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见刚回国的李宗仁，一见面就说：德邻先生，你上了贼船

1965年7月26日上午九点，中南海游泳池边的水声轻轻回荡，毛主席披着灰色长衫，等候一位久别重逢的客人——李宗仁。气温不算高，可工作人员还是擦了好几次汗，大家都明白，这次会面不仅是一场礼节性的寒暄，更意味着一段长达十六年的漂泊即将落幕。

汽车的引擎声停在门口，李宗仁挽着夫人郭德洁的手走进休息室。毛主席起身迎上前，握住李宗仁的手，先笑后语：“德邻先生，你可上了贼船啊！”李宗仁微愣，随即领会，哈哈一笑：“上了就不下。”短短两句，把双方的距离瞬间拉近，也点破了多年敌对政治话语里的“匪”“贼”调侃。

追溯到1949年12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李宗仁借“养病”名义赴美。本想凭借白崇禧的几十万桂系旧部另起炉灶，怎料好梦成空。1950年蒋介石复职，1954年又将李宗仁正式革掉“代总统”头衔。从那之后，他在纽约寓所的最大乐趣就是翻报纸、写回忆录。对一个曾经指挥百团大战的将领而言，这样的日子无异于软禁。

真正让李宗仁心思转向的，是1955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宣布的“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当晚，纽约的灯光依旧，可李宗仁却难得失眠。他给香港的程思远写了一封长信，信末只留四字——“叶落归根”。联系方式一层层转报北京，周总理批示：“给他来去自由，给足便利。”

同年冬天，程思远第一次被秘密请到中南海。席间，周总理特意点了一盘两广腊味，暗示李宗仁的乡味政府记得。送客时，周总理轻声交代：“代我向德邻先生致意。”官方场合少见的温情，正是统战的细活。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把自己旅美十余载收集的名家字画寄往香港，请故宫专家鉴定。他声称总价11万多美元，结果大部分被判为赝品，只值三千。周总理原拟支付三万，呈报后毛主席哈哈大笑：“人家说十一万，咱干脆十二万！”财政部很快划款。钱不算小，但换来的是一颗真心。统战工作的韧劲，往往就埋在这种细微处。

1963年圣诞前夕，李宗仁和夫人悄悄离开美国，赴瑞士会程思远。两名美国特务一路盯梢，恰逢程思远在罗马耽搁一个星期，特务误判为旅游而松懈。瑞士湖光映雪，李宗仁擦着眼角说：“我只求一可——让我回去养老。”程思远点头，心里却清楚，回国哪有那么简单。

1965年6月，李宗仁夫妇再度启程。台北方面已放出风声，要把这位“叛逃者”抓回。中共中央得到情报后，请巴基斯坦方面协助。6月29日，卡拉奇机场灯火昏黄，两名军警悄声请李宗仁上车。车门一关，副驾驶的中国大使回头一笑：“周总理让我来接您。”那一刻，李宗仁把帽子压得更低，长舒一口气。

7月18日清晨，广州白云机场云层很低。舷梯刚落地，李宗仁对夫人轻声说：“真土厚实。”周总理、陈毅、叶剑英在上海迎接时打趣：“北伐旧军长凑齐四位，等于一桌麻将。”李宗仁哈哈大笑，却在敬酒时郑重其事地表态：“愿为国家统一尽余力。”

回北京后，毛主席的那句“贼船”玩笑揭开正式会谈的序幕。毛主席问：“住得惯吗？”李宗仁答：“北京凉爽，比纽约舒服。”毛主席点头，又转向彭真：“该给的便利一样都不能少。”气氛随和，却步步体现政策的坚定。

随后两个月，李宗仁参观东北三省重工业现场。鞍山轧钢机轰鸣，他站在厂房看着满是汗珠的工人，感叹道：“当年打仗要钢，如今自家炼钢。”9月回京的记者会上，他公开呼吁台湾同胞“认清潮流”。这番话，通过香港报纸传到台北，引起不小震动。

10月1日，毛主席特意在天安门城楼同李宗仁并肩挥手。对曾经两度担任北伐前敌总司令的他来说，这画面意味深长。城楼下礼炮齐鸣，李宗仁握着栏杆，眉头微颤，没说话。

1966年春，他携夫人重返广西老家。五十年前的北伐旧道已铺上柏油，路旁稻田泛绿。夫人不久查出癌症，中央专机接她到北京医治。病重期间，李宗仁一句“政府如此周到，我无以为报”并非场面话。

1968年秋，他在阜外医院做了直肠手术。周总理来看望时，李宗仁拉着对方的手低声说：“台湾那边，我还想再写几封信。”周总理只回答一句：“安心治病。”语气平常，却让病榻上的老人眼圈泛红。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享年八十。弥留之际，他口授最后一封信，请秘书誊清后呈送毛主席和周总理。信里写道，自己回国的选择“走对了”，并劝在台与海外旧部“早日归来”。周总理看完示意保存原件，“这是一份历史记录”。

李宗仁的一生跌宕，终点却在故土画上句号。从中南海那声玩笑开始到病榻前的谢语，两段短短对话背后，折射的既是个人命运转折，也是一部新中国统战史的注脚。统一未竟，但方向已定；个人归根，不过时代洪流里的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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