虏。但有下列情形者例外：对我军俘虏政策影响尚少之日军部队，而有以释放俘虏作宣传之必要者；战况紧急或其他原因无法带走者；无教育希望者。”据野坂参三对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自战争开始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捕获的俘虏，大部分被遣回日军，合计占总数2400多人中之2000人左右，因为他们要回去”。时至1944年中期，不仅中国共产党决定原则上不释放俘虏,日军俘虏自己也多不愿回去，“他们知道最近日本的命令：立即杀死回来的俘虏，因为他们常常要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和中国共产党员开始在军队中影响士气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同志。所有的俘虏现在都被留了下来并且被送到了学校里去”。如何安排骤然增多的俘虏，指示中也给出了明确的意见：”为便于新来俘虏的处理，各地可酌量设置日人弟兄招待所，以便新来俘虏的收容隔离与进行考察,同时对于决定释放之俘虏,亦可在此种招待所内经过一定教育后,再行释放。”“估计敌后环境的困难，决定今后各地的所有俘虏，在可能情况下，一律送来延安，以便进行有系统的教育。至各地所需之工作干部，当由延安将培养较为成熟之干部陆续派出。此间并在晋西北开设有日本工农学校分校，各地送延之日人，须先送该校，经过初步教育后，再转延安。”

第四，因为敌工部工作任务的某些改变，提请敌工部同志注意，“切不可以为今后的敌军工作经过解放联盟及日本干部去进行，而自己却可以减轻责任”。批评了某些地区的干部对待日本同志态度的不当与工作的懈怠，强调对待日本同志，“必须更多的信任他们与更多的关心他们”。指示中并指出了此举更远大的目标：“认真同日本同志共同工作，并用一切努力帮助日本同志的进步，不仅为我军今日抗战所必需，而且是为我们国际共产党人替将来日本革命准备干部不可推诿的责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反战人士相继返回日本，途径东北时部分人员参加了解决日本侨民和难民的工作。与上百万的侵华日军相比，几百名反战士兵自然是个小数目，但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小觑。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俘虏的成功改造令外界讶异，其实无他，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冷静理性地把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劳动人民区分开来，在八路军开赴战场与日军血刃相见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宣言》指出：“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举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日本的工人农民，大批地强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当炮灰而牺牲了。每天在中国的战场上，成千成万的日本士兵被牺牲了。”“在前线上与你们打仗的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为着保护中国的土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家乡，为着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的军队不得不进行神圣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军队决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因此日本士兵应与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八路军不仅向交战的日军讲明事理，也这样劝导自己的战士和百姓。本着这样的认知，优待俘虏的政策才能得到贯彻，被俘的日军士兵才能接受教育和改造，诚如香川孝志等经过改造的日本人所体悟的“从阶级立场上去教育俘虏，美军是做不到的”。

【参考文献】 <<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作者：杨菁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